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

　　我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一九五六年在社會主義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勝利，一九五七年發動整風運動，又在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方面取得了基本的勝利，就在這一年，又超額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1]。這樣，我國六億多人民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認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責任，打擊了從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方面刮起來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妖風[2]，同時也糾正了和正在繼續糾正黨和人民自己從舊社會帶來的和由於主觀主義造成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黨是更加團結了，人民的精神狀態是更加奮發了。黨群關係大為改善。我們現在看見了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人民群眾在生產戰線上這樣高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國人民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在鋼鐵及其他主要工業生產品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個口號所鼓舞。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為了適應這種情況，中央和地方黨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變的需要。這裡所說的幾十條，並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積累下來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後在杭州會議[3]和南寧會議[4]上共同商量的結果。這幾十條，大部分是會議上同志們的發言啟發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寫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記錄同志們的意見；有一個重要條文(關於規章制度)[5]是由劉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這裡講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務，有一些是理論原則，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們現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個進步，以適應已經改變了的政治情況的需要。這幾十條現在只是建議，還待徵求意見。條文或者要減少，或者要增加，都還未定。請同志們加以研究，提出意見，以便修改，然後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為一個正式的內部文件。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這裡有十四項:1.工業，2.手工業，3.農業，4.農村副業，5.林業，6.漁業，7.畜牧業，8.交通運輸業，9.商業，10.財政和金融，11.勞動、工資和人口，12.科學，13.文教，14.衛生。

　　(二)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工業工作。這裡也有十四項:1.產量指標，2.產品質量，3.新產品試製，4.新技術，5.先進定額，6.節約原材料，找尋和使用代用品，7.勞動組織、勞動保護和工資福利，8.成本，9.生產準備和流動資金，10.企業的分工和協作，11.供產銷平衡，12.資源綜合利用，14.設計和施工。這是初步擬定的項目，以後應該逐步形成工業發展綱要四十條[6]。

　　(三)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農業工作。這裡也有十四項:1.產量指標，2.肥料，4.土壤，5.種子，6.病蟲害，8.機械化(新式農具，雙輪雙鏵犁，抽水機、適合中國各個不同區域的拖拉機及用摩托開動的運輸工具等)，9.精耕細作，10.畜牧，11.副業，12.綠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講衛生。這是從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7]中抽出來的十四個要點。四十條必須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點，目的在於有所側重。綱舉目張，全網自然提起來了。

　　(四)全面規劃，幾次檢查，年終評比。這是三個重要方法。這樣一來，全域和細節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時總結經驗，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又可以激勵人心，大家奮進。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頭年，每年看前冬。這是一個掌握時機的方法。時機上有所側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檢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級，每季要檢查一次；下面各級按情形辦理。重要的任務在沒有走上軌道之前，要每月檢查一次。這也是掌握時機的方法，是就一年內說的。

　　(七)如何評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縣和縣比，社和社比，廠和廠比，礦和礦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訂評比公約，也可以不訂。農業比較易於評比。工業可以根據可比的條件評比，按產業系統評比。

　　(八)什麼時候交計劃?省、自治區、直屬市、專區、縣都要按照三個十四項訂出計劃。訂計劃時要有重點，不可在同一時間內百廢俱興。區、鄉、社的計劃內容主要就是農業十四項。項目可以根據當地情況有所增減。先訂五年的計劃，可以是粗線條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計劃要逐級審查。為了便於比較，省委要在縣、區、鄉、社的計劃中選一些最好的和少數最壞的送給中央審查。省和專區的計劃都要按期交中央，一個也不能少。

　　(九)生產計劃三本賬。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佈；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佈。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

　　(十)從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要著重抓工業，抓財金貿。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可能落空。要把工業部門和財貿部門的若干主要負責幹部帶到討論地方工作的會場上去，中央的帶到地方去，省、直屬市和自治區的帶到專區、市屬區和縣裡去，許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這種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業產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廠礦、原來的地方國營工業和手工業的產值，不包括中央直屬廠礦的產值)，爭取在五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十年內，超過當地的農業產值。各省市對於這件事要立即著手訂計劃，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訂出來。主要的任務是使工業認真地為農業服務。大家要切實摸一下工業，做到心中有數。

　　(十二)在今後五年內，或者六年內，或者七年內，或者八年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規定。各省委、直屬市委、自治區黨委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研究一下。就全國範圍來看，五年完成四十條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決於三年，爭取在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其他地區的時間可以略為延長。口號是:苦戰三年。方法是: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

　　(十四)反對浪費。在整風中，每個單位要以若干天工夫，來一次反浪費的鳴放整改。每個工廠、每個合作社、每個商店、每個機關、每個學校、每個部隊都要進行一次認真的反浪費鬥爭。今後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費。

　　(十五)在我國的國民經濟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怎樣才算恰當，這是一個關係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大問題，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關於農業合作社的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問題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這樣的意見:以一九五七年生產和分配的數字為基礎，以後的增產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給社員，六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對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六成分配給社員)。如果生產和收入已經達到當地富裕中農的水平的，可以在經過鳴放辯論取得群眾同意以後，增產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給社員，七成作為合作社積累)，或者一兩年內暫時不分，以便增加積累，準備生產大躍進。這個意見是否適當，請各地討論。

　　(十七)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矛盾需要解決，需要定出一個適當的比例。現在的情況是，有的地方，有些農家的收入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的收入，占到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這種情況必然影響農民對於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積極性。這種情況應當改變。各省可以經過鳴放辯論，研究出控制的辦法，對經濟關係作適當調整，在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和全面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使農家的收入中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例，在幾年內逐步達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農民從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廣試驗田。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導方法。這樣一來，我黨在領導經濟方面的工作作風將迅速改觀。在鄉村是試驗田，在城市可以抓先進的廠礦、車間、工區和工段。突破一點就可以推動全面。

　　(十九)抓兩頭帶中間。這是一個很好的領導方法。任何一種情況都有兩頭，即是有先進和落後，中間的狀態又總是占多數。抓住兩頭就把中間帶動起來了。這是一個辯證的方法，抓兩頭，抓先進和落後，就是抓住了兩個對立面。

　　(二十)組織幹部和群眾對先進經驗的參觀和集中地展覽先進的產品和作法，是兩項很好的領導方法。用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術水平，推廣先進經驗，鼓勵互相競賽。許多問題到實地一看就解決了。社和社、鄉和鄉、縣和縣、省和省之間，都可以組織互相參觀。中央、省、市、專區和縣都可以舉辦生產建設展覽會。

　　(二十一)不斷革命。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一九四九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著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著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著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十年後將會更加主動一些；十五年後，糧食多了，鋼鐵多了，我們的主動就更多了。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幹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新任務壓來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務的問題上面去了。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右派說我們是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大知識分子。還有人說要對老幹部實行「贖買」，給點錢，叫他們退休，因為老幹部不懂科學，不懂技術，只會打仗、搞土改。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並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這個問題要在幹部中議一議，開個幹部大會，議一議我們還有什麼本領。過去我們有本領，會打仗，會搞土改，現在僅僅有這些本領就不夠了，要學新本領，要真正懂得業務，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裡曾經說過:「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時間過去了八年。這八年中，革命一個接著一個，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問題上，很多人來不及學科學，學技術。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各級黨委可以在黨內事先醞釀，向幹部講清楚，但是暫時不要在報上宣傳，到七月一日以後我們再大講特講，因為那時候基層整風已經差不多了，可以把全黨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術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術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須注意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

　　(二十二)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

　　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將來政治這個名詞還是會有的，但是內容變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現在一方面有社會主義世界同帝國主義世界的嚴重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同階級敵人作鬥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以後，這個政權同人民的關係，就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的關係了，採用的方法不是壓服而是說服。這是一種新的政治關係。這個政權只對人民中破壞正常社會秩序的犯法分子採取暫時的程度不同的壓服手段，作為說服的輔助手段。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人民中還隱藏一部分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例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這種人，我們基本上也是採取由群眾鳴放辯論[8]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只對嚴重的反革命破壞分子採取鎮壓的手段。過渡時期完結、徹底消滅了階級以後，單就國內情況來說，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內部的關係。那時候，人和人之間的思想鬥爭、政治鬥爭以及革命一定還是會有的，並且不可能沒有。對立統一的規律，量變質變的規律，肯定否定的規律，永遠地普遍地存在。但是鬥爭和革命的性質跟過去不同，不是階級鬥爭，而是人民內部的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社會制度的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科學技術的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場鬥爭，是一個革命。進到共產主義時代了，又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的發展階段。從這個階段到那個階段的關係，必然是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關係。各種突變、飛躍都是一種革命，都要通過鬥爭，「無衝突論」是形而上學的。

　　政治家要懂些業務。懂得太多有困難，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實際的是假紅，是空頭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術結合起來，農業方面是搞試驗田，工業方面是抓先進典型、試用新技術、試製新產品。這些都是用的「比較」法，在相同的條件下，拿先進和落後比，促使落後趕上先進。先進和落後是矛盾的兩個極端，「比較」是對立的統一。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內部車間和車間、小組和小組、個人和個人之間，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若干年後，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那時候將完成一個飛躍，然後再繼續量變的過程。

　　評比不僅比經濟、比生產、比技術，還要比政治，就是比領導藝術。看誰領導得比較好些。

　　(二十三)上層建築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門所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八年來積累起來的規章制度許多還是適用的，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進一步提高群眾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的障礙，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在修改或者廢除這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方面，最近一個時期，在群眾中間，已經創造了許多先進經驗，例如石景山發電廠改進職工福利待遇的辦法，湘江機械製造廠改進職工宿舍制度的辦法，江蘇戚墅堰發電廠改進獎金的辦法，廣西省一級幾個商業機關合併為一個機關，由總數二千四百人縮減為三百五十人，即減少七分之六的人員等。應該作出這樣一個總的規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提下，在群眾覺悟提高的基礎上，允許並且鼓勵群眾的那些打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的創舉。

　　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該派遣負責同志到各地的基層單位去，總結群眾中的這一類先進經驗，發展下層單位和群眾的這一類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創舉，建議主管機關給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規章制度中某些規定在這個單位實行，並且把這個單位的先進經驗推廣到其他單位試行。

　　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還應當派遣負責同志到各地的基層單位去，發現那裡有些什麼規章制度已經限制了群眾積極性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根據那裡的實際情況，通過基層黨委和群眾的鳴放辯論，保存現有規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廢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並且擬定一些新的適合需要的規章制度，在這個單位實行，也可以推廣到其他單位試行。

　　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該系統地總結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進經驗。重大的和全國性的，經過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地方性的，經過相應的地方黨委和政府批准，技術性的和專業性的，經過主管部門批准，然後在全國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單位中普遍推行。經過一段時間實行以後，在必要的時候，再根據新的經驗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種規章制度。

　　這是制定和修改各種規章制度的群眾路線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風堅持到底。全黨要鼓起幹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盡可能地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屬市、自治區兩級黨委的委員，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作調查研究，開會，到處跑。應當採取走馬看花、下馬看花兩種方法。哪怕到一個地方談三四小時就走也好。要和工人、農民接觸，要增加感性知識。中央的有些會議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開，省委的有些會議可以到省會以外的地方去開。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幹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係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學習魯迅。魯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讀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讀者共鳴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

　　對於下級所提出的不同意見，要能夠耐心聽完，並且加以考慮，不要一聽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生氣，認為是不尊重自己。這是以平等態度待人的條件之一。

　　(二十七)各級黨委，特別是堅決站在中央正確路線方面的負責同志，要隨時準備挨駡。人們罵得對的，我們應當接受和改正。罵得不對的，特別是歪風，一定要硬著頭皮頂住，然後加以考察，進行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決不可以隨風倒，要有反潮流的大無畏的精神。這一點，我們已經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驗。

　　(二十八)在省、地、縣三級或者在省、地、縣、鄉四級的幹部會議上，討論一次党的領導原則問題。討論一下這些原則是否正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這幾句話裡，關於黨委的責任，是說大事由它首先作出決定，並且在執行過程中加以檢查。「大權獨攬」是一句成語，習慣上往往指的是個人獨斷。我們借用這句話，指的卻是主要權力應當集中於中央和地方黨委的集體，用以反對分散主義。難道大權可以分攬嗎?這八句歌訣，產生於一九五三年，就是為了反對那時的分散主義而想出來的。所謂「各方去辦」，不是說由黨員徑直去辦，而是一定要經過黨員在國家機關中、在企業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團體中、在文化教育機關中，同非黨員接觸、商量、研究，對不妥當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後大家通過，方才去辦。第三句話裡所說的「原則」，指的是: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和個人作用的統一(黨委和第一書記的統一)，中央和上級的決議。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問過第一書記?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問。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書記不在家的時候，要另外有人掛帥。

　　(三十)黨委要抓軍事。軍隊必須放在黨委的領導和監督之下，現在基本上也正是這樣做的，這是我軍的優良傳統。做軍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黨委抓這項工作的。只是因為忙於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工作，近幾年來我們抓得少了一些。現在應當改善這種情況。辦法也是一年抓幾次。

　　(三十一)大型會議、中型會議和小型會議，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門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會議，參加的幾個人，一二十人，便於發現問題和討論問題。上千人參加的大型會議，只能採取先作報告後加討論的方法，這種會不能太多，每年兩次左右。小型和中型會議每年至少要開四次。這種會最好到下面去開。省委可以到地委召開一個地區或者相近幾個地區的縣書會議。中央同志和國務院各部門可以輪番到地方開些小型會議。各個經濟協作區[9]有事就開會，每年至少開四次。

　　(三十二)開會的方法應當是材料和觀點的統一。把材料和觀點割斷，講材料的時候沒有觀點，講觀點的時候沒有材料，材料和觀點互不聯繫，這是很壞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觀點，不說明贊成什麼反對什麼，這種方法更壞。要學會用材料說明自己的觀點。必須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確的觀點去統率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夠說明問題就行，解剖一個或者幾個麻雀就夠了，不需要很多。自己應當掌握豐富的材料，但是在會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須懂得，開會同寫大著作是有區別的。

　　(三十三)一般說來，不要在幾小時內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觀點，而這些材料和觀點又是人們平素不大接觸的。一年要找幾次機會，讓那些平素不大接觸本行事務的人們，接觸本行事務，給以適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個早上突如其來地把完成品擺在別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幾小時內下幾百公釐的傾盆大雨。「強迫受訓」的制度必須盡可能廢除，「強迫簽字」的辦法必須盡可能減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語言，必須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報知識。

　　(三十四)十個指頭的問題。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幹部學會善於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或者多數指頭和少數指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有區別，這件事看來簡單，許多人卻不懂得。要宣傳這種觀點。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我們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錯了一定翻筋斗。這是認識問題，也是邏輯問題。說一個和九個指頭，這種說法比較生動，也比較合於我們工作的情況。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但是這種說法對於某些人卻不適用，例如右派分子。許多極右分子，那是幾乎十個指頭都爛了；學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爛了一個指頭，又不是全爛了，所以還可以留在學校裡。

　　(三十五)「攻其一點或幾點，儘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我黨在歷史上吃過這種方法的大虧，這就是教條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立三路線[10]也是如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也用這種方法。陳獨秀路線[11]和抗日時期的王明路線[12]，就是如此。一九三五年，張國燾[13]也用過這種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14]，用的也是這種方法。我們應當總結過去的經驗，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加以批判，使幹部覺醒起來，以免再吃大虧。好人犯個別錯誤的時候，也會不自覺地採用這種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論。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過程，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調查和研究的過程，就是思維的過程。人腦是能夠反映客觀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確很不容易。要經過反復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較正確，比較接近客觀實際。有了正確的觀點和正確的思想，還要有比較恰當的表達方式告訴別人。概念、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在我們的幹部中，大概還有不少的人，不明白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任何英雄豪傑，他的思想、意見、計劃、辦法，只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驗中，他的頭腦只能作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起製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製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考驗。如果我們的同志不懂得這一點，那就一定會到處碰釘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準確性屬￿概念、判斷和推理問題，這些都是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詞章問題。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第一，概念不明確；第二，判斷不恰當；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斷進行推理的時候又缺乏邏輯性；第四，不講究詞章。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做經濟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時候，不但要注意準確性，還要注意鮮明性和生動性。不要以為這只是語文教師的事情，大老爺用不著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託二把手、三把手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作起來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或者「二排議員」。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幫助為輔。不要讓秘書制度成為一般制度，不應當設秘書的人不許設秘書。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種表現。

　　(三十九)學點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

　　(四十)學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

　　(四十一)學點歷史和法學。

　　(四十二)學點文學。

　　(四十三)學點文法和邏輯。

　　(四十四)建議在自願的原則下，中央和省市的負責同志，學一種外國文。爭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內達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負責人，可以設置一名學習秘書。

　　(四十六)外來幹部要學本地話，一切幹部要學普通話。先訂一個五年計劃，爭取學好，或者大體學好，至少學會一部分。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幹部，必須學當地民族的語言。少數民族的幹部，也應當學習漢語。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專區、縣三級，都要比培養「秀才」。沒有知識分子不行，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這些人要較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試辦工廠或者農場，進行生產，做到自給或者半自給。學生實行半工半讀。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這些學校可以多招些學生，但是不要國家增加經費。

　　一切高等工業學校的可以進行生產的實驗室和附屬工場，除了保證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需要以外，都應當盡可能地進行生產。此外，還可以由學生和教師同當地的工廠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農業學校除了在自己的農場進行生產，還可以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並且派教師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農業學校應當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於條件的人入學。

　　農村裡的中小學，都要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合同，參加農、副業生產勞動。農村學生還應當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課餘時間回到本村參加生產。

　　(五十)大學和城市裡的中等學校，在可能條件下，可以由幾個學校聯合設立附屬工廠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廠、工地或者服務行業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學，應當設立附屬農場；沒有土地而鄰近郊區的學校，可以到農業合作社參加勞動。

　　(五十一)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今年要每月檢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礎。各地可以根據當地的情況，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內容。

　　(五十二)化肥工廠，中央、省、專區三級都可以設立。中央化工部門要幫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廠的設計，中央機械部門要幫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廠的設備。

　　(五十三)省、自治區、直屬市，應當設立農具研究所，專門負責研究各種改良農具和中小型機械農具，同農具製造廠密切聯繫，研究好了就交付製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縣的聯盟農業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種一造，畝產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壽縣的前進農業社，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一千六百八十斤；陝西宜君縣的清河農業社，這個社在山區，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廣西百色縣的拿坡農業社，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一千六百斤。這些單季高產的經驗，各地可以研究試行。

　　(五十五)種子搭配的問題(即是在一個地域內，一種作物要有幾種品種，同時種植)，各地可以進行研究。

　　(五十六)薯類大有用處。人吃，豬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試製薯類粉，有控制地適當地推廣薯類種植。

　　(五十七)綠化。凡能四季種樹的地方，四季都種。能種三季的種三季。能種兩季的種兩季。

　　(五十八)陝西商洛專區每戶種一升核桃。這個經驗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經過鳴放辯論取得群眾同意以後，將這個經驗推廣到種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經濟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業要計算覆蓋面積，算出各省、各專區、各縣的覆蓋面積比例，作出森林覆蓋面積規劃。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幹部中間，然後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徵求幹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於我的身體狀況也較為適宜。如果在辯論中群眾發生抵觸情緒，不贊成這個建議，可以向他們說明，在將來國家有緊急需要的時候，只要黨有決定，我還是可以出任這種國家領導職務的。現在和平時期，以去掉一個主席職務較為有利。　關於這個請求，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許多同志的同意，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15]所有這些，請向幹部和群眾解釋清楚，免除誤會。

　　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釋

　　[1]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見本卷第3頁注[3]。

　　[2]見本卷第320頁注[4]。

　　[3]杭州會議，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在浙江杭州召開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工作方法問題。

　　[4]南寧會議，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廣西南寧召開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會議討論一九五八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問題，同時研究改進工作方法的問題。

　　[5]指《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的第二十三條。

　　[6]工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後來沒有形成。

　　[7]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見本卷第3頁注[4]。

　　[8]鳴放辯論，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簡稱「四大」。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國共產黨開始整風，廣大群眾積極對黨的工作中的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而極少數右派分子卻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要求實行「大鳴、大放」，他們的不少言論實質上是向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党的領導地位進攻。複雜的形勢，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規模貼大字報的做法，形成了全國性的政治上不穩定狀態。中國共產黨發動群眾同樣運用「四大」的方法進行了反右派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嚴重地擴大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演變為向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造反奪權的主要手段。一九七五年「四大」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七八年修改後的憲法仍將「四大」列為人民的民主權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認為，「四大」沒有起過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積極作用，反而妨礙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同年九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作出決議，取消當時憲法第四十五條中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

　　[9]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全國劃分為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西北等七個協作區。每個協作區都成立協作區委員會，作為它的領導機構。協作區委員會由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和其他必要的人員組成，下設經濟計劃辦公廳，作為它的辦事機構，並接受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的指導。

　　[10]立三路線，即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見本卷第58頁注[10]。

　　[11]陳獨秀路線，即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見本卷第56頁注[3]。

　　[12]抗日時期的王明路線，指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見本卷第48頁注[19]。

　　[13]張國燾，參見本卷第58頁注[12]。

　　[14]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見本卷第45頁注[7]。

　　[15]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同意毛澤東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