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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歌詠比賽是最後一個故事了。 　　各中隊列隊進場，幹警們穿了全套警服。兩首規定歌曲，兩首自選歌曲，由幹警們打分，如同電視裡的歌賽規則一樣：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得分為－－各中隊依次上場，穿了各中隊自己規定的衣裝。個個精神飽滿，態度嚴肅，歌聲很整齊，使人們想起少先隊員的隊日。表現尤其出色的是三中隊，平時使隊長們最頭痛的「二進宮」中隊，穿了一色白衣白裙，在一位紅衣紅裙的女孩指揮下，齊聲歌唱，情緒十分激越。她們的分數遙遙領先，得了第一名。宣佈的時刻，三中隊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那紅衣女孩上臺領獎時，竟流下了眼淚。而其餘的中隊都十分沮喪，臉上流露著不屑的神情。會後，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隊隊長跑到大隊部查分，說評得不公，並且，有一種流言開始流傳，那就是三中隊評為第一名，是因為隊長們鼓勵她們，讓她們早日改造完畢。而這一切，卻都使人們變得天真和純潔了，無論是幹部還是勞教。 　　歌詠比賽結束了，勞教們進了工場繼續做活。幹部們下班回家了，汽車在路上顛簸，落日在後窗上冉冉下沈，女孩們長久地快樂地議論著歌詠比賽的事情，這給隊長們帶來的快樂是和帶給勞教們同樣多的。我感動地想道：在這裡尚保留著一片聖潔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負了十字架的革命者從熱鬧的上海，來到這偏僻荒蕪的丘陵，披荊斬棘，建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們以他們那雖然受挫卻依然虔誠的信念牢牢衛護著一支朗朗的行進著的佇列歌曲。他們三十年來，幾乎一直過著類似供給制的生活。一個五歲的孩子第一次進上海，望著沿街的商店，驚異地說道：上海有那麼多的供應站啊！甚至三十年來，他們還能完好地保留著上海的口音，而沒有被四下包圍著的皖南口音異化，再甚至還稍稍地、隱隱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對外地人的小小偏見。它給人與世隔絕的感覺。而這些女人們卻帶著上海最陰暗的角落裡的故事，來到這土地上。她們來了兩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創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帶了最近的奇異而醜陋的故事來到這裡。這些故事好像水從河床裡流淌似的綿綿不斷，從這裡流去，留下了永遠的河床。 　　在那初次來到的暴熱的晚上，有一位隊長對我說：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在做這一些，有沒有意義。她的臉隱在幽暗的燈影裡，看上去有些軟弱。我鼓勵她道：「我覺得很有意義，你們的勞動使一些人變好了。」她微笑著看著我們：「你們相信嗎？」「我想，我是相信的。」因為那是初來的日子，我這樣回答。「有時候送了一個人走，很快又接了她進來，這樣的時候，我就不相信了。」她憂傷地轉過臉，沈默了很久。她的父親是最早來到白茅嶺的公安幹部，那都是一些帶了錯誤，懷了贖罪心情來到此地的開墾者。她又想說她父親的事情，張張嘴又打消了念頭，算了。過了一會兒，她轉回眼睛，說：在這裡，有一點好處。什麼好處？我問。在這裡，面對了勞教和犯人，你會覺得你比他們都強，都勝利，你的心理就平衡了。我心裡奇異地感動了一下，我想，她是將我當成了朋友，才對我說了這樣深刻而誠實的心情。那一個夜晚，是令人難忘的，月亮很炎熱地懸在空中，四下裡都是昆蟲的歌唱。 　　白茅嶺的採訪應當到此結束了，可是過後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記錄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記著那個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為她的申訴提供幫助，她絕望的神情使我們耿耿在懷。他通過一些朋友關係在公安分局找到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記錄的材料是驚人的，無法為她開脫，她對我們說了謊，效果還相當成功。這使我們對白茅嶺得來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們也許是虔誠而感動地一個接一個一共聽了十幾位女人的謊言，便覺得事情十分滑稽，卻也難免十分沮喪。 　　第二件事是我們受託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後遇到種種挫折，受人歧視，她曾先後來過兩封信給過去的隊長，前封信說：我如不是想到隊長你，我就又要進去了！後封信說：假如我又做了壞事，隊長你一定要原諒我，我實在太難了。我們十分周折地在一個菜市場後面嘈雜擁擠的平房裡找到了她，遞給她我們的名片，說如有什麼困難，可來找我們。她瞥了一眼名片，說：你們是作家，作家就只能寫幾篇文章，登在報刊上，便完了，你們幫不了我什麼的。我說我們願意試一試，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說：「你們是幸福的人，不像我們，我們只有去買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覺得很幸福。你們以後不要再到我們這裡來了，你們如經常來這種地方，會變得殘酷的。」當我們說話的時候，總有許多人從門裡走出來看我們，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來。在這些前後挨得很近，以至長年照不進陽光的房子裡，有些什麼樣的生計呢？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只覺得罪惡離這裡很近，只在咫尺之間。犯罪在這裡，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處在兩個世界的邊緣，稍一失足，便墮入了另一個世界裡。離開她家，我們上了汽車，紅綠燈在路上閃耀。據此訪問十個月之後，米尼從這個世界出發，向那個世界航行了。這是一個走向深淵的故事。我以我的所有想像力，調動我的所有舊的和新的經驗，去完成這一個過程。我想知道米尼為什麼那麼執著地要走向彼岸，是因為此岸世界排斥她，還是人性深處總是嚮往彼岸。我還想知道：當一個人決定走向彼岸的時候，他是否有選擇的可能，就是說，他有無可能那樣而不這樣走，這些可能性又是由什麼來限定的。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 　　白茅嶺的故事就這樣過去了，有時候我會想：也許我會在街上、電影院裡、音樂茶座上，或者某地的賓館裡，又遇上我們所採訪過的勞教們，她們將穿了全新的服裝，以完全不同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她們也許會認不出我們或者裝作認不出我們，我們又將對她們說些什麼呢？我編織著這種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筆記本上還記錄著她們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過去看看她們中的某人，可是這些念頭轉瞬即逝，我想我是沒有權利在上海去打擾她們的，對於她們，白茅嶺已是過去的故事了。而米尼的故事是我的故事，與她們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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