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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六


  曹雙只有一個兒子曹迪,曹雙被殺之後,一直由政府撫養。後來上了大學。我前年在海南見過曹迪,長得五大三粗的一個中年漢子。我沒有見過曹雙,可仍舊相信他身上有著曹雙的影子。曹雙應該是這種威風凜凜的樣子的。曹迪在一家合資公司任總經理,我見到他,提到了我三伯的名字,曹迪哈哈大笑。之後,熱情地款待了我。他向我介紹他的公司,說得興致勃勃,卻隻字不提他的父親。

  臨別那天,他為我餞行,在一家挺豪華的酒店擺了一桌豪華得讓我眼花繚亂的酒席,他只帶他的一個女秘書陪我吃飯。曹迪那天喝得醉了,問道:"你是想寫我爸爸的事情吧?"

  我聽得一愣,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曹迪淡淡一笑:"其實我爸爸是撞在毛主席的槍口上了。你想想,當時共產黨剛剛打下天下,不那樣幹行嗎?那種事要是放到現在,算不了什麼的。要是按照我爸爸那個罪過就槍斃,我還不知道已經被槍斃了幾百回了呢。"

  我點頭道:"曹伯伯其實挺可惜的。我三伯說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呢。"

  曹迪笑道:"我現在玩過的女人,我父親的在天之靈或許想也不敢想的。"他拍拍手,酒店裡就有一個年輕的服務小姐款款走過來,當著我和曹迪那個女秘書的面,毫不羞臊地就坐在了曹迪的腿上,在曹迪的臉上身上亂摸亂啃著。

  我愣了愣,就有些坐不住了。那個女秘書似乎司空見慣,毫無表情,專心致志地對付著桌上的酒菜。

  曹迪笑道:"你信不信?這已經是我玩過的第二百三十七個女人了。"說著,就掀開那女子的衣服,揉搓那女人的乳房。那女子立刻就發出快樂的呻吟聲。

  我立刻頭疼欲裂了,我記不得我是怎樣離開的。我回到賓館,收拾了行裝,當天就離開了海南。後來,我見到三伯,提起了這件事。三伯淡淡笑道:"小曹這些年一直仇恨我哩。"

  我有些醒悟,曹迪不僅是在向我示威,或者還是向那個年代示威吧。

  三伯不再說,轉身走到桌案前,捉起筆來,在宣紙上潑墨。我看著三伯仍然很直的背,他身上還是那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衣,已經打了幾處補丁。三伯"文革"後出任某省的副書記,可他沒有去上任,就告病回家休息了。他晚年著書立說,寫字畫畫,悠哉悠哉。

  我總感到三伯同時代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老了,歷史已經把他拋到了社會的邊緣地帶。他在寂寞中守護著一種聖潔的東西,他不為凶湧而來的時代大潮所動,他的生存本身就對時代的進程發生著有益的制衡作用。我相信三伯到死也不會有惶惶不安的樣子,他應該是一個智者。領袖無有民眾不成其為領袖,導師沒有弟子不能成為導師,但是對於智者來說,只要他守護著人類最基本的精神價值,即使沒有人知道他,他仍是一個智者。三伯至今淡泊地活著,現年82歲。(我這部小說殺青之時,傳來三伯逝世的消息,前天晚上,三伯在桌案前寫字時,突然直直地倒下了。等幹休所的醫生匆匆趕來時,三伯已經沒有了心跳。真是無疾而終。享年83歲。)

  這裡還要交待三伯的另外一個情節。

  曹雙被槍斃後,三伯被開缺閑賦在家。他身體不好,就由此歇了病假,在家寫書。三伯在我的家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他上過林山縣師範學堂,是尖子生。他參加革命之後,曾在延安抗大教過書,被視為我們黨內的秀才。在延安時期,他跟毛主席很熟悉,還跟毛主席討論過哲學問題。不幸的是,三伯因為曹雙的問題翻了船,就安心在家寫書了。到了l959年.他的一本《先秦諸子百家論》已經出版了。

  1963年冬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視,途經保州市,或者是想到了三伯,就打聽:"那個李秀才哪裡去了。我拜讀過他的一本《先秦諸子百家論》。很好。但他對秦始皇的觀點我不同意,我想與他討論討論喲。"

  保州市領導就談了我三伯在林山縣閒居的情況。

  毛主席就笑:"秀才是有情緒喲,找他來見我,我給他開通開通。"

  三伯就被接來見毛主席。

  毛主席笑:"聽說你李震聲要當陶淵明,可惜你生不逢時啊。"

  據三伯後來回憶,毛主席跟三伯談了他那本書,提了一些意見和建議,就要三伯出來工作。三伯說:"我寫完下一本書再說。"

  毛主席就笑:"我從不強人所難,或者你真會成為我黨的司馬遷。但是我還是要勸你研究一下中國當代的經濟問題,我們十分缺乏這樣的專家,只有一個陳雲同志,是很不夠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中國的情況是不是這樣?古人這樣說,我總不大相信。我想你還是應該研究一下當代農民的狀況,農民的問題。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懂農業懂農民的知識分子卻很少。再有,你還是要出來工作,現在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書本。你好像有什麼情緒嗎?"

  三伯就舊話重提,講到了曹雙的事情,認為處理太重了。

  毛主席吸著紙煙,靜靜地聽三伯說完了,就點點頭,歎道:"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你再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了他們就是救了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啊。我說過的,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叉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要積重難返了啊。"

  毛主席的聲音有些發澀。

  三伯聽得呆了。窗外的北風呼呼響著,鏽鐵般的枯枝發出海潮般的嘯聲。

  毛主席看著三伯,緩緩地道:"你研究歷史,不知道你對明史怎麼看的?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只好哭天抹淚了喲。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絕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殼。我毛澤東若是蔣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殼。"

  三伯怔了怔,就講了1960年的災年,全國餓死人太多的事情。

  毛主席悶悶的,眼睛紅了,他聲音有些喑啞:"秀才啊,你讀過《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日: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貢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段話是子貢問政的道理。秀才啊,我們窮,可以減軍事經費,減人事預算,乃至可以沒有飯吃,惟有一個共產黨的政治大原則,即共產主義之信念必須堅守。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堅定,我們就有力量渡過任何難關。眾志成城。什麼叫眾志成城?就是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三伯怔怔地。他後來對我講,他當時感覺毛主席像一座高山一樣矗立在他的面前。

  毛主席走後不久,三伯調任省政府任副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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