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12)_楊絳

一二

　　§（一）

　　一九三五年七月，鐘書不足二十五歲，我二十四歲略欠幾天，我們結了婚同到英國牛津求學。我們離家遠出，不復在父母庇蔭之下，都有點戰戰兢兢；但有兩人作伴，可相依為命。

　　鐘書常自歎「拙手笨腳」。我只知道他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只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我並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個門牙。他是一人出門的，下公共汽車未及站穩，車就開了。他臉朝地摔一大跤。那時我們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們夫婦，還有住單身房的兩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訪問的醫學專家。鐘書摔了跤，自己又走回來，用大手絹捂著嘴。手絹上全是鮮血，抖開手絹，落下半枚斷牙，滿口鮮血。我急得不知怎樣能把斷牙續上。幸同寓都是醫生。他們教我陪鐘書趕快找牙醫，拔去斷牙，然後再鑲假牙。

　　牛津大學的秋季始業在十月前後。當時還未開學。我們下船後曾在倫敦觀光小住，不等學期開始就到牛津了。鐘書已由官方為他安排停當，入埃克塞特學院，攻讀文學學士學位。我正在接洽入學事。我打算進不供住宿的女子學院，但那裡攻讀文學的學額已滿，要入學，只能修歷史。我不願意。

　　我曾毫不猶豫地放棄了美國韋斯利女子學院的獎學金，因為獎學金只供學費。我的母校校長以為我傻，不敢向父親爭求。其實我爸爸早已答應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負擔重，他已年老，我不願增加他的背累。我指望考入清華研究院，可以公費出國。我居然考上了。可是我們當時的系主任偏重戲劇。外文系研究生沒一個專攻戲劇。他說清華外文系研究生都沒出息，外文系不設出國深造的公費學額。其實，比我高一級的趙蘿蕤和我都是獲得獎學金的優秀生；而清華派送出國的公費生中，有兩人曾和我在東吳同學，我的學業成績至少不輸他們，我是獲得東吳金鑰匙獎的。偏我沒出息？我暗想：假如我上清華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選修了戲劇課，說不定我也能寫出一個小劇本來，說不定系主任會把我做培養對象呢。但是我的興趣不在戲劇而在小說。那時候我年紀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覺得很不服氣。既然我無緣公費出國，我就和鐘書一同出國。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費。

　　可是牛津的學費已較一般學校昂貴，還要另交導師費，房租伙食的費用也較高。假如我到別處上學，兩人分居，就得兩處開銷，再加上來往旅費，並不合算。鐘書磕掉門牙是意外事；但這類意外，也該放在預算之中。這樣一算，他的公費就沒多少能讓我借光的了。萬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麼辦？我爸爸已經得了高血壓症。那時候沒有降壓的藥。我離開爸爸媽媽，心上已萬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們要錢？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於做一個旁聽生，聽幾門課，到大學圖書館自習。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後茶和晚餐。我們住一間雙人臥房兼起居室，窗臨花園，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學生，就沒有功課，全部時間都可自己支配。我從沒享受過這等自由。我在蘇州上大學時，課餘常在圖書館裡尋尋覓覓，想走入文學領域而不得其門。考入清華後，又深感自己欠修許多文學課程，來不及補習。這回，在牛津大學圖書館裡，滿室滿架都是文學經典，我正可以從容自在地好好補習。

　　圖書館臨窗有一行單人書桌，我可以佔據一個桌子。架上的書，我可以自己取。讀不完的書可以留在桌上。在那裡讀書的學生寥寥無幾，環境非常清靜。我為自己定下課程表，一本一本書從頭到尾細讀。能這樣讀書，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

　　學期開始後，鐘書領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兩條黑布飄帶。他是我國的庚款公費生，在牛津卻是自費生，自費的男女學生，都穿這種黑布背心。男學生有一隻硬的方頂帽子，但誰都不戴。領獎學金的學生穿長袍。女學生都戴軟的方頂帽子。我看到滿街都是穿學生裝的人，大有失學兒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無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學的大課，課堂在大學樓；鐘書所屬學院的課，課堂借用學院的飯廳，都有好些旁聽生。我上的課，鐘書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課。他最吃重的是導師和他一對一的課。我一個人穿著旗袍去上課，經常和兩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課堂側面的旁聽座上，心上充滿了自卑感。

　　鐘書說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課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學校管轄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兩屆的論文題目。這也使我自幸不必費這番工夫。不過，嚴格的訓練，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這麼多自由閱讀的時間，准會有更大的收穫。反正我們兩個都不怎麼稱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據說他將為牛津大學設立一個漢學教授的職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漢學家，專研中國老莊哲學。K．J．是牛津某學院的駐院研究員。富翁請我們夫婦到他家吃茶，勸鐘書放棄中國的獎學金，改行讀哲學，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氣裡，中國的獎學金區區不足道。鐘書立即拒絕了他的建議。以後，我們和他仍有來往，他弟弟更是經常請我們到他那學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請教許多問題。鐘書對於攻讀文學學士雖然不甚樂意，但放棄自己國家的獎學金而投靠外國富翁是決計不幹的。

　　牛津大學的學生，多半是剛從貴族中學畢業的闊人家子弟，開學期間住在各個學院裡，一到放假便四散旅遊去了。牛津學制每年共三個學期，每學期八周，然後放假六周。每三個學期之後是長達三個多月的暑假。考試不在學期末而在畢業之前，也就是在入學二至四年之後。年輕學生多半臨時抱佛腳，平時對學業不當一回事。他們晚間愛聚在酒店裡喝酒，酒醉後淘氣胡鬧，犯校規是經常的事。所以鐘書所屬的學院裡，每個學生有兩位導師：一是學業導師，一是品行導師。如學生淘氣出格被拘，由品行導師保釋。鐘書的品行導師不過經常請我們夫婦吃茶而已。

　　牛津還有一項必須遵守的規矩。學生每週得在所屬學院的食堂裡吃四五次晚飯。吃飯，無非證明這學生住校。吃飯比上課更重要。據鐘書說，獲得優等文科學士學位之後，再吃兩年飯（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碩士；再吃四年飯，就成博士。

　　當時在牛津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是獲得獎學金或領取政府津貼的。他們假期中也離開牛津，別處走走。惟獨鐘書直到三個學期之後的暑假才離開。

　　這在鐘書並不稀奇。他不愛活動。我在清華借讀半年間，遊遍了北京名勝。他在清華待了四年，連玉泉山、八大處都沒去過。清華校慶日，全校遊頤和園。鐘書也遊過頤和園，他也遊過一次香山，別處都沒去過。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華上學，他北來看我，才由我帶著遍游北京名勝。他作過一組《北遊詩》，有「今年破例作春遊」句，如今刪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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