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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個星期艱苦的談判和討價還價，北河鄉仍將工人的年薪卡在一千三，不肯降下來。這樣，我只好放棄承包那個社對辦的瀕於倒閉的服裝廠。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家位置很好的餐廳正在清理帳目，問我有無興趣去當經理。我常去惠顧那家餐廳，知道其背景複雜，那夥人哪一個都是開罪不起的，便謝絕了。 天色已晚，臨街的高樓大廈間間燈火通明，雪亮的外國汽車川流不息，大街猶如一條快速流動的明晃晃的河。我隨著密集的人群急急走著。商業區林立的霓虹燈使鮮麗的廣告牌，琳琅的商品，花團錦簇的少男少女籠罩在紅紅綠綠，忽明忽暗的氛圍中。一串豪華的大旅行車魚貫停在一座金壁輝煌的大飯店門口，湧下成百掛著相機，滿面笑容的外國遊客，衣冠楚楚的侍者畢恭畢敬為他們示路。一個交通警察呵斥一個亂闖亂瞧的中國小夥子，小夥子滿不在乎地說： 「厲害什麼，厲害什麼，不就是一幫香港人嗎！」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邊走邊笑了。 我在一間香港人開的快餐店站著吃了個漢堡包，又要了瓶可口可樂慢慢吮，看著燈光廣告牌上的漂亮菜肴出神。自從我父母相繼謝世後，我就常在這樣的快餐店胡亂吃一頓。店裡放著這個月流行的愛國歌曲。一個我認識的服裝小販湊過來，說他剛從珠海進了批衣服，今晚在西單夜市賣，叫我去挑幾件。我說我還有事，改天在說。 我到櫃檯上換了零錢，走到外面一個投幣式自動電話亭打電話，撥了兩次沒撥通，沒了耐心，看到外面一個姑娘很焦急，便讓給她打，自己走出來。一輛無軌電車駛來，我跑兩步擠上去。車到站我又突然覺得什麼人都不想見了，繼續往前乘，一直到總站才下來，溜溜達達瞎逛。這條街有很濃密的洋槐，乘涼的人很多。男人們在路燈下打撲克，小孩子坐在馬路沿上吃西瓜，老太太們則搬著小板凳紮成堆，東家長，西家短地聊閒篇。沒人注意我，也沒理由注意我，我很黑，又穿著黑衫。 我想找個演外國舊片的影院，走了兩家都滿座。走到一家劇場，有人迎上來問我要不要退票。我只肯出一張電影票的價，那人躊躇一下，索性把票子白送給我，我進劇場時不禁有些懷疑。 劇場裡只有稀稀拉拉幾個觀眾，臺上一個古裝少女在跳著徐緩但十分舒展的中國古典舞。水袖在淡藍的光中拖來迤去，腰肢婀娜地扭動，箏和琵琶流水般地傾瀉，天幕一片遼遠清麗的冷調子。曲終舞罷，燈光暗下來。儘管我很入迷，也沒鼓掌。 舞臺再次亮起來時，這個姑娘穿得很少地跳出來。跳了一會兒我才明白，她跳的是一個神話中的女英雄。在共工那個倒黴蛋頭觸不周山、造成天塌地陷的嚴重後果後，這個女人象瓦匠一樣把天重新砌好，使我們人類得以繼續繁衍。據說，也是這個女人，同她的同胞交尾產卵，提供了第一批人種。值得欣慰的是編導沒讓這個女孩子裹上一層蛇皮，否則，她就不能向我們展現她那極富表現力、生氣勃勃的腿。最後，我還是覺得掃興。我以為不該讓一個女孩子向成年人表現雄壯、慈悲，即便她是好心眼。 我對這個女孩子印象深刻，因為她表現功成名就後接踵而來的死亡很傳神，簡直可以說死得洋洋得意。 散場時我買了份節目單，跳舞的女孩叫于晶。 我在樓梯上就聽到我家裡一片喧鬧聲夾雜著隱隱的舞曲聲，也不知哪夥朋友在這兒聚會。父母欣逢盛世，生了我們兄弟姊妹八人，又象播種機一樣把七個兄姊撒到祖國各地，生根發芽。雖然我外出旅行方便了許多，但父母過世後的那些日子，我十分寂寞，就招朋友們來玩。後來，我也鬧不清究竟誰那兒有我家的鑰匙。反正我每次回家，公寓裡總是一大堆不認識的人又玩又鬧，有幾次我都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懷疑有些鑰匙是他們自己配的。管片民警訓誡了我好幾回，我表示拉不下臉，只好隨他們去抄，果然抓走一些嫌疑犯。法院還差點以窩藏罪對我起訴，幸虧一個律師朋友從中斡旋，讓我具結悔過，才不予追究。清靜了幾天，這些日子，國內歌舞昇平，我家又日趨繁榮。我倒也不在乎了，因為民警也有我家鑰匙，有情況隨時來好了。 我進了門，徑直到自己房間關門睡覺。快睡著時，有人咚咚敲門。 「石岜，電話！」 我十分不高興，爬起來到客廳接電話。客廳裡一幫人在裝模作樣地跳集體舞，我覺得很好笑。電話是一個怒氣衝天的女朋友打來的，說我害她在景山等了兩小時。我想起答應過她吃廣東菜，只得撒了個謊，說我病了。她馬上要來看我，我說明天，明天我在家等她。我放下電話問那些人，幹嗎跳這種不三不四的舞。一個人說，這是他們廠團委領的任務，限期學會，所以在這兒加班。我想問他是誰，又覺得不太禮貌，起身離去。 回到房內，我睡不著了。戴上立體聲耳機聽了會兒科德爾曼的鋼琴曲，想起過去這套房子內歡歡樂樂一大家子的情形，無聲地哭了會子。去廚房冰箱裡找酒，發覺空空如也。跑到客廳裡一看，那幫人正一人端著一杯我的啤酒。我勃然大怒，把他們全轟了出去。 我乘電梯下樓。附近街角有一家營業到深夜的私人酒店，我和那兒的人很熟，老闆娘總是給我留幾升冰鎮啤酒。我一邊喝，一邊看店裡電視播放的晚間國際新聞。美國佬又被亡命的阿拉伯人開著一卡車炸藥炸得血肉橫飛，而他們那個又老又帥的總統正在儀態萬方的夫人陪同下神采奕奕地發表演說。一個吃飽了撐的洋癟三又創了一項無聊的世界紀錄，鑽進木桶裡從大瀑布沖下來。這時，一個穿紅托鞋的姑娘娉娉婷婷走進來，坐在我旁邊。老闆娘跟她打了個招呼，隨手斟來一杯白酒。電視裡的國際新聞播完了，播音員預告明天的天氣情況。我轉眼瞅了眼旁邊有滋有味喝著白酒的姑娘。她穿了件無領碎花睡衫，一條紅百褶裙，棕色的臉龐上一雙水汪汪的圓眼睛，嘴唇鮮紅，脖頸筆直。 我覺得她挺面熟。 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對新婚夫婦乘火車去上海度蜜月。由於過分熱心，到點了忘了下車，被一起拉到上海。在上海認識了一個北京籍的海軍軍官老紀，一見如故。我們倆的短篇小說曾湊巧登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 他們一幫大兵，一休假回北京，就成群結隊地挨家吃館子，找女孩子鬼混。 我在外面躲了我那個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紀他們帶來幾個舞蹈學院的女孩坐在客廳裡山呼海嘯地神吹：如何追得違法捕魚的南朝鮮漁船發瘋地跑；如何在公海硬著頭皮和蘇聯巡洋艦對峙。我坐在一旁笑眯眯地聽，伸手拿茶几上的煙盒，發現裡面空了。一個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遞給我一盒煙。我抽出一支，和她對了個火，認出了她。 「你也常到這家來玩？」她問我。 我點點頭。 「見過這家主人嗎？」 「…………」 「我來這兒好幾次了，從沒見過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嗎？」 「說不上來。」 「你呢，你是搞什麼的？」她友好地問。 電話鈴響了，把我救了。我去接電話，是那個女朋友打來的。她開口就罵我，我忍了會兒，她仍然罵不絕口，把我罵急了，和她對罵起來，最後情斷義絕地掛了電話。 那個女孩笑著對我說：「我知道你是幹什麼的了。」 我等著她說。 「流氓。」她開了一個過火的玩笑。 老紀連忙領頭大笑起來，笑聲強盛不衰，我也只好跟著笑笑： 「不，和流氓不搭界，他們說我是『青年改革家』。」 晚上，我們在陶然亭西餐廳來了通水兵式的豪飲，昏頭脹腦，吵吵嚷嚷去舞蹈學院喝自來水。老紀總是細心觀察每個人的情緒，生怕誰不能盡興，他讓那幾個女孩領我去她們練功房開開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煩這種體貼，不願去。 「不就是一個大屋子嗎，幾片鏡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紀推我，「再讓她們給你跳幾段。」 老紀說，這幾個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團的主要演員、尖子，有的還是邊疆傳奇色彩很濃的少數民族。 「那有什麼，那有什麼！」我不服，「我也是少數民族，滿族！和你們漢族有亡國滅種之恨。」 她們笑我喝醉了，我不理她們，纏住一個姓楊的白族女孩問： 「你在家，平時吃什麼？」 「炒月亮。」 「跟你說正經的呢。你是哪個族的，師傅？那麼善飲。」我問於晶。 「鄂倫春。」于師傅一本正經地說。 其它人亂笑。 「鄂倫春？你們不是會打獵嗎？沒聽說你們會跳舞。」 「你沒聽說的事多呐。」 來到空曠的練功房，我湊到鏡子前搔首弄姿。後來，蜷縮在牆腳的墊子上打起盹。醒來一睜眼，發現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於晶一個人坐在鋼琴前低頭隨便彈著小曲。我又照了會兒鏡子，對鏡子裡的傢伙很不滿意。 「你們的鏡子不平。」 她看看我沒說話，繼續自我陶醉地搖頭晃腦彈琴。 「這個身材也就穿西裝合適。」我在自己身上比劃著，找自己優點。 「你的肚子和外國肚子有個區別。」她在後面邊彈琴邊瞧著鏡子裡的我說。 「更尊嚴？」 「人家是下腹沉甸甸，您老先生是胃囊鼓出來。」 我和她對視一會兒，承認：「那倒也是。炎黃子孫嘛。」 她低頭繼續彈琴。我把腿笨重地搭在練功杆上窩窩囊囊堆在那兒。 她抬頭看我笑了：「一攤泥。」 「你給咱們，」我把腿取下來，「來個矯健的。」 她離開琴凳，走到練功房中央站住，亭亭玉立，「你想看什麼？」 「女媧補天，不不，女媧女媧。」我及時發現自己的錯誤，臉還是不由得紅了。我不願讓她看出我其實很喜歡她的舞蹈，掩飾道：「是你跳的嗎？」 「瞎跳，你覺得怎麼樣？」 「挺好，挺不錯的。」 「這個舞，」她說，「在全國比賽拿過獎。」 我想恭維她一下，脫口一句把她冒犯了： 「搞舞蹈是不錯，不費什麼腦子就能拿獎。」 她白了我一眼，走回鋼琴，掀開蓋丁丁當當砸起來。 「怎麼不跳了？」我問。 「沒音樂怎麼跳？你會彈琴嗎？會彈來彈。」 「不會，音樂裡我也就用心學過口琴。」 「吹得好嗎？」 「不好，吹了兩個月，吹出個口腔潰瘍……我其實不會吹，從來不吹。」 她臉沖牆笑起來，我也笑了。 「給我留個電話行嗎？」她說，「閑得沒事，好給你打電話聊聊天。」 我從身上摸出一張破紙，趴在鋼琴臺上給她寫號碼。她歪頭瞧瞧，納悶地說： 「怎麼好幾個人給我留的都是這個號碼——那到底是什麼地方？」 「公共廁所——我家。」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老紀，問是不是禁錮在學院圍牆內地這些女孩子都挺寂寞。我確實看到那些年齡很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穿著有無數拉鍊的運動衫，仨一群倆一夥地坐在院子裡發呆，見個人過來就拉住胡扯幾句。老紀勸我不要感覺太好，圍著她們轉的人其實很多。譬如于晶，據老紀所知就有一群博學的研究生、飛黃騰達的第三梯隊成員以及各種嶄露頭角的藝壇新秀在角逐。有錢的出錢，有才的獻才，場面相當壯觀。我自歎狗屁不是，對電話鈴仍舊無動於衷。 氣溫急劇上升了，街上熱得象澡堂子。國家機關都實行了六小時工作制。洛杉磯正舉行我國第一次參加的夏季奧運會，人們下了班都呆在家裡看比賽的實況轉播。街上人很少，只有那些興沖沖到北京旅遊的外埠人不斷在大街小巷公園中暑。一個鄉下老太太在公共汽車上吐了我一身後昏在我腳下，我把她人中掐出了血她才醒過來。回到家裡，想起所有的衣服都穿髒了沒洗，只得取消約會，半裸地坐在電扇前吹風，看單正平寫的《怎樣打官司》。中午吃了袋方便面，兩粒維生素Ｅ丸。一個電影導演打來電話，說對我新發的一個中篇小說很感興趣。我告訴他，電視臺已拿去拍電視劇了。他問我能不能撤下來。我說不好意思。他表示遺憾。我向他推薦我另一篇小說。他說謝謝。 「那只好下次再合作啦。」 我放下電話，繼續看書。電話鈴再響，我拿起來。 「石岜嗎，你這個經理怎麼總不露面？我到處找你。你馬上來，公司這兒一攤事等著你。」 來電話的是四川一家公司的總經理，她聘我當北京經理部經理。我接了聘書不去幹活，她十分光火。我也有道理，她不給我發工資。 「我去不了。」我委婉地告訴她，「我沒然裳穿。」 剛放下電話，鈴又響了。一個想辦文藝茶座的出版社抱怨我給他們聯繫的那個街道辦事處給找的房子太偏僻，沿線只有一路高峰車，難以招徠一般的附庸風雅者。 有人敲門，我不理。敲了會兒走了。我打完電話，又聽到有人用鑰匙捅門，而且已經進到走廊。我大吼一聲：「等會兒！」手忙腳亂地找了條相對乾淨的網球褲穿上，「進來吧。」朋友們陸續來我家「上班」了。談戀愛的進了小房間，談生意的鏖集大客廳。我一邊翻著當天的《市場》報，一邊隨口和他們應酬著。一個廣東口音的傢伙特別惹我心煩，一會兒問我要不要電飯煲，一會兒問我要不要「傻瓜」相機，口氣之大似乎他家卸了滿滿一船日本貨。我突然看到《市場》報上登報的一則慷慨出租繁華大街商業用房的廣告，抓起電話給那家出版社打電話，通知他們。 客廳裡十分嘈雜。電話鈴再響時，我拿起來幾乎聽不清裡邊在說什麼。 「你們小聲點。喂，找誰？」 「找你。」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你是誰？」 「你猜。」 「沒工夫猜，快說，別搞錯了。」 女孩子聲音有些囁嚅：「你猜不出來？」 我心一煩，把電話掛了，對著一支煙剛抽了兩口，突然反應過來是誰來的電話。連忙跑回臥室，不顧一對情侶的狼狽，東翻西找電話號碼，舞蹈學院那台電話總占線，我鍥而不捨撥著，終於撥通。傳達室的老頭說于晶不在。那天下午，電話鈴一響我就蹦起來去接，但電話鈴響了無數遍，都不是找我的。 皓月當空，夜色醇厚，幽暗的雲緩緩飄移，市聲遙遠微渺。我在陽臺上鳥瞰北京。漫無邊際的熠熠燈火；跑道般縱橫明亮的馬路街巷；遠處市中心幾座高大建築物掛了燈，輪廓清晰地浮在夜空（不知道今天是什麼節日）。 我回房看書，書裡有人說：「我這輩子可能不會愛一個人，被一個人愛就過去了。」 我又看了一遍這句話，怦然心動。 她坐在午後的金色斜陽裡看書，衣衫紅得耀眼，我穿過昏暗、肮髒的長長樓道，走到後門口，站住看著她一動不動的背影。良久，她感覺到什麼，回頭看到了我。認出我後，淡淡一笑：「你來了。」 我走下臺階，坐在她旁邊的一張椅子上：「看什麼書？」 她合上書，給我看封皮：「幹嗎來了？」 「沒事，瞎轉遊——你會游泳嗎？」我決定不兜圈子。 她抬起金色、光滑的臉頰，注視了我一會兒，點點頭。 「我知道西郊有個湖，又大又荒涼，晚上租船到很晚。我常一個人夜裡划船到湖心，然後通宵暢遊。」 她沉默著，不置可否。我有點茫然。 白族小姑娘小楊來喊我們去吃晚飯。她說學院食堂飯不好吃，端個盆去外面小鋪買了些羊肉餡餅。我吃了兩口，羊肉不新鮮，就吃了幾個西紅柿了事。屋裡的幾個女孩子說著她們將要演出的舞劇《屈原》。演嬋娟的女孩抱怨屈原老頭太正經，查遍野史，也沒找出和嬋娟丁點兒曖昧關係，使她的雙人舞十分尷尬。我問於晶跳什麼角。 「災難舞中的民女。」她說，「在眾多秦兵手裡掙扎一番，然後自刎。」 她們開始議論班裡男生誰政治思想好，但動作彆扭，沒「胞」（「胞」大概是指藝術細胞）；哪個名女演員又老又霸道；我在旁邊聽著一句也插不上，只知道沒什麼人她們瞧得起。於晶見我沒趣，找話問我： 「你看過哪個舞劇？」 我想了想，實在想不出，抱歉地說：「馬戲偶爾看，舞劇……」 她白了我一眼。 「哎，」小楊也掉頭問我，「我聽說你是無業遊民是嗎？」 「不是無業遊民，是社會賢達——我把鐵飯碗扔了。」 「為什麼，為什麼呀？」其它女孩紛紛感興趣地問。 「國家有困難，僧多粥少，為國分憂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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