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十大關係[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幾個月，中央政治局聽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等三十四個部門的工作彙報，從中看到一些有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綜合起來，一共有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係。

　　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但是，我們工作中間還有些問題需要談一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什麼是國內外的積極因素?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儘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下面我講十個問題。

　　一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麼發展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必須處理好。

　　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裡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於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重工業是不是不為主了?它還是為主，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投資的比例要加重一點。

　　加重的結果怎麼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也可以積累，但是，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得更多更快些。

　　這裡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帳是划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

　　二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

　　我國的工業過去集中在沿海。所謂沿海，是指遼寧、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佈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在這兩者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也沒有犯大的錯誤，只是最近幾年，對於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麼十分注重了。這要改變一下。

　　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不說十年，就算五年，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四年的工業，等第五年打起來再搬家。從現有材料看來，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產以後，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這樣好的事情為什麼不做?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採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

　　這不是說新的工廠都建在沿海。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佈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廠礦，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於沿海原有的輕重工業的擴建和改建，過去已經作了一些，以後還要大大發展。

　　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採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所以這也是一個對於發展內地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的問題。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須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

　　三　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

　　國防不可不有。現在，我們有了一定的國防力量。經過抗美援朝[2]和幾年的整訓，我們的軍隊加強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要更強些，裝備也有所改進。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

　　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怎麼辦呢?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

　　一九五○年，我們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已經提出精簡國家機構、減少軍政費用的問題，認為這是爭取我國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三個條件之一。第一個五年計劃[3]期間，軍政費用占國家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這個比重太大了。第二個五年計劃[4]期間，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資金，多開些工廠，多造些機器。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就不但會有很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彈。

　　這裡也發生這麼一個問題，你對原子彈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還是只有幾分想，沒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還是按老章程辦事。這是戰略方針的問題，希望軍委討論一下。

　　現在我們把兵統統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為還有敵人，我們還受敵人欺負和包圍嘛!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

　　四　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

　　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拿工人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鬥，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關於工資，最近決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我們的工資一般還不高，但是因為就業的人多了，因為物價低和穩，加上其他種種條件，工人的生活比過去還是有了很大改善。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積極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號召反右傾保守，工人群眾熱烈擁護，奮戰三個月，破例地超額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計劃。我們需要大力發揚他們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決他們在勞動和生活中的迫切問題。

　　這裡還要談一下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問題。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廠的權益究竟應當各有多大才適當，我們經驗不多，還要研究。從原則上說，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比如我們現在開會是統一性，散會以後有人散步，有人讀書，有人吃飯，就是獨立性。如果我們不給每個人散會後的獨立性，一直把會無休止地開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嗎?個人是這樣，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也是這樣。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繫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

　　再講農民。我們同農民的關係歷來都是好的，但是在糧食問題上曾經犯過一個錯誤。一九五四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去年春季許多地方幾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農民有意見，黨內外也有許多意見。儘管不少人是故意誇大，乘機攻擊，但是不能說我們沒有缺點。調查不夠，摸不清底，多購了七十億斤，這就是缺點。我們發現了缺點，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億斤，又搞了一個「三定」，就是定產定購定銷，加上豐收，一少一增，使農民手裡多了二百多億斤糧食。這樣，過去有意見的農民也說「共產黨真是好」了。這個教訓，全黨必須記住。

　　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5]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並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採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但是就是這樣，如果粗心大意，也還是會犯這種或那種錯誤。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

　　合作社同農民的關係也要處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國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農民拿多少，以及怎樣拿法，都要規定得適當。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為農民服務的。生產費不必說，管理費也是必要的，公積金是為了擴大再生產，公益金是為了農民的福利。但是，這幾項各占多少，應當同農民研究出一個合理的比例。生產費管理費都要力求節約。公積金公益金也要有個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

　　總之，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係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復進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中央要發展工業，地方也要發展工業。就是中央直屬的工業，也還是要靠地方協助。至於農業和商業，更需要依靠地方。總之，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現在幾十隻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立了一個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員會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廳局聯成一線，天天給廳局下命令。這些命令雖然黨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但都說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壓力很大。表報之多，鬧得氾濫成災。這種情況，必須糾正。

　　我們要提倡同地方商量辦事的作風。黨中央辦事，總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從來不冒下命令。在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關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門可以分成兩類。有一類，它們的領導可以一直管到企業，它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機構和企業由地方進行監督；有一類，它們的任務是提出指導方針，制定工作規劃，事情要靠地方辦，要由地方去處理。

　　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對於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拿我們自己的經驗說，我們建國初期實行的那種大區制度[6]，當時有必要，但是也有缺點，後來的高饒反黨聯盟[7]，就多少利用了這個缺點。以後決定取消大區，各省直屬中央，這是正確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獨立性，結果也不那麼好。我們的憲法規定，立法權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違背中央方針的條件下，按照情況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條例、辦法，憲法並沒有約束。我們要統一，也要特殊。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這種特殊不是高崗的那種特殊，而是為了整體利益，為了加強全國統一所必要的特殊。

　　還有一個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這裡說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級關係問題。省市對中央部門有意見，地、縣、區、鄉對省市就沒有意見嗎?中央要注意發揮省市的積極性，省市也要注意發揮地、縣、區、鄉的積極性，都不能夠框得太死。當然，也要告訴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須統一，不能亂來。總之，可以和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和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一。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這種從全國整體利益出發的爭權，不是從本位利益出發的爭權，不能叫做地方主義，不能叫做鬧獨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間的關係，也是一種地方和地方的關係，也要處理得好。我們歷來的原則，就是提倡顧全大局，互助互讓。

　　在解決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我們的經驗還不多，還不成熟，希望你們好好研究討論，並且每過一個時期就要總結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

　　六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

　　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我們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歷史都作過貢獻。漢族人口多，也是長時期內許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歷史上的反動統治者，主要是漢族的反動統治者，曾經在我們各民族中間製造種種隔閡，欺負少數民族。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就在勞動人民中間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們無論對幹部和人民群眾，都要廣泛地持久地進行無產階級的民族政策教育，並且要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經常注意檢查。早兩年已經作過一次檢查，現在應當再來一次。如果關係不正常，就必須認真處理，不要只口裡講。

　　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究竟怎樣才適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七　黨和非黨的關係

　　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鬥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文灝[8]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雲、梁漱溟、彭一湖[9]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

　　中國現在既然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就不會沒有各種形式的反對派。所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雖然都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在「把革命進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10]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是又反對又不反對。對於鎮壓反革命[11]，他們一直到現在還有意見。他們說《共同綱領》[12]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但是憲法起草出來了，他們又全都舉手贊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黨派對許多問題的態度也是這樣。他們是反對派，又不是反對派常常由反對走到不反對。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這個道理，過去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

　　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鞏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決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已經過時」。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沒有很大的強制性。但是，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話說回來，黨政機構要精簡，不是說不要民主黨派。希望你們抓一下統一戰線工作，使他們和我們的關係得到改善，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

　　反革命是什麼因素?是消極因素，破壞因素，是積極因素的反對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轉變?當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會轉變。但是，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由於我們採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幾點應當肯定:

　　第一點，應當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是必須的。有這麼一種意見，認為那一次鎮壓反革命也可以不搞。這種意見是錯誤的。

　　對待反革命分子的辦法是:殺、關、管、放。殺，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關，就是關起來勞動改造。管，就是放在社會上由群眾監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來以後表現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況，給反革命分子不同的處理，是必要的。

　　現在只說殺。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殺了一批人，那是些什麼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億人民的大革命，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來的。如果沒有那次鎮壓，今天我們採取寬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贊成。現在有人聽到說斯大林殺錯了一些人，就說我們殺的那批反革命也殺錯了，這是不對的。肯定過去根本上殺得對在目前有實際意義。

　　第二點，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在胡風[13]問題出來以後，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沒有清查出來的，還要繼續清查。要肯定現在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他們還在進行各種反革命破壞活動，比如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破壞工廠，盜竊情報，貼反動標語，等等。所以，說反革命已經肅清了，可以高枕無憂了，是不對的。只要中國和世界上還有階級鬥爭，就永遠不可以放鬆警惕。但是，說現在還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對的。

　　第三點，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社會上的反革命因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頭，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數人還是要殺。他們中的多數，要交給農業合作社去管制生產，勞動改造。但是，我們還不能宣佈一個不殺，不能廢除死刑。

　　第四點，機關、學校、部隊裡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一百個反革命裡面，九十幾個這樣處理。這就是所謂大部不捉。至於殺呢，就是一個不殺。

　　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14]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15]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可以殺錯人。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第三條，消滅證據。鎮壓反革命要有證據。這個反革命常常就是那個反革命的活證據，有官司可以請教他。你把他消滅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證據了。這就只有利於反革命，而不利於革命。第四條，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殺了他們，你得一個殺俘虜的名聲，殺俘虜歷來是名聲不好的。還有一條，機關裡的反革命跟社會上的反革命不同。社會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頭上，而機關裡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遠些，他們有普遍的冤頭，但是直接的冤頭不多。這些人一個不殺有什麼害處呢?能勞動改造的去勞動改造，不能勞動改造的就養一批。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可是抓到手以後，卻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條法律，講機關裡的反革命一個不殺呢?這是我們的內部政策，不用宣佈，實際上儘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丟個炸彈，把這個屋子裡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說殺不殺?那就一定要殺。

　　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採取嚴肅態度。但是，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鎮壓反革命還要作艱苦的工作，大家不能鬆懈。今後，除社會上的反革命還要繼續鎮壓以外，必須把混在機關、學校、部隊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繼續清查出來。一定要分清敵我。如果讓敵人混進我們的隊伍，甚至混進我們的領導機關，那會對社會主義事業和無產階級專政造成多麼嚴重的危險，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關係

　　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16]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面。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准革命。

　　《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魯迅在這篇小說裡面，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他專門寫了「不准革命」一章，說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實，阿Q當時的所謂革命，不過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而已。可是，這樣的革命假洋鬼子也還是不准。我看在這點上，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他們不准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無論在社會上不准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准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

　　對於犯了錯誤的同志，有人說要看他們改不改。我說單是看還不行，還要幫助他們改。這就是說，一要看，二要幫。人是要幫助的，沒有犯錯誤的人要幫助，犯了錯誤的人更要幫助。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幫助。只看，是消極的，要設立各種條件幫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為黨內的原則爭論，是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不允許含糊的。按照情況，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採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實際的批評，甚至必要的鬥爭，這是正常的，是為了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對犯錯誤的同志不給幫助，反而幸災樂禍，這就是宗派主義。

　　對於革命來說，總是多一點人好。犯錯誤的人，除了極少數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善於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因為他容易把尾巴翹得高。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整得過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崗本來是想搬石頭打人的，結果卻打倒了自己。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採取幫助態度還是採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

　　十　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

　　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麼能存在?為什麼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哪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我們党的支部書記，部隊的連排長，都曉得在小本本上寫著，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點，一是缺點。他們都曉得有兩點，為什麼我們只提一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只有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著學到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裡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個斤斗，像孫悟空一樣，翻過來了。比如，過去有人因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和我們一樣。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准。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7]。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18]，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19]，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20]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

　　社會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講得對的那些方面，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們要學的是屬￿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黨內一些人有一個時期搞過教條主義，那時我們批評了這個東西。但是現在也還是有。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

　　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現在，學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學術論文也不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了。這也是一種迷信。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

　　我認為，中國有兩條缺點，同時又是兩條優點。

　　第一，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但是，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裡的賈桂[21]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後進的。雖然辛亥革命[22]打倒皇帝比俄國早，但是那時沒有共產黨，那次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蘇聯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幾年。在這點上，也輪不到我們來驕傲。蘇聯和我們不同，一、沙皇俄國是帝國主義，二、後來又有了一個十月革命。所以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

　　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因此，這兩條對我們都有好處。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麼不好呢?

　　一共講了十點。這十種關係，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在實踐中是否能完全處理好，也要準備兩種可能性，而且在處理這些矛盾的過程中，一定還會遇到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但是，像我們常說的那樣，道路總是曲折的，前途總是光明的。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根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這次會議於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也參加了會議。這篇講話，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了中國的經驗，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這個講話，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就討論情況作總結講話。他在總結講話中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2]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內戰爆發後，美國隨即出兵入侵朝鮮，同時派軍隊侵略我國領土臺灣。九月十五日又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派兵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隨後越過朝鮮南北兩方臨時分界線「三八線」大舉北犯，並且轟炸、掃射中國東北邊境城市和村莊，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為了援助朝鮮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保衛剛剛誕生的新中國，中國人民響應毛澤東主席發出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組織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開赴朝鮮前線，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抗擊美國侵略軍。十一月四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堅決支持志願軍的正義行動。全國人民以增產節約、報名參加志願軍、捐獻武器等各種方式全力支援朝鮮前線的作戰。在中朝人民軍隊的沉重打擊下，美國侵略軍連遭失敗，被迫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至此，朝鮮停戰實現，中國人民的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

　　[3]第一個五年計劃，見本卷第3頁注[3]。

　　[4]第二個五年計劃，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簡稱。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這個計劃的建議。

　　[5]義務交售制，是蘇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實行的國家收購農產品的一項主要辦法。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戶每年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義務交售的數量和價格向國家提供農產品。

　　[6]建國初期，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區。各大區設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機關中央局，除華北外，其他五個大行政區都設有大區一級行政機構，東北稱人民政府，華東、中南、西北、西南稱軍政委員會。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各大區行政機構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關，不再是一級地方政府。華北也成立了行政委員會。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

　　[7]高，指高崗（一九○五——一九五四），陝西橫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指饒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臨川人，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行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一九五三年，他們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對他們進行了揭發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這一重大鬥爭，通過決議開除他們的黨籍。

　　[8]衛立煌（一八九七——一九六○），安徽合肥人，原國民黨軍高級將領，當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翁文灝（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浙江鄞縣人，地質學家，曾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當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

　　[9]龍雲（一八八四——一九六二），雲南昭通人，曾任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梁漱溟（一八九三——一九八八），廣西桂林人，曾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九四四年改名中國民主同盟），當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彭一湖（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湖南岳陽人，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起人之一，當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民建中央常務委員。

　　[10]土地改革，見本卷第3頁注[2]。

　　[11]鎮壓反革命，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國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全國各地殘存著大量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他們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全國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這次運動沉重打擊了反革命殘餘勢力，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

　　[12]《共同綱領》，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一九五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佈以前，它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

　　[13]胡風（一九○二——一九八五），湖北蘄春人，文藝理論家和詩人。曾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部長、行政書記，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五五年在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中被錯定為反革命分子，一九六五年被判刑。一九八○年九月，經過法律程序並由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和胡風本人平反。一九八一年後，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等職。

　　[14]潘漢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蘇宜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曾任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等地領導對敵隱蔽鬥爭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一九四九年夏至一九五五年春，先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副市長等職。一九五五年因所謂「內奸」問題被關押審查，一九六三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並被判刑。一九八二年八月，經過法律程序並由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對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平反昭雪。饒漱石，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和華東軍區政治委員。上海解放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在這期間，他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因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

　　[15]宣統皇帝，即愛新覺羅·溥儀（一九○六——一九六七），北京人，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後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在日本帝國主義策劃下出任偽滿洲國「執政」，一九三四年改稱「滿洲帝國皇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被蘇軍俘虜，一九五○年八月被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釋放。一九六四年後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康澤（一九○四——一九六七），四川安岳人，原國民黨特務頭子。一九四七年任國民黨軍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樊戰役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一九六三年四月被特赦釋放，後任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

　　[16]王明，即陳紹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屬金寨縣）人。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國，隨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在抗日戰爭初期，他提出許多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他長期拒絕黨的批評和幫助。一九五六年以後一直滯留蘇聯。

　　[17]《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意見寫成的。

　　[18]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等人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九一八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明顯變化，把中間勢力當成「最危險的敵人」；繼續推行「城市中心論」，主張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形成全國的勝利。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他們錯誤主張的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統治達四年之久，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

　　[1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提出了許多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隨後在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期間，又發表了一些包括右傾錯誤的宣言、決議和文章。他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共產黨，不敢放手發動群眾鬥爭，不敢放手發展人民軍隊，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由於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已經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王明的這些錯誤只在局部地區一度產生過影響。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立了全黨獨立自主地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和政策。

　　[20]鐵托（一八九二——一九八○），前南斯拉夫主要領導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不結盟運動創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領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進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戰爭。一九四五年創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一九六三年後改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八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通過《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對南共進行公開的指責，並把南共開除出情報局。決議說：「以前用偽裝形式存在的民族主義分子，在過去五六個月中，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中取得了統治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就背離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國際主義傳統，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21]《法門寺》是一出京劇，描寫明武宗時專權的宦官劉瑾隨皇太后去法門寺拈香，在那裡審理一宗案件的過程。賈桂是這齣戲中劉瑾的親信奴才。戲中有這樣一個情節：郿塢縣縣令趙廉向賈桂行賄，賈桂就在劉瑾面前為趙廉說情開脫。當趙廉去見劉瑾時，劉瑾叫趙廉坐，趙廉請賈桂也坐，賈桂回答說：「您倒甭讓，我站慣了。」

　　[22]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所領導的推翻清朝專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在湖北武昌舉行起義，接著各省熱烈響應，外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反動統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帝制從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力量很弱，並具有妥協性，沒有能力發動廣大人民的力量比較徹底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