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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


  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閒話。

  據老王自己講:北京解放後,蹬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一步」,就「進不去了」。他感歎自己「人老了,沒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煌恐,因為他是單幹戶。他靠著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有個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此外就沒什麼親人。

  老王不僅老,他只有一隻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願坐他的車,怕他看不清,撞了什麼。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候不老實,害了什麼惡病,瞎掉一隻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見。有一次,他撞在電杆上,撞得半面腫脹,又青又紫。那時候我們在幹校,我女兒說他是夜盲症,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晚上就看得見了。他也許是從小營養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許是得了惡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後者該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們夫婦散步,經過一個荒僻的小胡同,看見一個破破落落的大院,裡面有幾間塌敗的小屋;老王正蹬著他那輛三輪進大院去。後來我坐著老王的車和他閒聊的時候,問起那裡是不是他的家。他說,住那兒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給我們樓下人家送冰,願意給我們家帶送,車費減半。我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胡同口蹬三輪的我們大多熟識,老王是其中最老實的。他從沒看透我們是好欺負的主顧,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

  「文化大革命」開始,默存不知怎麼的一條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請了假,煩老王送他上醫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擠公共汽車到醫院門口等待。一老王幫我把默存扶下車,卻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我一定要給錢,他啞著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我笑說有錢,他拿了錢卻還不大放心。

  我們從幹校回來,載客三輪都取締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輛三輪改成運貨的平板三輪。他並沒有力氣運送什麼貨物。幸虧有一位老先生願把自己降格為「貨」,讓老王運送。老王欣然在三輪平板的周圍裝上半寸高的邊緣,好像有了這半寸邊緣,乘客就圍住了不會掉落。我問老王憑這位主顧,是否能維持生活。他說可以湊合。可是過些時老王病了,不知什麼病,花錢吃了不知什麼藥,總不見好。開始幾個月他還能扶病到我家來,以後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了。

  有一天,我在家聽到打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裡。往常他坐在登三輪的座上,或抱著冰傴著身子進我家來,不顯得那麼高。也許他平時不那麼瘦,也不那麼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兩隻眼上都結著一層翳,分不清哪一隻瞎、哪一隻不瞎。說得可笑些,他簡直像棺材裡倒出來的,就像我想像裡的僵屍,骷髏上繃著一層枯黃的幹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我吃驚說:「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嗎?」

  他「嗯」了一聲,直著腳往裡走,對我伸出兩手。他一手提著個瓶子,一手提著一包東西。

  我忙去接。瓶子裡是香油,包裹裡是雞蛋。我記不清是十個還是二十個,因為在我記憶裡多得數不完。我也記不起他是怎麼說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們的。

  我強笑說:「老王,這麼新鮮的大雞蛋,都給我們吃?」

  他只說:「我不吃。」

  我謝了他的好香油,謝了他的大雞蛋,然後轉身進屋去。他趕忙上住我說:「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來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許覺得我這話有理,站著等我。

  我把他包雞蛋的一方灰不灰、藍不藍的方格子破布疊好還他。他一手拿著布,一手攥著錢,滯笨地轉過身子。我忙去給他開了門,站在樓梯口,看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直擔心他半樓梯摔倒。等到聽不見腳步聲,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塗了。那直僵僵的身體好像不能坐,稍一彎曲就會散成一堆骨頭。我不能想像他是怎麼回家的。

  過了十多天,我碰見老王同院的老李。我問「老王怎麼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

  他還講老王身上纏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麼溝裡。我也不懂,沒多問。

  我回家看著還沒動用的那瓶香油和沒吃完的雞蛋,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為什麼,每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因為吃了他的香油和雞蛋?因為他來表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一九八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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