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人生邊上命與天命(3)

命與天命(3)

　　（三）人能做主嗎？

　　既然人生有命，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麼，「我」還有什麼責任呢？隨遇而安，得過且過就行了。

　　人能不能自己做主，可以從自己的經驗來說。回顧自己一生，許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決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某高官曾許錢鍾書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鍾書一口拒絕不要。我認為在聯合國任職很理想，為什麼一口拒絕呢？鍾書對我解釋：「那是胡蘿蔔。」他不受「胡蘿蔔」的引誘，也不受「大棒」的驅使。我認為他受到某高官的賞識是命。但他「不吃胡蘿蔔」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為在那個時期，這個職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聰明，有他的個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絕。

　　抗日勝利不久，解放戰爭又起。許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國外逃跑。我們的思想並不進步。我們讀過許多反動的小說，都是形容蘇聯「鐵幕」後的生活情況，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處境，所以我們對共產黨不免害怕。勸我們離開祖國的，提供種種方便，並為我們兩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出國也不止一條路。勸我們留待解放的，有鄭振鐸先生、吳晗、袁震夫婦等。他們說共產黨重視知識分子。這話我們相信。但我們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識分子。我們不是科學家，也不是能以馬列主義為準則的文人。我們這種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沒用的。我們考慮再三，還是捨不得離開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飯過日子，做馴順的良民，終歸是可以的。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二十八歲做中學校長，可說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長的料，我只答應母校校長王季玉先生幫她把上海分校辦成。當初說定半年，後來延長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讓我辭。這是我和季玉先生鬥志了。做下去是千順百順，辭職是逆水行舟，還兼逆風，步步艱難。但是我硬是辭了。當時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資，好好的中學校長不做，做了個代課的小學教員。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選擇。因為我認為我如聽從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順從她的期望，一輩子承繼她的職務了。我是想從事創作。這話我不敢說也不敢想，只知我絕不願做校長。我堅決辭職是我的選擇，是我堅持自己的意志。絕不是命。但我業餘創作的劇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該說是命。我雖然辭去校長，名義上我仍是校長，因為接任的校長只是「代理」，學生文憑上，校長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隨後珍珠港事變，「孤島」沉沒，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長也沒有機緣了。但我的辭職，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命，是我的選擇。也許可說，我命中有兩年校長的運吧。

　　我們如果反思一生的經歷，都是當時處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關鍵時刻，做主的還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運途」比作河，船隻能在河裡走。但「命造」裡，還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擱淺或傾覆的時候，船裡還有個「我」在做主，也可說是這人的個性做主。這就是所謂個性決定命運了。烈士殺身成仁，忠臣為國捐軀，能說不是他們的選擇而是命中註定的嗎？他們是傾聽靈性良心的呼喚，寧死不屈。如果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寧死不屈，是堅決的選擇，絕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大戰開始，日寇侵入中國。無錫市淪陷後，錢家曾有個男僕家居無錫農村，得知南京已失守，無錫又失守，就在他家曬糧食的場上，用土法築了一座能燒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個個跳入火中燒死。南京失守，日寇屠殺人民、姦污婦女的事，很快就傳到無錫了。他們不願受姦污、被屠殺，全家投火自焚。老百姓未必懂得什麼殉國，但他們的行為就是殉國呀！能說他們的行為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不由自主嗎？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鄉人特到錢家報告的。錢鍾書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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