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五八年三月)

　　一

　　少奇同志在南寧會議[2]談了規章制度問題。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後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雲[3]同志讓他親戚煮飯，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這是講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規章制度問題，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製造浪費，製造官僚主義。這也是拿錢買經驗。建國之初，沒有辦法，搬蘇聯的，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認為非搬不可，沒有其他辦法。政治上、軍事上的教條主義，歷史上犯過，但就全黨講，犯這錯誤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數人並無硬搬的想法。建黨和北伐時期，黨比較生動活潑，後來才硬搬。規章制度是繁文縟節，都是「禮」。大批的「禮」，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部長也不一定知道。工業和教育兩個部門搬得厲害。農業部門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緊，幾個章程和細則都經過了中央，還批發一些地方的經驗，從實際出發，搬得少一些。農業上見物也見人，工業上只見物不見人。商業好像搬得少一點，計劃、統計、財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規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教訓就是理論和實踐相脫離。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這個道理沒有運用到經濟建設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唯物論；二者是對立的統一，也就是辯證法。為什麼硬搬，就是不講辯證法。蘇聯有蘇聯的一套辦法。蘇聯經驗是一個側面，中國實踐又是一個側面，這是對立的統一。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的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不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如辦報紙，搬《真理報》的一套，不獨立思考，好像三歲小孩子一樣，處處要扶，否則就喪魂失魄。什麼事情都要提出兩個辦法來比較，這才是辯證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學。鐵路選線、工廠選廠址、三峽選壩址，都有幾個方案，為什麼規章制度不可以有幾個方案?部隊的規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進口「成套設備」。

　　二

　　規章制度是一個問題，借此為例，講一講思想方法問題——堅持原則和獨創精神。

　　國際方面，要和蘇聯、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及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友好，講國際主義，學習蘇聯及其他外國的長處，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

　　我們黨從建黨到北伐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雖有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4]，但當時黨的作風比較生動活潑。十月革命勝利後三年，我們建立了黨，參加黨的人都是參加五四運動和受其影響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後，列寧在世，蘇聯階級鬥爭很尖銳，斯大林尚在岌岌可危的時候，他們也是生動活潑的。這個時期，一般說沒有教條主義。

　　從內戰開始到遵義會議[5]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們黨發生了三次「左」傾路線[6]，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線[7]最為厲害。當時蘇聯反託派勝利了，斯大林的地位開始鞏固，在理論上又戰勝了德波林學派[8]，而共產國際[9]遠東部實際上又是米夫[10]在負責，他的作用太大了。這些條件使教條主義得以形成。中國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差不多都是在蘇聯受到影響的，當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條主義者。當時去蘇聯的許多人當中，有些人是教條主義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聯繫實際，有些人不聯繫實際，只看外國。當時王明[11]等人搞了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幾百人在蘇聯學習，為什麼只有二十八個半呢?就是他們「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

　　中國的教條主義有中國的特色，過去已經作過結論。中國的教條主義表現在戰爭中，表現在富農等問題上。因為中國富農人數很少，決定原則上不要動它，向富農作某些讓步。但是「左派」不贊成，他們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結果地主富農都沒飯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白色遊擊隊，赤白對立。在資產階級問題上，他們主張一概打倒，不僅政治上消滅，經濟上也消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對帝國主義也不加分析，認為是一塊鐵板，沒有矛盾，都支持國民黨。

　　全國解放後，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工作、計劃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統計幾乎全部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當厲害，例如五分制、小學五年一貫制等，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喝雞湯，因為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喝雞湯，後來又說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都奉行，總是蘇聯第一。商業搬得少些，因為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文件較多。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因為中央直接抓，中央這幾年主要抓革命和農業，商業也抓了一點。

　　各個部門存在教條主義的情況不同，需要分析比較，找出原因。

　　一、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國的，抄了也不會鑒別。這方面大部分正確，一部分不正確，是硬搬。

　　二、我們對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都不瞭解。對蘇聯的經驗、情況、歷史發展不甚瞭解，既然不瞭解只好盲目地學他們。現在情況變了，大企業的設計、施工，一般說來可以自己搞了；裝備，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對蘇聯的和對中國的情況，瞭解得也比較多了。

　　三、精神上受到壓力。菩薩比人大好多倍，是為了嚇人。戲臺上的英雄豪傑一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總比斯大林矮一些，這就是盲目屈服于蘇聯的壓力。馬列主義主張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赫魯曉夫[12]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於這個壓力，要學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四、忘記了歷史經驗教訓，不懂得比較法，不懂得樹立對立面。我昨天已經講過，對許多規章制度，我們許多同志不去設想有沒有另外一種方案，擇其合乎中國情況者應用，不合乎者另擬，也不作分析，不動腦筋，不加比較。中央蘇區時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者，他們的《布爾什維克》[13]刊物把自己說成百分之百的正確，自己吹噓自己。《實話》[14]報攻擊中央蘇區有五大錯誤，不講一條好處，其辦法是「攻其一點或幾點，不及其餘」。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係》，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在十大關係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國防費用在和平時期要少，行政費用在任何時候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斯大林的像，我們掛。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訂立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5]。對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的態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堅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見。這是因為要顧全整個社會主義的利益。還有兩處勢力範圍，東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裡，現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對蘇聯經驗，一切好的應當接受，不好的應當拒絕。現在我們已學會了一些本領，對蘇聯有了些瞭解，對自己也比較瞭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講了工農業同時並舉、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農業合作化等問題。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風、反右派[16]，群眾性的對我們的批評，對人們思想的啟發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17]、南寧、成都開了三次會。會上大家提了許多意見，開動腦筋，總結八年的經驗，對思想有很大啟發。南寧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務院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改，而且應當改。怎樣改呢?一個辦法是和群眾見面，一個辦法是搞大字報。另一個問題是地方分權，現在已經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同時存在，能集的則集，能分的則分，這是去年三中全會後定下來的[18]。資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之前是進步的，到社會主義時則是反動的。在蘇聯的總人口中，俄羅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多，少數民族占將近百分之五十，而在中國的總人口中，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數民族占百分之六，所以中國不能像蘇聯那樣搞加盟共和國。

　　中國的革命是違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勝利的，「真洋鬼子」不許革命。黨的七大[19]提出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國。抗日時期我們同王明的爭論，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為止，我們提十大綱領[20]，王明提六大綱領[21]。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革命勝利了，斯大林又懷疑我們不是真正的革命，我們也不辯護。抗美援朝戰爭[22]一打，這種懷疑才消除了。可是到我們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時候，我們講這個問題，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好像又不是真革命了。這個講話發表後，《紐約時報》全文登載，杜勒斯[23]說要看一看。講話是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他就看到了，並在二十三日作出結論，說是「中國要自由化」。當時蘇聯給了我們一個「備忘錄」，怕我們向右轉。資產階級要滅亡，見了蘆葦當渡船。半個月後杜勒斯說:中國壞透了，蘇聯還好些。反右派一起，當然「自由化」沒有了。

　　總之，基本路線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葉不同。各國如此，中國的各個省也如此。

　　三

　　各省、市、自治區要每兩個月開一次會，開幾個人或十幾個人的小型會，檢查總結一次工作。協作區[24]也要兩三個月開一次會。今年要抓緊，因為是群眾運動，兩個月變化很大，要互通情報。開會的目的，是為了調整生產節奏。工業要有生產節奏，農業也要有，商業、文教、政治都要有點節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是快和慢的對立的統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線下，波浪式地前進，這是緩和急的對立的統一，勞和逸的對立的統一。只有急和勞，就是片面性。如果專搞勞動強度，不休息，那怎麼行呀?湖北有個縣委書記，不看農民的情緒，臘月二十九還讓修水庫，結果民工跑了一半。做事總是有緩有急，是苦戰和休整的統一。打仗也是有節奏的。從前打仗，兩個戰役之間必須有一個休整、補充和練兵的時間，不可能一個接一個地打。但在中央蘇區，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反對休整，主張「勇猛果敢，乘勝直追，直搗南昌」，那怎麼行呢?苦戰和休整的對立的統一，這是規律，而且是互相轉化的。沒有一種事情不是互相轉化的。急轉化為緩，緩轉化為急，勞轉化為逸，逸轉化為勞。苦戰和休整，也是如此。勞和逸、急和緩有同一性，苦戰和休整也有同一性。睡眠和起床也是對立的統一。試問，誰能擔保起床以後就不睡覺?反之，「久臥者思起」。睡眠轉化為起床，起床轉化為睡眠。開會走向反面，轉化為散會。只要一開會就包含著散會的因素，我們不能在成都開一萬年的會。《紅樓夢》裡說:「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這是真理。散會以後，問題積起來了，又轉化為開會。團結中就包含不團結，有意見分歧就轉化為鬥爭，不可能天天團結，年年團結。講團結，就是因為有不團結。人總是參差不齊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永久的、無條件的。不團結也是無條件的，講團結時還有不團結，因此要做工作。只講團結一致，不講鬥爭，不是馬列主義。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鬥爭，才能達到新的團結。團結轉化為鬥爭，鬥爭再轉化為團結。不能光講團結和一致，不講矛盾和鬥爭。蘇聯就只強調一致，不講矛盾，特別是不講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沒有矛盾和鬥爭，就沒有世界，就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老講團結，就是「一潭死水」，就會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還是「不盡長江滾滾來」，後浪逐前浪好?要打破舊的團結基礎，經過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黨是這樣，階級是這樣，人也是這樣。團結、鬥爭、團結，這就有工作做了。生產轉化為消費，消費轉化為生產。生產就是為了消費，生產不僅是為其他勞動者，生產者自己也是消費者。不吃飯，一點氣力沒有，不能生產，吃了飯有了熱量，就可以多做工作。馬克思認為，生產就包含著消費，新產品的生產就是原材料的消費，機器的消耗，勞動力的消耗。[25]生產與消費，建設與破壞，都是對立的統一，是互相轉化的。鞍鋼的生產就包含消費，幾十年就要更換設備。播種轉化為收穫，收穫轉化為播種。播種是消費種子，種子播下後，就向反面轉化，由種子變為秧苗，以後收穫，又得到新的種子。

　　要舉豐富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的統一和互相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

　　春夏秋冬也是相互轉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與死也是相互轉化的，生物轉化為死物，死物轉化為生物。我主張五十歲以上的人死了以後開慶祝會，因為人是非死不可的，沒有死就沒有生，這是自然規律。

　　蘇聯出版的《簡明哲學辭典》中有一條專門與我作對，它說生與死、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戰爭與和平相互轉化是不對的。[26]那末究竟誰對?請問，生物不是由死物轉化來的，那是如何而來的呢?地球上原來只有無機物，以後才有有機物。有生命的物質都是氮、氫等十二種元素變成的，生物總是死物轉化而來的。

　　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也是相互轉化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地主和農民的關係就是這樣。當然，我們這個壓迫者是對舊統治者階級而言的，而不是對老百姓講的。這是講階級專政，而不是講個人壓迫者。

　　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和平是戰爭的反面，沒有打仗哪會有「和平」二字。三八線[27]一打仗是戰爭，一停戰又是和平。戰爭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是政治的繼續，政治也是一種戰爭。

　　總而言之，量變轉化為質變，質變轉化為量變。歐洲教條主義濃厚，蘇聯因為有偉大的成就，就產生一些缺點，總是要轉化的。現在我們講辯證法，將來也可能產生教條主義，思想僵化的現象可能發生。如果我們工業搞成世界第一，那時就可能翹尾巴，翹得像孫行者的尾巴那樣高，那時就可能轉變為落後。

　　有限轉化為無限，無限轉化為有限。古代的辯證法轉化為中世紀的形而上學，中世紀的形而上學轉化為近代的辯證法。宇宙也是轉化的，不是永久不變的。資本主義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又要轉變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還是要轉化的，也是有始有終的，一定會分階段的，不會固定不變的，將來或許要另起個名字。只有量變沒有質變，那就違背了辯證法。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不是經過發生、發展和消滅的。猴子變人，產生了人，但整個人類最後是要消滅的，它會變成另外一種東西，那時候地球也沒有了。地球總要毀滅的，太陽也要冷卻的，太陽的溫度現在就比古代低得多了。二百萬年以來我們處在第四紀冰河時期，冰河一來，生物就大批死亡。現在南極大陸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見古時候那裡是很熱的。

　　事物總是有始有終的，只有兩個無限，時間和空間無限。無限是由有限構成的，各種東西都是逐步發展、逐步變動的。

　　講這些，是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潑一下。腦子一固定，就很危險。要教育幹部，中央、省、地、縣四級幹部很重要，包括各個系統，有幾十萬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經典著作，而要開動腦筋，使思想活潑起來。

　　過去我們在建設問題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錯誤還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錯誤是正確路線形成的必要條件。正確路線是對錯誤路線而言，二者是對立的統一。正確路線是在同錯誤路線作鬥爭中形成的。說錯誤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確，沒有錯誤，這種觀點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是犯得少一點，犯得小一點。正確與錯誤是對立的統一，難免論是正確的，可免論是不正確的。只有正確，沒有錯誤，歷史上沒有這個事實，這是否認對立統一這個規律，是形而上學。爭取錯誤犯得最少，這是可能的。錯誤犯得多少，是高個子和矮個子的關係。少犯錯誤，是可能的，應該辦到，馬克思、列寧就辦到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部分地方負責人、中央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毛澤東在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共作了六次講話。本篇一是九日講話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十日的講話；本篇三是二十日講話的主要部分。

　　[2]南寧會議，見本卷第362頁注[4]。

　　[3]陳雲，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

　　[4]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見本卷第56頁注[3]。

　　[5]遵義會議，見本卷第109頁注[7]。

　　[6]三次「左」傾路線，見本卷第109頁注[4]。

　　[7]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線，見本卷第47頁注[18]。

　　[8]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蘇聯哲學家。一九二九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蘇聯哲學界發動對德波林學派的批判，認為他們犯了理論脫離實踐、哲學脫離政治等唯心主義性質的錯誤。

　　[9]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見本卷第57頁注[7]。

　　[10]米夫（一九○一——一九三八），蘇聯人。一九二八年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兼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一九三○年冬到上海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他的支持下，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領導權。

　　[11]王明，見本卷第47頁注[16]。

　　[12]赫魯曉夫，當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13]《布爾什維克》，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創刊，現存的最後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14]《實話》，由中共中央出版，一九三○年十月三十日創刊，現存的最後一期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出版的第十三期。

　　[15]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見本卷第320頁注[5]。

　　[16]見本卷第320頁注[4]。

　　[17]杭州會議，見本卷第362頁注[3]。

　　[18]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改進商業管理體制、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三個規定草案，適當向地方和企業下放管理權力。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十四次會議原則批准這三個規定，決定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19]七大，即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見本卷第98頁注[3]。

　　[20]見本卷第129頁注[12]。

　　[21]見本卷第129頁注[11]。

　　[22]抗美援朝戰爭，見本卷第45頁注[2]。

　　[23]杜勒斯，當時任美國國務卿。

　　[24]協作區，見本卷第363頁注[9]。

　　[25]參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2頁）。

　　[26]參見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頁。

　　[27]三八線，見本卷第66頁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