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爭光 我的簡歷及其它
楊爭光
1957年，我出生於陝西乾縣。1964年，我在我出生的村莊上小學。兩年後，是
世界矚目的文化大革命。我記憶最深的課文是「小貓釣魚」和「年四旺狠鬥私字一
閃念。」四年級，我作為全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被老師吊在褲帶上，在縣
城裡招搖了好多天。1974年底，我從一所農村中學畢業，回鄉種地，並染上抽煙的
惡習。1978年，我考人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習漢語言文學。我買最便宜的牙膏，抽
廉價的劣質煙草。我讀了一些書，知道了托爾斯泰和海明威。知道了魯迅不是世界
上惟一的偉大作家。1982年，我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協工作。這一年，我見到了漂亮
的抽水馬桶，在出了許多洋相之後，我感到了屁股的高貴。也是在這一年，我到北
京走了一趟。北京的街道使我淚眼模糊。轉過年，我便娶妻養子了。
1979年，我發表了第一首詩。1980年，我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那時候，我想當
詩人。我對詩產生過十多年的迷戀。1986年，我在陝北的一個小村裡住了整整一年。
這一年的經歷對我產生的影響非我所料。我和小說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後的幾年中，
我寫的小說大多收在我的第一本小說集——《黃塵》裡。
1989年底，我調到西安電影製片廠任專業編劇。和電影的交情又一次帶給我一
些運氣。我寫了《黑風景》、《賭徒》、《棺材鋪》、《老旦是一棵樹》等幾個中
篇小說。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它們和電影的某種關係。在西影的兩年中，我寫過
七個電影劇本，有兩個拍成了電影。其中《雙旗鎮刀客》獲得日本夕張國際驚險與
幻想電影節大獎。據說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我自然不宜多嘴。
在我寫作的過程中，許多人給我無私的幫助；我的每一篇作品的編輯，都為我
付出了勞動。我對他們滿懷感激。
中國的小說，我喜歡《紅樓夢》和《創業史》。
在作家中，我喜歡列夫·托爾斯泰和魯迅。
契訶夫的機智和海明威的簡潔使我絕望。偉大的小說家，以他們的天才，使小
說的寫作荊棘密佈，險象叢生，令人望而卻步。可惜的是，天才和普通人一樣也會
死，而不斷發展的時代又不能沒有小說藝術。要不，他們寫，我們讀，那該有多麼
愉快。
是的，小說是一門智慧的藝術。問題在於，操作是一回事，是否具有操作的智
慧，是另外一回事；寫出幾篇可看的東西是一回事，寫成一個真正的小說家，又是
一回事。
然而，契訶夫沒有因為列夫·托爾斯泰和莫泊桑的存在而改行。大狗叫，小狗
也叫，各用各的聲音叫，他這麼說。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和他們叫得一樣好聽。
既然這樣，那就甭管那麼多。想叫就叫幾聲——
我迄今為止的小說，多以農村為背景。我這樣做是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
熟悉他們；其次，我以為，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中國的城市是都市村莊。中國農
民最原始最頑固的品性和方式，滲透在我們的各個方面。愚昧還是文明？低劣還是
優秀？這只是一種簡單的概括。它是靠不住的。
他們遇到了一些事情，他們按他們的方式做了。我就這麼寫。這也是我最感興
趣的。當然，我得按我的方式和語言去說，去講述。
我有意和我所寫的東西保持著距離。我以為這樣做，我就可以平靜一些，儘量
避免受自己的欺騙。
我想說的一切，都在我的小說裡。如果是一個故事，它就在故事的過程中；如
果是幾個人物，它就在人物的行為裡。小說只能是小說。小說之外的話，只能在小
說之外去說。
當我感到我的小說用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我就會考慮把它撕掉，然後吹幾聲
口哨，或者找人聊天去。我覺得這樣做，可能比寫那篇小說更有意思。
我沒有文思泉湧的時候。我寫得很苦。
優秀的小說是由優秀的小說家和優秀的評論家、優秀的讀者共同創造出來的。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的鑰匙不一定在小說家的手裡。
優秀的小說，可能掛滿了鎖。它需要鑰匙。
但是，真正的評論家不僅僅是一把鑰匙。他有自己的話要說。小說是他說話的
材料。世界上沒有萬能的鑰匙。對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都有興趣說話的評論家，是可
疑的。為評論而寫的小說，肯定乏味；看小說家的臉色而作的評論，同樣乏味。小
說和評論都需要一種勇氣。好的評論不僅要觸動小說家，也要觸動眾多的讀者。
但我是真誠的。只要我還寫小說，我就需要評論的關注。也正因為我還寫小說，
我希望我能讀到令我心動的評論，不管它評論的是哪位作家，哪篇作品。
我寫得很少。我還有幾個東西要寫。我希望我能寫好它們。除此之外，我還希
望我能有一套房子，把我從地下室那間十幾平米的屋子裡解放出來。那裡終年不見
陽光。我一家三口在那裡已住了整整八年，恰好和常寶裝啞巴的時間一樣長短。
當然，這僅僅都是希望。
199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