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五(189)_孫皓暉

一八九

　　這種回旋，不是今人所謂的簡單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該文化系統本身提供給人的廣闊天地。華夏文明之智慧，在於所有的理論與手段都蘊含著極其豐富的變化，而不是簡單機械的僵死界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謂也！以人對天命之關係說，天人合一論的內涵本身便賦予了人與天之間的互動性，而這種互動性，最終總是落腳於人的奮發有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虛妄渺茫，而有了實實在在的參照系，於是，執政者只要順應民心潮流，便是順應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難違，但卻有最根本的一條——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實際只在入有德無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縱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發點的靜態設計，若人奮發有為順應民心廣行陰德（不事張揚地做有利於人民的好事，此謂陰德），則上天立即給予關照，修改原來的命運設計方案！

　　如此天人互動之理論，何曾有過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歷史事實說話，先秦時代的中國族群有著極其渾厚的精神力量與行為自信，對天命天意等等，相對於後世的種種脆弱心理與冥頑迷信，確實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對理想狀態。敬重天命，在於使人不敢任意妄為；不拘泥者，在於使人保持奮發創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龜甲，春秋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組合，新興大夫（地主）階層紛紛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諸侯，種種潮流，無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國是一個典型。秦人歷史上有兩則神秘預言，一則是舜帝「秦人將大出天下」的預言，一則是老子關於秦國統一天下的預言。兩則預言能見諸《史記》，足證在當時是廣為人知的。但是，歷史的事實是，秦國執政階層始終沒有坐等天意變成事實，而是歷經六代人浴血奮爭才成就了煌煌偉業。

　　魏國如何？

　　雖然，在畢萬之後，我們沒有發現更多的關於魏國王族篤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測卻是有歷史邏輯依據的。這個歷史的邏輯是：一百餘年永遠重複著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個國家的王族便必然有著精神層面的根源；這個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厭惡人才的某種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對另一種冥冥之力產生依賴而衍生出的對人才的淡漠；這個冥冥之力不可能僅僅是先祖魂靈，而只能是更為強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國滅亡一百餘年後，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論解讀魏國滅亡原因，況乎當時之魏國王族乎？簡單的邏輯演化出最殘酷的結論：無論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國。越是競爭激烈的大爭之世，這一結局的表現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戰國時代，對人才的重要性的認識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無論是用才實踐還是用人理論，都是中國歷史的最高峰。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說魏國對人才的重要性認識不夠，顯然是牽強的。當時，對人才與國家興亡這個邏輯說得最清楚透徹的當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論有三個基本點。

　　第一是「親士急賢」。《墨子》第一章《親士》篇，去：「入國（執政）而不存其士，則國亡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這裡說得非常扎實，對待才士，不應是一般的敬重（緩賢），而應該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謂「見賢而急」；見賢不急，則才士便要怠慢國君，離開出走。田子方說的那種「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若脫鞋然」的自由，在戰國時代可謂時尚潮流。當此之時，「急賢」自然是求賢的最有效對策。

　　第二是「眾賢厚國」。《墨子·尚賢上》云：「……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在於眾賢而已。」也就說，國家要強盛，不能僅僅憑一兩個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則，這個國家便會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賢乃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賢中、下》云：「……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為政之本也？……賢者為政，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對墨子的尚賢為本的目標，可以一句話概括：尚賢能使天下安寧，所以是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論，實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義。

　　魏國以偽尚賢之道塞天下耳目，誠天亡之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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