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章士釗[1]的信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嚴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後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又高先生評郭文[3]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4]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柳文[2]上部，盼即寄來。敬頌康吉!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章士釗（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嚴，湖南長沙人。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2]指章士釗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對柳宗元文集的專門研究著作。

　　[3]指當時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寫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此文對郭沫若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見，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

　　[4]郭老，指郭沫若。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東膠南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伯達，即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旗》雜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