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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斷想


  我回來了,從美國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結束了十個月的國外生活,或叫它訪問、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著我回來了:創作時固有的生活習慣、生命狀態、生物鐘點。我的早晨是許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氣要在半小時後才會來。長久以來我就是這麼一個地道的笨鳥,除了頭一個飛出林子別無指望。第一件事是關掉電話鈴,到午飯前,無論火警匪警我都是渾然。我在十幾平米的空間踱步,像那種不得不長途跋涉去上班的人,還像一頭心事重重、儘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驢。我極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極怕拾起那支筆,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進了練功房卻極怕換上舞鞋,極怕把腿擱上把杆。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筆,一旦穿上舞鞋,我就會把自己傾榨到再也寫不出一個字,再也掄不動一下腿。

  有時會鄙夷地問自己,這樣慘淡經營地寫出幾部長篇小說,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間,不做飯,不聽音樂,不去領免費但需排大半天隊的軍用罐頭呢?周圍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該寫信了,該洗衣服了,該吃頓像樣的飯了。

  同時又懊悔得要命:在鏡子前多站了幾次;晚飯吃掉一小時,因為在會堂與人陷入了一個興奮的話題;本來只看新聞卻順勢看了個挺噁心的電視劇;原想學「託福」結果捧了本英文小說直讀到睡覺。精打細算的一天時間全砸了,這個人貌似勤奮刻苦卻仍是個渾渾噩噩的東西。每時每刻我都對自己有這樣多的不滿,搞得本來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難與自己相處。

  有人曾經跑來對我說:你呀,你知道你怎麼回事嗎?」他猶豫著,一面判斷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你太想出名!」

  「對極了!」我立刻說。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話一下子沒了揭露性。接著我告訴他我從四歲就醉心功名。那時我的母親常帶我去參加一周一度的詩歌會,那是個雲集著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當一個著名詩人上場時氣氛一下就不一樣了;每個人的笑都顯得可憐巴巴,每個人明明在捧場卻都含著微量的敵意。當時我想,當一個大名人多麼好啊,起碼比當我父親這樣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為一個中流名人暗裡追求成功,明裡卻得追求淡泊,必須掌握大量哲理,擺出大量姿態,向自己和向別人否定這個追求,最終剩下的精力和時間只夠讓他位居中流。

  一個美國青年對我說:「今天我之所以活著,就是因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這些成功的可能性裡包括我被競選為總統。」一個臺灣少婦告訴我:「為了做一個最成功的太太,有時我都累得沒有命了!」一個新加坡華人說:「一個國家的成功是無數個人成功相加起來的。」我很想告訴他們我們始終被教育著去儘量忽略個人成功,但面對著無論是相同人種還是不同人種,我都生怕講不清。

  寫長篇小說對我來說是件太偶然的事。編輯馬馬虎虎地約稿,我就嘻嘻哈哈答應了。但我心裡卻是十分當真的。至今我仍對任何編輯的約稿感到受寵若驚,包括那擋毫無誠意的。我所說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這事當真的編輯,他的馬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過都是存心給自己留餘地、留退路。這樣我才認真幹起來。什麼事都是在你不知怎麼幹時幹得特別順手,三個月時間我就完成了《綠血》三十萬字的初稿。這速度快得簡直讓我難為情。

  我斷定再甭想從自己腦子裡榨出一個字的時候,才從椅子上站起來。什麼都涼了,手、腳、血液,包括胸前綁著的大熱水袋。雖然我把日曆、鐘錶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個午飯時間。

  錢和時間在這年頭都極不禁花,但錢好歹還能儲蓄。有時我甚至想,失眠就讓它失吧,不必花許多時間跑衛生所,花許多時間說服醫生開給我大劑量的安眠藥。把失眠的時間用來讀書沒准倒讀出個學者來了。但別人不同意,我的親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許這個人在人人皆睡的時間獨她醒著,所以我還是去睡。先是仔細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後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無,大汗淋漓。一次最長的失眠是三十四個通宵,當我硬撐著坐到稿紙前時,不得不承認腦子已接近一個白癡。這時,眼淚嘩嘩地在我臉上流,因為我突然意識到,我非但不能做一個成功的作家,我恐怕連個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當我把長篇小說稿扛到編輯面前時,隻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種種病症,諸如突發性頭痛,它痛得讓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臨盆時的陣痛,痛得真像有什麼東西要從中娩出似的。交稿後,我一連許多天不敢見編輯,我又是失眠又是頭痛地寫掉了偌大一摞稿箋,若不成,我只有自殺去了。幸而它們都成了。之後,有人向我談起我的小說文字之流暢,結構之整體,什麼一氣呵成之類的話時,我就在心裡說:「天曉得!」

  我的午飯通常是蘇打餅乾、牛奶,闊的時候吃點水果。不能吃飽,吃個太飽午飯的惡劣後果是個大長午覺。失眠人往往在沒希望睡的時候鬧瞌睡。在美國時有人問我:「我在大陸看見許多辦公室裡放著床,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他那多半是午覺設備。他想了一會兒說:「你們什麼時候把床從辦公室搬出去,你們就有希望了。」

  我總是在午飯時間打開電話鈴。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電話裡傳出一個怪極了的聲音:「你是女作家嚴歌苓嗎?」

  我說是。心想這人有什麼病。他說他是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的,看了《中國日報》上介紹我的文章對我很感興趣,並問我對美國感不感興趣。我說當然。「那麼我們給你一個機會到美國訪問。」

  接下去,這個講中國話的美國人問我想見哪些美國作家,我一口氣講出幾個估計都健在的,但心裡想,我想見誰得看誰想見我。等我掛上電話,發現十個手指尖都在打戰。我除了對自己的堅韌自信之外,對我所具奮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自信過。我從不結交朋友,因為我相信自己毫無社交魅力;我喜好穿著,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夠漂亮;我從不把小說推薦給任何人,那是我認為它們全是些辜負我的東西。我沒有自信,因此我遠不能瀟灑地、泰然地對待這樣一個消息的降臨。連續幾天,我激動得什麼也做不了,並且不想與任何人講話。十九歲那年,當我第一次發表作品時,也興奮得悶聲不響了好幾日,除了偶然向著一片空虛傻笑一下。也就是從那時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實實做個舞蹈演員,不再從早到晚穿著一雙肮髒的舞鞋,毫無指望地蹦啊蹦,我瞄準了,或許有另一種成功的可能,一個大的轉折或許就在前面等著我。

  直到我到了美國,我想見的大作家們絕大多數都沒見著時,我才進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國和這個國家之間沒有平等可言;在我與他們之間更沒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這次訪問看成自己某種意義、某種程度的成功,實在有些可憐。

  我從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個平凡的人。我想我們十多億之眾的國家並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戰國時的大夫們,若三個月閒居,主張和思想不被採納,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來安慰他了,他也就恥於繼續默默無聞地待在這個國家,而是驅車出走,到別國尋求重視。看來追求平凡也並非我們民族世襲的美德。

  第三部長篇《雌性的草地》,我寫得極苦,這是個地道的「怪胎」,連修改都很難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寫壞了脾氣、胃口,以及與母親的關係。母親是在我的開導下和父親離婚的,父親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長又頻繁的信來安慰感情上有傷的母親,而這次卻長達三個月我沒給她一封像樣的信。甚至她提出要來看我,也被我硬著心拒絕了。在這部小說裡我為自己設計的難度,使我無力再顧及別的什麼,連去美國的訪問都變得不重要起來,訪問日期被我幾次申請推遲。看見媽媽信上寫:「年輕時,我以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總以為女兒會需要我,實際上,我始終在自作多情。」我為這些詞句流淚,心裡既煩惱又委屈。

  當我從國外回來,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有人把這歸結為聰明。我卻說:「聰明是頂靠不住的東西。」我真的這樣想,一個人最優越的素質是頑強、堅韌。只有頑強堅韌將如數報償你所付出的一切:時間,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記得有次我餓極了卻找不出東西吃,就喝兩包板藍根。一時想起韓愈說的「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但願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該;但願有一日無數成功的個體相加成一個成功的民族。

  天暗下來了。我也想歇下來,不閱讀,不看英語,不做任何正兒八經的思考。想找誰聊聊天,想讓誰用些散淡的話題來按摩一下我緊張得抽了筋的思維。然而我打消了這念頭,因為在我需要別人的時候並不一定是別人需要我的時候。日子真的是很苦。我可以永遠吃苦,但我不可能永遠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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