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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劫犯查理和我(2)

　　一早就接到警方電話，核實地點、時間、作案者的裝束，丟失的錢數、錢包的尺寸和式樣。幾天後，還是這一套問答，然後那邊挑剔出幾處微小誤差，到我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步他才饒我。

　　我有個感覺，警察不完全相信我；他們覺得這事有蹊蹺。終有一天，我被叫到警察局。桌上攤開一大本相片簿，每一頁都密佈著人臉。警察讓我努力，把少年從中認出來。我根本記不清他的臉。那種古典的、近於不真實的美貌，似是而非的膚色都是相片不能記載的。他美的形象是以他的動作和聲音體現的，沒有這兩樣，我一無線索。合上相簿，警察和我一道歎了口氣。

　　「你估計他多大？」

　　「十八，或者十九。」

　　「頭髮呢？」

　　「黑的。很正常的頭髮，特點就是正常。」

　　「什麼不正常呢？」

　　「不正常的就是——」他有種魔似的溫存。能這樣說嗎？不能。我一個有未婚夫的女人別把氣氛造得色迷迷的。「沒什麼不正常。」我說。他穿一件樣式簡單的夾克，牛仔褲大概是從「蓋普」買的。很正常。卻又有什麼在他內裡，與這正常擰著。我講不出。別說用英文，用中文，用我寫小說的筆，我也講不出。用語言形容感覺，像用笊籬舀湯，多半都是要漏掉。我也是這樣對拜倫說的，在我不決定跟他結婚的時候。

　　每當我不決定結婚，拜倫就會從西部飛來。他怕我從「不決定結婚」變成「決定不結婚」。我帶拜倫這個好孩子到一個爵士樂酒吧。他是真的好，非常正常：贊成死刑，容忍同性戀，溫和地反戰，馬路上亮紅燈，即使是空蕩蕩的馬路，他也堅定地站在一大群人中等綠燈。來酒吧這樣不完全高尚的地方，他是種施捨態度：對我，也對這裡面的整個階級。

　　進酒吧前，我在談一個月前的那次搶劫。他沒聽出什麼不一般來。一次最普通的少年犯罪啊，幹嘛我那樣失魂落魄地去講。

　　酒吧的每張桌子上都有人了。一個少年獨坐一張桌，我們同時看見了對方。我拉拉拜倫，卻沒有告訴他與我在以目光較量的是誰。拜倫規規矩矩等人來安置我倆。我的眼卻像上了子彈的槍一樣指住他。他也像進入了槍的瞄準距離的任何獵物，一動不動。

　　少年坐在這強勁的氣氛中，纖長的手指捏了只酒杯，為著心裡一個陰謀淺笑著。他微低頭啜一口酒，眼從低處往高處看我，臉顯得更尖削，出來了狐狸般的俏麗。

　　拜倫說：「走吧，沒位子，別家看看去。」

　　我已經開始往他的桌走，就這麼走過去，坐下了。坐下才發現拜倫和我一同面對他。拜倫似乎還問了句：可以坐嗎？他說當然，請。

　　他的眼睛很大很大，眼瞼的啟合決定著他整個面容的陰晴。他有著古典肖像上直而窄的鼻樑，嘴唇抿嚴時，像條癒合的傷口。他的膚色無光澤，像女人套在深色絲襪中的皮膚。我在辨認他，記憶他，下次在密密麻麻的相片中我不會再迷失。

　　根本聽不見拜倫在跟我說什麼。心在狩獵，又靜又狂喜。只要他動，我就喊。你動一動試試。這麼多人擠做一團的時候，人人都會變得勇敢，你逃不掉的。

　　他真動了，起身朝門口走，身體的某個部分在和爵士樂的節拍，使他的步態帶一點下流的典雅。他接近門口，我卻一絲兒動作和聲音也沒有。太意外了，我這是怎麼了？他的再度逃生反而讓我松一口氣似的。

　　一個黑人爵士樂歌手開始唱，拜倫轉過臉去尊重她的表演。拜倫有很多「尊重」，包括剛才尊重我的心神不寧。少年再一次逃了，我再不會遇到他了。我他媽的這分濃烈的遺憾是為沒擒住他還是為再見不著他？

　　少年卻又回轉來。他竟敢回來。手裡還拿了枝發黑的玫瑰蓓蕾。他把這枝值十元錢的花放在我面前。似乎他方才不是逃，只是為我買花去了。賄賂我？他明白先得賄賂拜倫。

　　他問拜倫：「可以嗎？」語調姿態的柔弱謙恭感動了拜倫，他對我笑笑，為我驕傲似的。

　　謎一樣的氛圍卻仍在我和少年之間，拜倫以為他也參加進來了，其實那僅僅是談話。他倆談經濟、談教育經費的縮減、談中東局勢，也談暴力電影。

　　他說：「這些電影都是有『暴』無『力』，因為內心都沒有動作！」

　　拜倫溫和地與他爭論，始終是「讓你三步棋」的微笑，帶蔑視地欣賞著他。

　　窄窄的小桌上一塊藍紅方格的桌布，我的手在那下面被這少年握住了。那手還在得寸進尺地，愈來愈完全地佔有我的手。他已扳轉了俘與被俘的關係。我知道掙脫他並不難，但能否掙脫自己對他不可理喻的戀想，我無把握。我對自己變得如此無把握；對自己會在這樣的偷歡中淪落到那一步，我全無把握。令我絕望的是，我是這樣容易被勾引；我天性中，有這樣難以救藥的缺陷。

　　少年走了不久，我們也離開了。

　　街口，一個鮮花攤子上的墨西哥女孩扯住我，用不連貫的英語嚷，說我的花是她的。

　　「狗婊子養的，搶了花一下就跑沒了！……剛才又回來，對我道了聲對不起！」

　　我感到很噁心，包括我自己，還有這個溫和地想掙回面子的拜倫。他說何以見得這玫瑰就是由她那兒搶的。

　　「當然搶的！今晚我沒賣掉一朵花，惟一的，是被那雜種搶去的！」

　　拜倫將我手裡的花狠狠奪下，又狠狠往賣花女孩面前一伸。女孩卻向我們要錢，說花她不要了。她吵鬧得像只母鵝，直到我屈服，付了十塊錢，她才住嘴。

　　我和拜倫一路上都沒說話。

　　我知道他心裡的那點不清不爽的感覺不會滯留太久，不像我。我則是恐懼了。現在我才明白，那個傍晚我突然的迷失，一直暗暗在我命運中延伸著。地理方向的迷失只是最表面的一個症狀，還有種種的迷失，在愛與憎，是與非，以至黑與白之間。

　　拜倫走時，我對他說我願意和他結婚。和我結婚吧，我略哽咽地說。不能總這樣迷失下去，拜倫，用你的正常領我走出來；醫治我吧。據說婚姻能辦到許多事情，包括根除那些病一樣纏人的，不三不四的情愫。

　　拜倫買了一隻小鑽戒給我。將它套在手指上時，我仿佛在受戒。

　　很快就要畢業了。畢了業我就要結婚去。

　　畢業作我和電影系的中國女生李梅一塊做。我寫了劇本由她來拍攝。我和李梅合作對我有益，不然我寫著寫著就上歧路了。她總用兩根手指將我一點，像京劇中的武生：「又來了！……哪，這裡！我怎麼拍？！」她總要把我拉回來，要我通俗些，具體些，人之常情些。

　　在藝術中，李梅的角色很像拜倫在我的生活中。他們襯出我總是欠那麼點正確。

　　我們在學校的廣告欄貼出廣告，招志願演員。女的很快有了，男的卻沒人肯來演。不付錢的事，在美國的男人是不喜歡做的。兩星期之後，李梅接到一個電話，男角色才算有著落。

　　李梅拉我到西北大學去看這個男演員。按講好的地址，我們上六樓。走廊一頭是個大廳，舞蹈系的教室。暗暗的走廊中可聽見一個灰濛濛的嗓門在念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節奏綿綿的，單調得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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