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集 附 也談《雜色》
作者： 曾鎮南
王蒙是一位有獨特風格的作家；《雜色》更是他近年來大量的創新之作中最具
有獨特風格也最引起爭議的作品。譽之者稱之為當代文學中的傑作，且把它在一部
分讀者中引起的微微的失望歸結為「對小說的一種老觀念，即小說者，故事也」。
問題的癥結是不是在這裡呢？怎樣分析《雜色》這樣奇特的作品呢？這個有魅力的
問題一直在我心中縈繞。
記得第一次讀《雜色》，我是被曹千里和他騎的灰雜色老馬緊緊地吸引住了的。
有時讀得屏聲靜息，有時讀得感慨萬端，一會兒肅然動容，一會兒忍俊不禁，常常
嘆服于作家的神來之筆，有一種讀奇文而作奇想的感動興發。這一次重讀，雖然我
多少帶著一種挑剔的意味，但還是無可抗拒地進入王蒙特設的那個藝術境界中去了。
是的，「移動帶來的變化是叫人驚異的，會移動的物體是值得讚美的」。灰雜色馬
馱著似乎也帶點灰雜色的曹千里到山中牧場去，這一天路程中的移動和變化，完全
是具象化了、甚至是略微戲劇化了的。這具有才智橫溢的對人生、對社會的議論，
也有灼熱燙人的激情迸射，但是，最吸引讀者的，恐怕還是那些在移動中變化著的、
充滿情趣和意味的一幅自然的、社會的、人物的、動物的小景。正是在這些小景中，
王蒙表現出他那強大的吸收和感受生活又把它形神畢肖地描繪出來的小說家的才力。
是的，是描繪，是精彩紛呈的具有某種典型意味的細節描繪，而不是別的任何手段，
使這部記錄曹千里和灰雜色馬的一天行程、似乎沒有什麼故事情節的中篇小說沒有
完全變成一篇類似遊記的長篇散文，而仍然葆有著其種人生故事的基本素質，從而
吸引讀者讀下去，並在讀者腦中刻下曹千里和灰雜色馬這兩個耐人尋味的形象，王
蒙在創作這部小說時主觀上是有一種自覺的不以通常意義上的故事情節取勝的追求
的。他在寫下了那段老馬聲淚俱下地要求得到飛跑的機會的驚心動魄的文字之後，
筆鋒一轉，說：「這是一篇相當乏味的小說，……不要期待它後面會出現什麼噱頭，
會甩出什麼包袱，會有個出人意料的結尾。他騎著馬，走著，走著……這就是了。」
但是，作為一個有經險的小說家，王蒙當然不會指望讀者會耐得住曹千里騎在灰雜
色馬上作靜止沉思冥想或發大段的社會批評。他聰明地讓人和馬移動起來。一移動
起來，大自然和社會、人生的片斷就被織入小說的主體之中，某種由於細節的深細
入微而產生的故事味也獲得了，故事變得不那麼乏味，倒把讀者吸引住了。王蒙評
論曹千里說；「他騎馬去做什麼，這是並不重要的，無非是去統計一個什麼數字之
類，吸引他的倒是騎馬到夏牧場去本身。」吸引讀者的，也正是曹千里騎馬到夏牧
場去本身所具有的某種故事性。作家主觀上想把故事性從小說中放逐出去，但客觀
的藝術實踐卻表明，他實際上還是要依靠某種由於場景的移動和細節的描繪而產生
的故事性。看來，不管高行健同志怎樣努力要突破關於「小說者，故事也」的「舊
的傳統的文學觀念」，但對於古今中外以至未來的大部分讀者來說，小說，大體上
是一種描述人生故事、大體上必須有具象化的人物和世態的寫真的敘事體文學這樣
一個觀念恐怕是還遠遠沒有過時的。誠然，如果把故事僅僅理解成一個有頭有尾的
閉鎖式的情節系列，那「小說是可以講故事，也可能不講故事的」。但是，即使在
那些沒有閉鎖式的情節系列的小說中，那種自然、社會、人物的細部的充實感和真
切感，仍然是支撐小說之所以還是小說，葆有小說的某種故事味以吸引讀者的基本
的東西。比如魯迅的《示眾》，可以算沒有「講故事」的吧，但它有著眾多人物的
生動的造型，微妙的表情和動作、合成了一件發生在二十年代舊北京街頭的司空見
慣卻又耐人尋味的小事。這小事本身，其實也是有自己完整的過程，有某種故事性
的。又比如高行健同志舉的契訶夫的《草原》，似乎是僅限於描寫一個兒童對大自
然的種種印象，其實還是透過大自然深刻地描寫了社會。被織入葉戈魯什卡漫長的
旋途中的人和事，透露出了多少舊俄羅斯人民生活貧苦、煩悶、停滯、憂鬱的消息
呵！這裡也有自己完整的過程，也有人和人群的出色的造象，也有某種故事性。所
以我覺得，講現代小說技巧的創新，是不一定非要貶低故事性也即情節、細節、人
物等等小說必要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可的。雖然現代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讀者群已
經具有較大的耐性和理解力來聽小說家大講哲學、美學、倫理學、心理學乃至繪畫、
音樂等等的知識並聆聽小說家細微的、悠忽多變的心音，但是，小說的主要的美感
畢竟不在這些地方，而在於對人物、情節、場面，細節的栩栩如生的逼真描繪。上
述現代小說技巧中的新因素如果運用得當，可以增加乃至豐富小說藝術的美感和魅
惑力，卻不能代替由人物、情節、場面、細節等等因素組成的故事性所具有的主要
的美感和魅惑力。這當然是就基本的、大體的情況而言的。這裡仍然不排除某篇小
說（尤其是短篇小說）有例外。但任何反映某種客觀規律的原理都是就最基本的現
象而言的，例外並不能推翻這些原理的質的規定性，否則就會滑入相對主義，得不
到任何相對恒定的原理了。小說技巧的原理大概也是這樣吧。
那麼，《雜色》的藝術魅力既不在於它故意摒棄情節的因素，也不在於它是
「一篇既幽默又深沉的相聲」，而在於曹千里和灰雜色馬走向夏牧場的過程本身中
具有的由於場景的移動、心境的變化所造成的某種故事性，這樣一個事實就把解剖
這篇讓某些同志感到瞠惑的作品據以進刀的「肯綮」裸露出來了。由這故事性的分
析，我們就可以發現，儘管王蒙對那匹灰雜色馬的描繪幾乎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顯示了他的精敏的觀察和奇絕的想像，但是，最令我們關注的還是曹千里這個人物
的形象。寫馬當然是為了寫入，寫這個在色彩斑駁的年代裡經歷了艱難複雜、甚至
有點滑稽突梯的人生歷程因而多少也染上一點雜色但又不失赤子之心和淩雲壯志的
曹千里其人。這個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坎坷際遇以及他的外貌特徵和心裡特徵，大使
我們想起王蒙自己了。雖然王蒙絕不全等于曹千里，但王蒙確實把自己的生命，包
括靈魂和血肉，全部放到曹千里的軀殼中去了，請讀者注意一下小說寫作的時間和
地點，作家是在八十年代的美國動筆寫這一篇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的。篇首的題詞
是：「對於嚴冬的回顧，不也正是春的讚歌嗎？」當然不是任何對嚴冬的回顧，都
直接是春的讚歌；只有對被嚴冬禁錮的生命的熱力的開掘和回顧，才會成為以解除
了這種禁錮使得一節生機勃發怒放的春的讚歌。《雜色》正是這樣的讚歌。王蒙寫
了灰雜色馬的傷痕和曹千里靈魄上的痛苦和傷痕，但小說並沒有一般膚淺狹隘的所
謂寫「傷痕」的作品常有的低抑的神色，就是因為作家把一種如高行健同志所說的
「誕生於痛苦的經驗和成熟了的思考之中昇華起來的希望」注入了作品之中。具體
地說，作家在回顧曹千里的人生歷程時，絕沒有胸襟狹小者的那種感傷和消沉，而
是帶著一種對自己也曾有過的弱點的自嘲自諷和愉快和對緩解、撫慰、啟發了自己
的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的深切的熱忱，帶著一種對是非顛倒橫逆妄行的年代的慣激和
已被生活驗證了的對前途、對自己內在的力量和激情的確信。對曹千里的描繪，千
真萬確是玉蒙對自己的回顧。這回顧，是對歷史的新時期的讚歌，也是短暫地客居
異國的作家內心迸發的一支眷戀和讚美祖國的歌。作品深深地打動讀者的那種內有
地思想的迫人力正在這裡，也就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曹千里這一藝術形象的某種典
型意義和這一形象潛在的與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的深廣聯繫。這裡有某種極其重要
的生活真理埋藏著。讀者對《雜色》具有的某種故事性的關注，實質上，是對曹千
裡這個人物的命運、對他豐富複雜的性格的關注，是對作家已經敏銳地感覺到（盡
管是從個人的經歷和體驗出發的）的一種典型的社會現象、典型的性格的關注。雖
然王蒙自己主觀上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甚至還有意避開這一點（我真不明白
他為什麼要這樣，也許是太偏愛他的那一套小說創新的見解吧？），但是，正是這
一點使《雜色》和王蒙的其他重要作品具有了研究的價值。因為透過曹千里、鐘亦
誠、張思遠、翁式含等等人物，我們可以瞭解一代在五十年代度過青春而在八十年
代已經飽嘗憂患而成熟的革命幹部、知識分子的人生歷程。這是苦難的歷程，也是
接近人民、積蓄力量、待時奮飛的歷程。這個歷程，是值得用羅曼·羅蘭寫《約翰
·克利斯朵夫》和阿·托爾斯泰寫《苦難的歷程》那樣的如櫞大筆和浩瀚篇幅來描
繪的。魯迅曾經有過用長篇小說的形式來概括他所目睹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宏
願，可惜未竟其志。當代的中國作家中，有類似的宏願者，盍不奮筆一試呢？
如果從這樣一個宏偉的文學事業的高度來評判王蒙的《雜色》，那自然會產生
不滿足的感覺。當然這有點喲人所難，有點亂用尺度，但大概可以比較具體他說明
我的失望感了。我覺得，《雜色》以及其他王蒙的中篇小說的寫法，有點避難就易。
例如曹千里這個形象，他的內在的典型意義，他與典型環境的聯繫，由於缺乏經過
提煉的典型情節的描繪，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深細、具象、豐滿的表現。情節是性格
的發展史這一原理，似乎沒有得到王蒙應的重視。一篇漫畫化的履歷表和介紹，也
許對於作品的現有框架是合適的，但對於要使這一性格在讀者頭腦中屹立起來，就
有些不夠了。其他許多閃閃爍爍的細節和場面也是如此。吸引人的是某種故事性，
使我覺得不滿足的也是這先天不足的故事性。當然，我絕不是認為應該在《雜色》
的現有結構中再加添些故事情節，比如讓曹千里進夏牧場後開展統計工作中的反
「左」鬥爭，甚至讓他發生一點戀愛糾葛，等等。不是的，那樣就越來批評者的事
權之外了。就小說現有的規定場景而言，也許李子雲同志在與王蒙通信時說得對，
《雜色》的這種寫法正與它要表達的內容銖兩悉稱。但是，我仍有微微的失望感，
這失望感，大概如前所述，是對王蒙整個小說創新實踐中他未必肯輕易承認的某種
新的藝術局限的不滿吧？我覺得他過於輕看情節、人物了。這也許會使他失去或浪
費掉很多機會。不過，話說回來，凡探索總會有得失，勇於探索者總比墨守成規者
更值得我們脫帽禮敬。而且，我的感覺又不過是個人的私見，很受個人的審美經驗
和口味拘束的，所以終於又不敢過於自信它的正確。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
（原載《作品與爭鳴》1983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