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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猶如被人一棍打昏，只有醒過來，呆上一會兒，才反應的過來發生什麼事，才感到頭疼欲裂，才知道傷勢有多嚴重。
　　杜梅渭然淚下，邊哭邊說：「從一開始我也不是盲目的，就是真心愛上你，覺得你好，你對我好。誰說我不瞭解你？就瞭解你，你那會也是真心愛我的，別到這會兒又不承認。」
　　「好啦好啦，別動不動就哭鼻子，又不是三歲小孩。就算我那會兒愛過你，就沖你對我這樣，我還愛的起來麼？」
　　「我對你哪樣了？就算我有時愛跟你吵，那也是人家……那人家還不是最後每回都跟你承認錯誤了？我也沒說我對呀。」她這麼一句倒把我慪笑了，沒詞可說，指指地上：「你瞧你砸這一地東西，這家還像個家麼？」
　　「我砸的我揀，我掃，我再去買。」
　　看著她穿著單薄的內衣站在那兒抽抽噎噎地哭，我也不忍。「行啦，別哭了。」她越發委屈地哭得傷心。
　　「行了，別再哭了！」我提高嗓音喝道：「不許再哭了！」
　　她的哭聲小了，沒了，仍在流淚，因為竭力忍也忍不住，雖無聲臉仍是一副哭相。「拿簸箕來，把地上收拾了吧。」我彎腰揀起兩半摔斷的馬身，又揀起一本撕壞的書。
　　她吸溜著鼻子拿了簸箕和笤帚嘩嘩地掃一地碎屑。
　　我拾起摔碎了玻璃蒙子的小鐘，放到耳邊聽了聽：「還在走呢。」杜梅拎著笤帚鼻子嚷嚷地說：「明天我拿出去換塊錶蒙子。」「再別鬧了咱們。」杜梅偎在我懷裡低聲說，「再這麼鬧下去，我真害怕。」「以後我一定對你發好的，決不再惹你不高興。」第二天早晨起床，她又說。星期天一早她就出去了，我醒來後一個人躺在床上，窗外秋日和照的陽光，射在我臉上，有一股暖意，令我想人非非。我想到我的未來，我希望自己能操縱命運。
　　走廊傳來雞的咯咯叫聲，接著是一片驚呼和雜遝奔跑的腳步聲。我從窗戶看到一群鄰居的孩子在捉一隻血淋琳的雞。然後杜梅出現在視野，她拿著一把雪亮的菜刀，在草叢中東撲西撲，跟著孩子們轉著一棵樹仰脖張望，又一窩蜂地跑進樹叢深處消逝了身影。片刻，她頭上粘著樹葉草屑從樹叢裡出來，仍拎著那把一塵不染的菜刀，表情失望。
　　原來是她雄心勃勃地想殺一隻雞，可還是給那只負了重務的雞跑了。「跑了就跑了，它中了我們吃別的肉。」我安慰地。
　　她還是很掃興，嘟嘟噥噥怨自己笨：「那刀沒割到地方，手軟了，應該一刀先把頭切下來。」
　　她拿瓶很貴的「郎酒」，說這是她給我買的。「你不是愛喝酒麼？喝就喝好酒。」其實我並不喜歡醬香型的酒，包括「茅臺」，那種過於濃郁的香氣令我噁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沒說什麼，拿起那瓶酒端詳著表示欣賞。我提議我們到外邊去吃上一頓，她十分欣喜。從結婚後我們就很少去外面吃飯，也許這是現在我們的關係顯得不那麼浪漫的原因之一。我們打開報紙看街上現在正在演什麼電影，準備飯前去看一兩部受到吹噓的片子。
　　我們都想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有一些情調。我甚至陪她去聽音樂會，我們像多數人一樣盲目地認為西洋音樂是高雅的東西。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鋼琴。那天很不幸。整場音樂會都是歌劇選段。
　　儘管如此，我們聽得很認真。當女高音不無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區縈回不止時，我發現杜梅閉上了眼睛。初還以為她不堪忍受，繼而發現她深深受了感動，睜眼時眼眶中充滿淚水。我相信這並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對意大利文和我一樣一竅不通，一定是劇情使她悲憫，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詠歎調。如此一想，我也覺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來不管臺上走馬燈似地輪換等台的男女胖子們唱什麼，我們都沉溺在同一種情緒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費加羅的婚禮》這樣的輕歌劇。
　　實際上我們已不在聽了，僅僅是在一種宜人的氣氛中遐想，猶如躺在波濤上，眼前華麗景象可以使我們貌似受到吸引藉以擺脫無端憂鬱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說是胡編亂造的故事片時，杜梅索性嗚嗚咽咽地哭出聲來，當時女主人公的厄運剛露萌芽，同看電影準備了手帕的女人們還都鎮定自若，她便搶先一步哭了。當女主人公苦盡甜來，安享富貴，全電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們都被涕而笑時，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場時，她是那群紅眼兔子中眼睛最紅的一個。
　　我知道是什麼使她這麼易動感情，但我無法安慰她。我已經盡力做到善待她。那夜之後，我們從未再吵過一次嘴，相敬如賓，每到談話出現爭執的苗頭，必有一方停下來，不再說話，或是乾脆附和對方。我們同出同入，夫唱婦隨，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堅決、近乎粗魯地拒絕，居委會險些把我薦上去競選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決是對我微笑，直到我對她報以同樣的一笑，才放心地繼續去幹別的。即便是在做愛過程中，她也不忘準時對我投來一笑。我們去潘佑軍家玩過幾次，他那個漢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嘔的程度，總是當著我們面表示她和潘佑軍多麼如膠似漆，無論是那麼窄小的一張椅子，她也要和潘佑軍擠著坐——
　　那是在她家呀！無論是多麼小的一塊食物，譬如半個蘋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鳥一樣地互相喂。我毫不誇張地說，她稱呼潘佑軍就像宋美齡稱呼蔣先生一樣叫：「大令。」
　　到她家裡只給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這些我都不說了。她喝酒時能把冰塊嚼得嘎巴嘎巴響就可以知道她的牙齒是從小吃什麼鍛煉得這麼結實。
　　我特別不能容忍的就是她說話居然有口音，。一個貨真價實的本地丫頭，中國話詞匯單一得只會說：「很有趣兒。」
　　杜梅就很欣賞她。當然她還沒俗氣到喜歡白蘭地和畢加索。她只羡慕她能如此外露地表現愛情。當我批評她裝腔作勢和嬌柔造作時，她便為她辯護：「女人就是這樣，愛一個人就真愛。只有男人才會覺得這過分。」
　　「這不叫愛，這叫演戲，演給別人看。」我反駁她。
　　「總要有所表示，否則怎麼才能讓人知道？」在這點上，她一向執拗。「不說，不做，我怎麼知道你愛我？」
　　「可即便是說了，幫了，也未必就證明了誰愛誰。這一套花花公子和浪蕩娘們兒最拿手。」
　　「我寧肯被一個人甜言蜜語哄騙一時，也不願一個人沉默一輩子哪怕他心裡愛得最深。」
　　有時她也學潘佑軍的老婆，怯生生地走過來坐在我腿上，我也不攆她也不說話，坐了一會兒，她便沒趣兒地自己走開了。她夜裡常做惡夢，我經常被她的搐動和呻吟弄醒，拼命搖她，她才從惡夢中驚恐萬狀地醒來。
　　她很愛給我講她都做些什麼令她恐懼的夢。都是些荒誕不經、超現實的夢，很多是發生在歐洲。我有印象的其中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她在捷克領導了一次武裝起義。反抗誰不知道，反正是些穿呢子大衣拿自動槍的男人。起義失敗後，她在城裡受到追捕，幾次中彈都沒死，從屍堆裡爬出來，然後找到了殘存的隊伍和撤退的德軍一起撤往德國。在翻越阿爾卑期山時累得精疲力盡，隊伍裡有很多她們醫院的人，包括賈玲。好容易撤到了德國邊界，邊界那邊的法國已經全都解放了，斯塔隆領著一幫弟兄在巡邏，而且一眼發現了她，機槍就掃了過來。她一邊氣喘吁吁地又往山上跑，一邊想：不行，我得叛變了。但是賈玲她們還是一副堅持到底的大無畏樣子。後來醒了，回到中國。
　　還有一個夢是一群皮夾克黨在城裡殺人放火，無法無天。她在街上簡直是失魂落魄，拼命想跑回有人站崗的院內，可院門都關了，她只好找地方爬牆。終於進了院，又發現院內氣氛很陰森，院長、政委嘀嘀咕咕，她一下就明白他們想裡應外合。於是想到家裡安全，就想回家，可在黑洞洞的走廊總也找不著自己的家，推開一扇門不是，推開一扇門不是，裡面全是正在密謀的武裝匪徒。她忽然發現自己走錯了地方，家在窗外另一所房子裡。她跳窗奔向另一處房子。一進門，發現進了匪徒總部，再想跑已經來不及了，槍打得她睜不開眼……無數人壓在她身上，壓得她透不過氣。
　　我從來沒在她的夢中出現過。
　　有一次，她在極端恐懼中，曾在夢中找過我，到處找找不著。所有人都不告訴她我在哪兒。街上有幾個人很像我，她認錯了人，那些男人拉住她就要非禮。非要如此這番後才告訴她我在哪兒。她答應了其中某些人，可那些人事後還是不告訴她我在哪兒。她的血流在床上，連被子都給搞髒了一塊。她一聲不響地拆被子撤床單，泡在冷水中，用手攥著一點點搓洗，直到全部洗淨。她疼起來的時候，臉色蒼白，佝僂著腰，咬緊牙關閉著眼躺在床上一動不動，仿佛挺不過這場磨難了。
　　這時我就靜靜地坐在一邊注視著她，整日不發出一點聲息。我每天晚上都喝酒，不管什麼酒，只要夠度數就行。她先是陪我喝幾口，怕我喝多了，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後來她自己也喝。經常是我們倆人很隨意地就喝光了一瓶白酒。然後眼睛通紅地互相凝視，醉醺醺地上床，不到八點就昏昏沉沉地睡了。就像童話中兩個貪心人挖地下的財寶，結果挖出一個人的骸骨，雖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種了樹，載了花，但兩個人心裡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麼。看見樹，看見花，想的卻是地下的那具骸骨。「你從什麼時候開始不愛我的？」半夜，她忽然問。
　　我沒說話。「是那次我轟你的朋友？」她自顧自地說，「還是那次我罵你沒本事掙錢不如我多之後？」
　　「行啦，你睡覺吧，瞎想什麼？」
　　「還是更早，那次我夜裡跑出去當著好多人和你發脾氣之後你不愛我了？你不會是從一開始就不愛我吧？」
　　「當然不是，我現在還愛你。」
　　「你別騙我了，我知道。」她平靜地說，「我感覺得出來，你現在早就不愛我了。」「那我為什麼現在還和你在一起？」
　　「那是你怕傷我，怕我出事，這說明你還是愛過我的。」
　　「……」「我不會總纏著你。」她隔了一會兒又說，「放心，我只要你再給我三年，把你最好的三年給我，三年之後我就讓你走，跟你離婚。」「別胡說了。什麼事都沒有淨瞎琢磨。」
　　「三年，就三年，有三年我就知足了。」她喃喃低語。
　　這個月的晚些時候，潘佑軍離婚了。
　　那天，我和杜梅從我父母家做客出來，順道去看看他們，杜梅借佑軍妻子的一本美容書還要還她。
　　到了他們樓門口，就看見路邊停了輛卡車，有幾個男人從樓裡抬出家具、電器往車上搬。
　　上了樓，才發現那些家具是從他們家搬出來的。潘佑軍和他老婆都在，潘佑軍還叮囑工人：「別動冰箱，冰箱是我的。」
　　看見我們，他迎了上來。我問他是不是要搬家。他說「哪兒呵，離了，我們離婚了。」
　　我以為他是開玩笑，先還不信。他說真是離了。還扭頭叫他老婆證實「是不是離了？」
　　那女人回頭看見我們，證明道：「是離了。」還朝杜梅一笑。雖然我對這女人有看法，但還是感到突然。
　　「怎麼說離就離了？」「可不說離就離了。我們不像那些俗人，還得打幾年。」潘佑軍無所謂地說，「你不是也挺瞧不慣她？我更瞧不慣她。」接著又補充一句：「她早在外邊有人。」
　　這時，那女人走過來問潘佑軍：「我那大瓶法國香水呢？」
　　「不知道，」潘佑軍搖頭，「沒看見。」
　　「卑鄙！」那女人橫潘佑軍一眼，扭身走開。
　　潘佑軍笑著對我說：「偷了她好幾件東西，回頭她還有不見的玩藝兒呢。」那女人和杜梅說話，給她寫了她的電話和新住址、讓杜梅以後找她玩去。那本美容書就送杜梅了。
　　潘佑軍對我說：「以後你也來找我玩吧，這兒清靜了。結婚沒勁，現在我逮誰跟誰說。幸虧當時沒要小孩，現在看來這點還是比較英明的。」他又跟我開玩笑：「你也離了得了，回頭再勸肖超英也離了，咱們幾個光棍住在一起多樂兒。」
　　看到杜梅轉過身來，他又改了口氣，誠懇地說：「別聽我的，能不離還是不離，能湊和就湊和。你可不知道離回婚多傷身子骨，雖然咱們都是想得開的人。」
　　回到家，我一直沒說話，杜梅也懶懶的不開腔。看得出來，她受驚的程度比我嚴重。
　　第二天，我正站在窗前邊抽煙邊看著外面幾個小女孩在扔沙包玩。她在一旁開口道：
　　「特羡慕吧？」我看她一眼，沒理她。
　　「特羡慕人家說離就能離了，是不是覺得我特賴，沒潘佑軍老婆那麼好說話？」「你知道個屁。潘佑軍老婆早在外頭有人了。」
　　「你是不是也就差在外邊有人了？」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吵呵？別沒事找事。」
　　「有話別不敢直說，蹩在心裡再蹩壞了。瞧人潘佑軍，多男子漢，敢做敢當。」「沒精神跟你吵架。」我離開窗口，坐到沙發上。
　　她又跟了過來：「瞅著我煩是麼？連吵架都不愛跟我吵了。留著精神跟別人使去。」「你存心找薦兒怎麼著？潘佑軍倆口子離婚你沖我撒什麼氣呀？」「你們都是一路貨，都不是好東西！」杜梅憤然道，「早看穿了，全是假的，沒一樣是真的。」
　　「你才知道呵。」我冷笑。
　　「對，才知道，晚麼？」她往我對面一坐，疾言厲色：「說吧你打算什麼時候和我離婚？」
　　「你真想離？」「真想。」「可我沒想跟你離。」我把頭一扭。
　　「那你就對我好點！」她挺胸發怒道，「別一天到晚不陰不陽，死人似的，做這副委屈樣給誰看？」
　　「你叫什麼叫？你撒什麼野？你還想把家再砸一遍麼？」
　　「那也沒什麼難的。」她眼圈紅紅地指著我，「告你小子，別惹我。我為你哭的次數太多了，我這一輩子都沒這麼哭過——就為了你！」「你真有本事，快趕上三歲小孩了。你這副樣子太不可愛了，照照鏡子去，你看你都成什麼了。」
　　「別氣我，別氣我，你聽見了沒有？」她嘴唇哆嗦，臉頰的肌肉也哆嚎，忽然彎腰使勁沖我沒頭沒腦地狂叫一聲：「你別氣我！」「你折磨我，故意折磨我，對我進行精神摧殘！」
　　「霸道，你就是這麼霸道！你所做一切都是強加於人，而我不吃這一套！」那天夜裡我們翻江倒海地吵了一夜，激烈地互相指責。把所有陳芝麻爛穀子都抖落了出來，連平時開玩笑的話也說出來用以攻擊對方，唯恐話語不惡毒，不能刺傷對方。「我只愛過你一個人，可我發現，我愛錯了！」
　　「是只我一個人麼？不止把？吳林棟也得算一個吧，不提那些我也知道。」「你在認識我之前十足就是個流氓！」
　　「魚找魚，蝦找蝦，你也不乾淨。」
　　「你當年到廣州倒過東西，到他媽公安局檢舉你去。
　　「你還在背後講過國家領導人的笑話，告你們政治處就能定你個反革命。」「你什麼東西？臭流氓一個！」
　　「你什麼東西？小賤人……我要罵你就太難聽了。」
　　吵到最後，我們什麼都罵出來了，就像一對不共戴天的仇敵。我們互相太熟悉了，因而我們刺向對方的刀刃格外鋒利，彈無虛發，沉重打擊了對方。
　　杜梅用蔑視的眼光看著我。
　　我感到體無完膚。那天夜裡最終的結果是：分居。我在長沙發上佈置了一人鋪位——我看也不要看她一眼！
　　我有一種深刻和失敗感，我的榮譽，我的自尊蕩然無存，就像一個被奴隸造反推下王位的小國寡君。
　　如果我壓根對她沒感情像一個囚犯對他的看守那倒也乾脆。事實卻不是這樣，毋寧說我的感覺更像一個經營不善面臨破產的企業老闆，一想到真要和她分手，我就難過，就心酸。「你這就叫懦弱，玩物喪志。」潘佑軍對我說。「女人就像眼鏡，度數不合適，繼續戴著只會損壞視力——哪怕是金絲眼鏡！」我現在經常和潘佑軍在一起，成天泡在他家。我對他絮叨我的感情，這感情就像一封地址不詳的信，屢投屢誤，無論是掛號還是專遞，最後總是又退回發信人的手中。
　　「砸手裡了吧？」潘佑軍抽著煙，對我高談闊論，「說你像個誠實的寄信人不如說你更像個專門製造偽劣產品的鄉鎮企業家。用戶不買你的賬，說明你的產品質次價高。另外包裝怎麼樣？廣告做得如問？噢，閉著眼睛挨你坑呵？用戶就是上帝你懂不懂？」「我……」我剛要分辯，他打斷了我。
　　「得得得，你甭對我宣傳，我也不買你的東西。我瞭解你老兄，你也就屬￿那種一次性商品，咱們都屬￿，可人家女的想買的是耐用消費品，所以矛盾就產生了。你瞧大凡人家有扔筷子扔碗的，沒有扔彩電冰箱的就是這道理。」
　　「你別跟我胡扯了，我這跟你說正經的呢。」
　　「可不就是胡扯麼？光棍在一起還不就是胡扯？」
　　「誰光棍？我還沒離呢。」
　　「你呀，跟我兩個月前一樣，就是個懷有二心的丫環，一方面怨活兒累，一方面又貪戀這家給的錢多吃得好。只有兩條路，要麼老老實實給人家幹，要麼去他媽的。這老婆我還有一比——記住，將來你要寫小說，版權是我的——好比手裡這煙。這煙對身體有害是誰都知道的，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抽？皆因一口成癮。除非你真有毅力，除非你得了肺癌。說戒也就戒了。」潘佑軍把煙扔在地上，用腳碾滅，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哈欠說：「改抽白麵了。」
　　我笑，望著他：「叫你一說，什麼事都成扯蛋了。」「仔細一想不就是這麼回事！」他又坐下，活動著十指。「你瞧我，活得比誰差了？剛離婚時也挺難受，可是哥哥挺過來了。封鎖吧，封鎖個十年八年，我們就什麼都有了。」
　　他信心十足地望著我：「離了，趁早離了。這樣老婆也要不得了。還想檢舉你，這是品質問題呵！你要張不開嘴，我去替你跟她談。不離不行，想賴沒門，咱上邊還有各級人民法院呢。」現在和潘佑軍四處去玩。沒事就到開公司在飯店裡包房的朋友那兒坐著，人家談生意，我們就和朋友手下的姑娘窮逗，到吃飯時間就跟著一起下樓去吃。
　　打電話，給全國全世界認識的人不管熟不熟都敲電話，胡扯，開玩笑，要不就騙人家說有發財的生意給他做，弄得好幾個遠在美國和香港的朋友都急匆匆坐飛機趕回了國——電話通了，開口第一句總是：「你猜我是誰？」
　　有時我們自己在飯店裡敞開了玩，游泳、洗桑拿、打保齡球，甚至在外匯商店買進口巧克力和洋酒，都用朋友的卡簽單。朋友被鬧得直求我們：「你們饒了我吧。」
　　「不饒！」我們振振有詞地說，「憑什麼就你一人過得好呵？皇上還有三門窮親戚呢。你要那麼多錢幹嘛——幹嘛？」
　　「唉，」朋友歎口氣，「有兩個離了婚的朋友頂上一個小隊的日本兵了。」儘管吃得昂貴，玩得豪華，可我不快樂。也鬧也笑，可笑完就像被別人笑了一場。
　　我每天都回去很晚，每天回去杜梅都沒睡。一個人開著所有的燈，坐著聽收音機。收聽的節目十分蕪雜，有時是歌曲有時是京劇有時是新聞。
　　雪亮耀目的燈光下，她像一個魂兒輕飄飄地沒有質感。
　　她什麼也不說，我一回來她就立刻上床睡覺。我知道她畏懼黑夜，每天洗完臉洗完腳就等著屋裡再有一個人，才敢上床睡覺。每當看到她這副樣子，我心裡就有某種堅硬的東西在融化，某種被壓抑的東西在復蘇。我想對她溫柔一點，起碼和氣一點，可她對我那種不搭不理的態度，又使我望而卻步，無從表達。我給過她一個笑臉，可她視而不見。
　　那天，我們在歌廳認識一兩個打扮得很過分的年輕姑娘。她們似乎很為我和潘佑軍的風采與口若懸河所吸引。我們坐在一桌喝酒，聊得很放肆。潘佑軍公然挑逗她們，她們不以為然，反覺得很刺激。後來我們出門叫了一輛車，把她們帶到了潘佑軍家。我那個姑娘很溫馴，又很會製造氣氛，討男人歡心，正是我想像中的那種令人心滿意足的效果。
　　我甚至對她產生了一點憐借之情。
　　我不感到羞愧，只是一種沮喪，一份沒精打采，連占了點小便宜的感覺都沒有，只是覺得無聊，像吃了很多又都吐光了之後那種空虛。第二天早晨，潘佑軍和兩個姑娘又是留電話又是留地址，約時間再來。我一個人趴在床上，腦子空空如也。後來，在上班的路上，我認為自己是夠卑鄙的。
　　下班後我沒再去找潘佑軍，直接回家了。
　　門鎖著，杜梅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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