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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蟬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鳴唱。 　　我選擇了這個有風的午後開始記錄去年的流水帳，似乎相信這樣的氣候有益於我的寫作。日子一天天從北窗穿梭而過，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靜如水。在潮汐般的市聲和打夯機敲擊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種聲音，那是彩色風車在樓頂平臺上旋轉的聲音。好久沒有風了，好久沒想起那只風車了，現在我意識到風車旋轉聲對於現實的意義，所以我說，平靜如水。 　　第一節或者倒黴的一天 　　日記寫道：你作為一個倒黴蛋的歲月也許始於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過春節的。我帶著一隻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傘到了火車站。那是這個城市的被廢棄了一半的舊車站，只發開往南方的短途車。那天有下雨的跡象，天色晦暗，但雨卻遲遲下不來。我走進低矮的候車室時覺得裡面很黑，好像停電了，五排長條凳上坐著的人一個個孤島似的若隱若現。我找了個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傘插在帆布包的拉手裡，一切都沒有異常之處。鄰近的一條壯漢盤著腿在看《家庭醫生》，我問他，「停電了嗎？」他說，「車站怎麼會停電？停了信號燈怎麼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對舊車站的幽暗實在不習慣。為什麼不開照明燈呢？ 　　檢票口還不放人。我聽見一個女檢票員尖聲對衝撞鐵欄杆的人喊，「急什麼？火車不是馬車，該走就走不該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記得我笑出了聲，我對於別人的幽默總是忍俊不禁。然後我閉上眼睛等待廣播檢票。事後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沒有異常之處。我是想回老家過春節的。不知什麼時候我覺得額頭上被什麼冰涼的物體一點，睜眼一看，候車室天棚上的吸頂燈都亮了，一個白衣警察巋然站在我面前。當時我覺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臨的，這很奇妙。 　　「放人了嗎？」我說。「把你的證件拿出來。」他說。 　　我這才意識到哪裡出了毛病。我拉開帆布包的拉鍊，掏出工作證給他。「怎麼啦？」「沒什麼。」他翻開工作證溜了幾眼，然後遞還我說：「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問。 　　「快了。請你跟我來一趟。」他又說。我注意到他的臉色很嚴肅，鬍子修得發青，雙眼炯炯有神，而一隻手漫不經心地摳著鼻孔。「為什麼？你覺得我是壞人嗎？」我盯著他的另一隻手。「跟我來一趟吧。」另一隻手正慢慢舉起來。「去哪兒？」我猜測那只手才是關鍵的手。「跟我來就知道了。」關鍵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還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裡出了毛病。他領著我朝盥洗室旁邊的鐵門走，一根黑色的鑲有皮套的警棍掛在皮帶上不時碰撞他的乾癟的臀部。鐵門後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在走廊裡我想起那把傘忘在長條凳上了。我像一隻沒頭沒腦的羊跟著他走進車站派出所，我預感到一場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開始了。辦公室裡還有四個人，好像在玩牌，一個剛把紙條從鼻子上揭下來，另一個手指關節哢哢響著把淩亂的撲克刹那間洗成一塊。這時候我又笑了，我總是難以克制自己的笑，這種毛病總有一天會惹來滅頂之災。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頭：「不准笑！」「不笑。」我應著坐到屋子中間的圓凳上。我覺得自己像個老練的被捕者，這讓我有點迷惘。我弓腰坐著，看見帆布包可憐地縮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裡是不是有問題，但是我肯定沒有攜帶任何違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過春節。「姓名？」「李多。」「我問你真實姓名。」「那就是真實姓名。我沒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１１號五樓。」 　　「老實點，到底有沒有住址？」 　　「怎麼會沒有？我不是流竄犯。」「誰知道？不查清楚怎麼知道你是不是流竄犯？」我終於明白我被懷疑是個流竄犯，但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被懷疑是個流竄犯，在春節前遇上這種事情不能不說是倒了大黴。我看了看手錶，離火車發車只有五分鐘了，我站起來說，「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誤了火車了。」他們坐著不動，那些眼睛有著相仿的嚴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們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讓羊走羊不能走。於是我又坐下，我隱隱聽見候車室的廣播在嚶嚶地響，一定是檢票了，要坐火車的人都上火車了，而我卻突然失去了這個權利。你體會不到我的絕望和沮喪。揪住我的警察跟審訊者小聲說著什麼，然後我聽見他們提了一個我意想不到的問題。 　　「有前科嗎？」「什麼？」「裝蒜，問你有沒有參與流氓盜竊反黨活動，譬如河濱街縱火案，友誼商店失竊案，或者民主牆運動，你有沒有前科？」「沒有。這太荒唐了。」 　　「你說誰荒唐？」「我說火車，火車要開了。」 　　「你說坐火車重要還是維護社會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沒有擾亂社會治安。」 　　「那你為什麼私藏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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