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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載瀅請皇上和母親出去，然後輕輕帶上房門，心裡想：太后與父王談國家大事，避著我們母子，或許還可說得過去，皇上乃一國之主，為什麼還要避他呢？偷眼看了看光緒，見皇上臉色平靜，並無不悅之色，心裡更覺不解。

　　慈禧挨著床沿坐下，以她素日極為少見的溫和神色對恭王說：「王爺，有什麼話要對我說，請講吧！」

　　恭王無神地望著面前的嫂子，當年京師與熱河密切配合，所演出的那一幕幕驚險場面，奇異般地又在他的腦子裡浮了出來，可惜，他已無氣力去追索那些往事了。他要把他病重以來思之良久的幾件事，趁著還能開口的時候，向太后托出來。

　　「太后，老臣已是將要見列祖列宗的人，為了祖宗的江山，老臣有幾句話不得不說。」

　　恭王閉下眼睛，養了養神，睜開眼繼續說：「變法是大事，宜謹慎，皇上持重不夠，太后要多留神點。」

　　慈禧點了點頭說：「王爺顧慮得極是，滿蒙親貴中好些人也都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翁同穌性情輕率，難穩社稷。甲午年皇上對日本宣戰，就是受他慫恿。國力不足而主動宣戰，使國家蒙受更大恥辱，這責任要算到他的頭上。最近，皇上大講變法，又是受他之蠱惑。老臣死後，軍機處中無人能制約他。故老臣對太后說句極機密的話：適當時可將翁開缺回籍，免得皇上被他所誤。」

　　慈禧心裡怔了一下。慈禧原本對翁同龢印象極好，故同治死後又讓他教輔光緒，但近年來，因著與翁同穌關係較為密切的吏部侍郎汪鳴鑾、戶部侍郎長麟，及門生內閣學士文廷式遭到革職，她看出翁已與她有了疏隔，許多人都講翁利用變法在為皇上和自己爭權。現在恭王也這樣說，看來確實無疑了。

　　慈禧問：「王爺看去掉翁同龢後誰可主持中樞？」

　　「張之洞。」恭王喘了口氣後接著說，「主持中樞，李鴻章本來最為適宜。但甲午年對李的聲望打擊太大，且他年事已高，難以擔此重任。這些年，老臣細心觀察各省督撫將軍，真正可寄大任者惟張之洞一人而已。張守正學而不迂腐，著眼大局而能辦實事，是曾國藩之後又一社稷之臣。可將他從武昌調進京師，人軍機處辦事。」

　　張之洞，那個其貌不揚的湖廣總督，自從光緒七年外放山西後，十七年過去了，他再也未回過京師，慈禧也再也沒見過他。當年，她破格召見過此人，將他作為社稷之臣而予以越級超擢。十多年來，他也真不負朝廷重望，在山西、兩廣、兩湖任上都做得有聲有色，調他來代替翁同穌，無論從資歷、地位、聲望來看，都是最適宜的人選。但慈禧也聽好幾個人在她面前議論過張之洞，說他好大喜功，華而不實，且熱衷趨時，與康有為稱兄道弟，還在湖廣督署內以出格之禮迎接康有為弟子梁啟超，令人駭然。慈禧沉吟片刻，又問：「除張之洞外，王爺看還有何人可托重任？」

　　停了良久，恭王低聲吐出兩個字來：「榮祿。」說完便閉上眼睛。慈禧想聽他的下文，但一直不見他再開口。恭王的這個人選正合慈禧的心意，她由此而深感恭王是個老成謀國的賢王忠臣，由此而加重他前面所說的那一番話的分量，一句盡人皆知的名言重重地烙在慈禧的心頭：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這天半夜，恭王奕沂終於帶著無盡的遺恨離開了人世，京師為他舉行了極為隆重的葬禮，慈禧多次親臨祭奠，又將「忠」字賜給這位小叔子，作為美諡來褒獎他一生對朝廷實際上是對她個人的耿耿忠誠。

　　恭王走了。翁同穌感到攔在他面前的一塊巨石已自行消除，維新變法的大政可以提前推行了。康有為對他說，學生梁啟超在湖南得到巡撫及司道大員的支持，湖南新政極有成就，朝廷可派員前往湖南考察，作全國推行新政的借鑒。翁同穌採納了這個建議，從內閣調派兩個中級官員，帶上幾個隨從，星夜趕赴湖南。

　　說起湖南來，這半年間真可謂鬧得人歡馬叫，紅紅火火，又確乎與眼下的自然景觀一個樣：春光明媚，萬象更新。

　　時務學堂辦起後，招收了四十多名舉人、秀才、廩生等出身的學員，完全實行新的教學方式，中文總教習梁啟超受當年萬木草堂的啟發，更自創一種新的教學方式：講課少，批語多。他每隔三五天，便要出一道題目讓學生寫一篇劄記，然後就在每一個學生交來的劄記後面寫上自己長長的批語，往往批語是劄記的兩倍、三倍甚至更多。寫好後，再將這個學生叫到他的備課處來詳談，容許學生反駁詰難。他針對學生的問題再一一講解。梁啟超不是將他的學生當一般人看待，而是記住曾國藩的話，把他們當作種子看待。他希望通過這種教學方式，為湖南也為全國培養一批維新種子來，將來通過他們的開花結果，而造成大面積的維新成果。梁啟超學問好，文章好，更兼年輕，精力過人，常常一天只睡一兩個時辰，從早到晚精神昂揚，誨人不倦。梁啟超以他的才學和人格魅力贏得了湖南士人的尊敬，時務學堂因此有了很好的聲譽。與此同時，梁啟超又與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發起了南學會。這南學會實際上就是強學會的湖南分會，借此團結同好，聚集力量。在南學會的影響下，一時間湖南辦起了眾多學會，有不纏足會、延年會、積益學會、公法學會、法律學會、群萌學會、任學會、輿算學會、致用學會、明達學會等等，真好比雨後春筍，一個接一個地冒了出來，使三湘大地朝氣勃勃，生機盎然。

　　巡撫陳寶箴、臬司黃遵憲更在這種氛圍的激勵下，力行新政。一面大力開發地方資源，鼓勵創辦企業。湖南礦務總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學製造公司、和豐火柴公司、寶善成公司也相繼在省垣長沙開辦起來。又有紳商與湖北同人合作，辦起了有線電報站，小輪船公司。一面又設立課吏局和保衛局。課吏局以培訓官員為主要內容，保衛局則以維護社會治安為職責。

　　在教育、社會團體、經濟與政治各方面一派新氣象的同時，湖南的報紙更是辦得有聲有色，影響巨大。

　　早在光緒二十三年四月，由學政江標發起，唐才常任編輯的《湘學報》便在長沙創刊。《湘學報》以《時務報》為榜樣，旨在使讀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見，達到開民智而育新風的目的。

　　《湘學報》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報紙，分史學、掌故、輿地、算學、商學、交涉六大門類，較多介紹國外的情況，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時事評論，對開啟湖南的新風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啟超來到長沙不久，學政江標調離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長子徐仁鑄。梁啟超和徐仁鑄都認為十天一報與當今世界的快速發展極不相宜。梁啟超說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舊。」於是又在湖南創辦《湘報》，每日一報，熊希齡又請陳寶箴將非機密的政府公文公牘隨時在報端刊發。《湘報》團結當時三湘一批時代精英，他們在報上宣傳愛國，倡導救亡，鼓吹維新，批評時弊，在社會各界的影響力上，又大為超過《湘學報》。

　　然而這一切卻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這些人中的積極者大多在士紳界，他們的大本營則是嶽麓書院。

　　位於長沙城湘江西岸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創立於北宋開寶年間。匾額「嶽麓書院」四字乃真宗親手所書。北宋書院繁盛，當時各省都立有書院，然而在後來的歲月裡，或毀於天災，或敗於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惟獨嶽麓書院，九百年來一直杏壇高築，弦歌不絕。書院不僅保持北宋開辦之初的面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擴大。

　　這裡培養了數不清的顯宦名士，光是鹹同時期的中興名臣，就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李元度、劉蓉、劉長佑、曾國荃、劉坤一等一長串名單。在造就人才的同時，嶽麓書院也以其獨特的優勢釀就了一種學問一種文化，即人們所熟知的湘學或稱之謂湖湘文化，然後又通過這種學問文化薰陶化育成千上萬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獨具特色的湖湘風尚。岳麓書院於是便成了湖南官紳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斗，獲得「瀟湘洙泗」的美譽。它以大門上的楹聯「惟楚有才，于斯為盛」，向世人高標書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脈」的講堂橫匾宣佈它儒學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於朱熹曾做過它的名譽山長，也由於張拭、真德秀、李東陽、王守仁做過它的教習，所以，嶽麓書院對山長擇人甚嚴，非做過大臣、或在學術界有著大影響的人不可。對教習也要求甚高，不是品性敦厚學有專長的宿學，絕難在書院謀得一個教席。

　　當今的山長王先謙便不是一個等閒人物。這位字益吾號葵園的長沙人，乃翰林出身，做過江蘇學政、國子監祭酒，曾因指責慈禧太后而以直聲享譽士林，又以著作等身號稱大儒。

　　四年前在一片眾望所歸的呼聲中王先謙由京師回到家鄉，接掌嶽麓書院。四年來，他從四面八方延聘不少名流來書院任教，又整飭教規，嚴督學生，把岳麓書院治理得有條不紊，名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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