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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故障出在接頭處，將銹蝕的線頭用鉗子剪掉，捋出一段新的，兩下裡接好，用絕緣膠布纏緊，通知總機試線。鈴，電話響起來了，從窗外看到屋裡的副軍長向電話走去，我們收拾工具返部。

　　月亮已高高地升上了中天，這天的月亮是滿月，水銀般傾瀉進大海，使冰冷陰鬱的大海漂亮了，生動了。我們踏著月光下閃閃的薄冰走，放眼望去，前前後後的路上，只有我們兩個。冬天，沒有風的海島真靜啊，靜得像一汪水，一坨冰，靜得仿佛這個世界上什麼都沒有了，只有你。……兩雙大頭鞋一重一輕，哢哢哢哢，薄冰在鞋下時而發出細脆的破裂聲。姜士安胸前交叉背著磁石單機和工具袋，兩手拎兩隻大鐵鞋，我只背一部單機和自己的水壺，卻仍是感到疲乏。餓倒是不餓了，也不再冷，木了，只有心頭的憂鬱揮之不去……

　　「你想家了是吧？」走了一會兒，姜士安打破靜寂。

　　「你呢？」我扭過臉去。他搖頭。我問：「為什麼？」

　　「……部隊就是我的家。」

　　我不說話了。並不是反感他這樣說——那時大家常這樣說，帶著相當的真誠——只是談話的欲望沒有了。

　　靜靜的海島，靜靜的冬夜，只有大頭鞋踏冰的聲音，哢哢哢哢……

　　「什麼是家？」姜士安又開口了，像是問我，又像自問。

　　這倒是我小時常思考的問題，還在幼兒園時。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家，就是你住的那個房子加上爸爸媽媽。但是此刻，我沒有跟這個人說這種話的心情。見我沒開口的意思，姜士安只好自己回答：「家，不就是親人嗎？來到部隊，我覺著很溫暖，特別是——」他猝然打住，停了停，才又說，「我說的是真的。……我沒爹沒媽，我沒有家。」

　　我大吃一驚。「沒爹沒媽也得有家啊。……當兵前你住哪？」

　　「爺爺家，姑姑家，叔叔家，輪著住。他們對我都很好，特別是爺爺，家裡窮成那樣，也得讓我上學，學費也是由他出面，從各家斂。從小我就知道自己是別人的負擔，要少吃飯。每到吃飯，有剩的不吃新的，有孬的不吃好的，而且，從不吃飽，只吃到覺著不那麼餓了，就放筷子。」

　　「你爸媽呢？」

　　「聽爺爺說我剛生下來不長時間媽就死了，後來爹又死了。」

　　「怎麼死的？」

　　「病死的吧。」

　　這是一件超乎我經驗之外的事情——我父母雙全家庭溫暖——不知該對此發表些什麼樣的意見才好，泛泛說幾句沒有意思，什麼都不說也不大像話，想了想，就說了。「其實呀，誰也不可能指望父母陪自己一輩子，是不是？……等你以後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啦。」這番話之於我純粹是鸚鵡學舌，是一種我認為與己無關的理論。那個時候的我根本不能想像父母離我而去，至於結婚，也覺著只是別人的事情。卻不料姜士安竟會被這種有口無心的話打動，聞此後那樣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心裡咯噔一下，幸而他什麼都沒有說。

　　幾年後，我被我自己的話不幸言中。

　　父親走得非常突然。

　　那天夜裡，我一夜沒睡，在醫院靠海邊那間單身宿舍裡整整寫了一夜。那是我第一個中篇小說，以父親為原型。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也是以父親為原型，寫了一個從戎一生的老軍人面臨離休時的心態。小說發表後姐姐來信說：「你的小說對爸爸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和安慰。」

　　父親一生仕途不順，開頭還好，不到四十歲時第一次授銜，就是兩杠四星，大校。那會兒，為了父親我多自豪啊。同時，內心深處又那樣熱烈地希望父親能「再升一升」，再升一升就是少將，將軍，我崇拜將軍！對一個生在軍營長在軍營的小孩子來說，軍銜就是她用來衡量父輩成就和榮譽的唯一可見的標誌。但是父親再也沒升，「文革」開始後，一切都偏離了原先可能的軌道。先是被降職，後來複職，去了軍區轄區內最窮的一個地方任軍分區司令。父親是乘一輛北京吉普去赴的任，途經我們部隊駐地，頭一天我乘船出島等候他們。北京吉普風塵僕僕開來，在我面前停住，車上母親和父親一起。在我的記憶中，母親永遠和父親一起，不管父親是升是降，是去繁華都市還是窮鄉僻壤。那次我和父母在一起待了半個小時，說的什麼都忘記了，不能忘記的是他們當時的狀態和神情。父親滿臉長途跋涉的塵土，仍遮不住由裡向外滲透著的一種光輝，沉靜，堅定，激奮，昂揚。母親臉上的神情就是父親心情的鏡子，或是父親心情的一種比較通俗的詮釋：笑眯眯的。決不會單單因為官復原職，從大軍區機關、正規軍平調到地方部隊，算什麼官復原職？但那終究是一方相對獨立的領域，他終究是要去那方領域裡當一把手，就好比農民渴望自己的一塊土地，一個軍官，渴望的不就是一個指揮權嗎？儘管那裡窮，偏僻，他不在乎！我想可能就是在那一刻，我隱約懂得了一點父親，懂得了一點男人。但是，父親的仕途到此為止，幾年後，他被免去司令員職務，為該軍分區的顧問，顧問即離休的緩期執行，父親面臨著人生的重大轉折。那段日子，是我們家最陰暗的一段日子，父親被降職時都不曾有過。母親和我們姐妹之間的通信往來中，充滿了擔心憂慮。我在寫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時，把這一切寫了進去：

　　可是，明顯消瘦的爸爸並不因此多吃一點。每次晚飯後他總是默默站在院子裡，仰望著天空飄浮的雲彩。陣風掀起他灰白了的頭髮，他一動不動，顯得那樣蒼老孤獨。以前，媽媽總嫌他不知著家，現在，他在家的時間實在太多了；以前，家裡的客人往來不斷，尤其到節假日，簡直讓人心煩，電話也總是跟著爸爸追，睡覺都不得安寧。現在，家裡實在太靜了，因為已沒有什麼事再需要他，生命的主要部分已經結束了。儘管爸爸從沒有在我們面前抱怨過一句，但從他日見衰老的臉上來看，這樣下去，簡直要他的命。

　　寫這個東西的時候我二十多歲，不論年齡性別還是閱歷，都無法準確揣摸出一個經歷坎坷、五十多歲男人的切實心境，我只能白描；到不能白描時，作者非得出來說話時，在小說的結尾處，我給小說中的主人公安排了一個出路，讓他寫回憶錄。小說發表後不久，父親就離休了。一次我回家探親，就說爸爸你真的可以寫回憶錄嘛，要不，我來做你的助手？記得當時父親笑了，沒說話；我固執地要他說。他說：寫回憶錄，是需要一定職務的。心「嗵」地在胸腔裡一跳，震得耳朵裡一陣轟轟，我不敢再看父親。這個事實我是知道的呀，這不是規定，是規律，規律比規定更無情更不可抗拒：誰會對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的回憶錄感興趣呢？你自己覺著風風雨雨曲折坎坷可人家要看的是經歷了那一切之後的成就，看那面插上了頂峰的勝利旗幟，所謂名將名人明星。以前我們從來不跟父親談論這些，回避，像好心的家人回避跟病人談論他不可治癒的疾病。而今，父親自己坦然說出。面對父親我檢視自己：對於小說中的父親，我安排他寫回憶錄憑的是想當然是不假思索是一種偷懶；對於小說外的父親，我得承認，我這樣說純是為了安慰，帶著年輕人的粗疏和不負責任。就是那一次，我對我自己和父親開始了以前所沒有過的剖析和審視，或者可以這樣說，我對父親的關心觀察瞭解，恰恰是從他的要離休開始。也許這只是一種巧合，是因為恰恰在他離休的時候，我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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