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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蘇青


  想到這個題目是因為讀到一篇文章,金性堯老先生的《憶蘇青》。文中有一節,是寫五十年代,金性堯老與蘇青所見最後一面,「她穿著一套女式的人民裝」這套服裝確是出人意外,總覺著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個旗袍裝,也應當是蘇青,因為什麼?因為她是張愛玲的朋友。

  蘇青是在我們對這城市的追憶時刻再次登場的,她是懷舊中的那個舊人。她比張愛玲更遲到一些,有些被張愛玲帶出來的意思。她不來則已,一來便很驚人,她是那麼活生生的,被掩埋這麼多年幾乎不可能。她不像張愛玲,張愛玲與我們隔膜似乎能夠理解,她是為文學史準備的,她的回來是對文學負責。即便是在文學裡,她被我們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細節,再進一步抑或還有些環境的氣息。那弄堂房子裡的起居,夾著些脂粉氣,又夾著油醬氣的;從公寓陽臺上望出去的街景,鬧哄哄,且又有幾分寂寞的;還有女人間的私房話,又交心,又隔肚皮。這些都是「似曾相識燕歸來」可是,張愛玲卻是遠著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個,張愛玲和她的小說,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著距離,將自己藏得很嚴。我們聽不見張愛玲的聲音,只有七巧,流蘇,阿小,這一系列人物的聲音。只有一次,是在《傾城之戀》裡,張愛玲不慎漏出了一點端倪。是流蘇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裡,兩人機關算盡,勾心鬥角冷戰時期,有一晚,在淺水灣飯店,隔著房間打電話,范柳原忽念起了詩經上的一首「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總覺得,讀詩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張愛玲。張愛玲的風情故事,說是在上海的舞臺演出,但這只是個說法,其實,是在那「死生契闊」中。那個時代的上海,確有著「死生契闊」的某種特徵:往事如夢,今事也如夢,未來更如夢。但這是旁觀者所看見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劍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薔薇薔薇處處開。張愛玲的聲音聽到頭來,便會落空,她滿足不了我們的上海心。因此,張愛玲是須掩起來看的,這還好一些,不至墜入虛無,那些前臺的景致寫的畢竟是「上海」兩個字。

  蘇青卻躍然在眼前。她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我們好像看得見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說,這種虛構的體裁裡,都可看見她活躍的身彰,她給我們一個麻利的印象,舌頭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說敢做又敢當。我們讀她的文章,就好比在聽她發言,幾乎是可以同她對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馬路上定著的一個人,去剪衣料,買皮鞋,看牙齒,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熱熱鬧鬧。而張愛玲卻是坐在窗前看。我們是可在蘇青身上,試出五十年前上海的涼熱,而張愛玲卻是觸也觸不到的。

  可是,我們畢竟只能從故紙堆裡去尋找蘇青。說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為這五十年的風雲跌宕,有著驚人的變故,故紙堆也積成了山。許多事無從想像。即便從舊照片上,看見一個眼熟的街角,連那懸鈴木,都是今天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時的人和事,蘇青在眼前再活躍,也是褪色的黑白片裡的人物。她的上海話是帶口音的,有些鄉土氣用。那樣的上海話講述的故事聽都聽得懂,想卻要想走佯的。所以,當知道蘇青在我們身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驚得很,總覺得她應當離我們遠一些。張愛玲不是遠去了,她避開了穿人民裝的時代,成為一個完整的舊人,雖生猶死。蘇青為什麼不走?由著時代在她身上劃下分界線,隔離著我們的視線。

  蘇青的文字,在那報業興隆的年頭,可說是滄海一粟。在長篇正文的邊角裡,開闢了一個小論壇,談著些穿衣吃飯,侍夫育兒,帶有婦女樂園的意思。她快人快語的,倒也不說風月,只說些過日子的實惠,做人的芯子裡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連光陰都奈何不了,再是歲月荏苒,日子總是要過的,也總是差不離的。當然,不是鑽木取火的那類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進步以後的,科學之外,再加點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階層,辛勞一口,那晚飯桌上,就最能見這生計,萵筍切成小滾刀塊,那葉子是不能扔的,洗淨切細,鹽揉過再潷去苦汁,調點麻油,又是一道涼菜;那霉乾菜裡的肋條肉是走過油的。煉下的油正好煎一塊老豆腐,兩面黃的、再滴上幾滴辣椒油;青魚的頭和尾燉成一鍋粉皮湯,中間的肚當則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蘇青就是和你討論這個的。這種生計不能說是精緻,因它不是那麼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細算,為一個銅板也要和魚販子討價還價。有著一些節制的樂趣,一點不揮霍的,它把角角落落裡的樂趣都積攢起來,慢慢地享用,外頭世界的風雲變幻,於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認那些貼膚、可感的。你可以說它偷歡,可它卻是生命力頑強,有著股韌勁,甯屈不死的。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計,是培育芸芸眾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個底座。這樣的生計沒什麼詩意,沒什麼可歌位的,要去描寫它,也寫不成大篇章,只能在報紙副刊的頭尾占一小塊,連那文字也是用的邊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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