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1]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我們這次大會跟七大[2]有相同的性質。那一次，為了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我們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那一次對政治問題的解決、對黨內歷史問題的解決，那一次的選舉，達到了團結全黨、使革命在全國勝利的目的。

　　我們的民主革命搞的時間很長，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一共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中間，我們走過很多曲折的道路，犯過多少次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受過大的損失，吃過很多苦頭，死了多少人，犧牲了多少革命的人民，犧牲了多少黨員和幹部。犯 錯誤，受損失，不單是犯錯誤的人要負責，不犯錯誤的人也有責任。為什麼呢?如果是我們都覺悟，我們黨內的人都覺悟，幹部都覺悟，那個錯誤路線就行不通。錯誤路線在一個時候能夠風行，就證明我們那個時候還不覺悟，一直要到錯誤路線發展得非常顯明、非常清楚了，我們才弄明白，才作出結論來。但是作出一個結論來也還會犯錯誤。所以，有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3]，有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4]，有張國燾路線的錯誤[5]，還有王明右傾路線的錯誤[6]。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7]，經過十四年的時間，才結束了多次錯誤路線對全黨的統治。經過延安整風[8]，我們全黨才覺悟起來。我們民主革命的時間那麼長，打了那麼久的仗，犯了那麼多的錯誤，才搞出一套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我們才逐步學會如何處理黨內關係，如何處理黨跟非党人員的關係，如何搞統一戰線，如何搞群眾路線，等等。這就是說，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所以，那些失敗，那些挫折，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沒有那些挫折，我們黨是不會被教育過來的。

　　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於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範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麼多、時間那麼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麼多筋斗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麼多筋斗。因為過去栽筋斗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

　　搞經濟，我們也有了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安排經濟，對人、對資本家、對民主黨派、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比較學會了，我們有二十二年根據地的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六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來學會更多的東西。

　　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現在我們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十萬，我們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党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党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我想，我們應該避免而且可以避免走那麼多彎曲道路，主觀主義這個東西可以更多地肅清，宗派主義也可以更少一點。我們這個黨，在最近若干年以來，就中央來說，就高級幹部來說，是個宗派主義比較少的黨，也是主觀主義比較少的黨。你說主觀主義有那麼多，你就不能解釋，為什麼革命搞勝利了，現在搞建設又有了成績。你說宗派主義有那麼多，那為什麼我們沒有陷於孤立?在革命時期沒有陷於孤立，在建設時期也沒有陷於孤立。可見我們的主觀主義不是那麼多，宗派主義也比較少。但是我們還是有主觀主義，還是有宗派主義，包括中央發佈的文件中間也有。例如一長制[9]，中央曾經批轉過某些地區的經驗，認為可以試行。那個時候對這個問題還沒有經驗，就不能下一個斷語，說一長制不好。一直到不久以前，我們才斷定一長制不好，集體領導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好。

　　現在講黨內的關係。黨內的關係如何，關係極大，關係到能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所以，這一次的大會有一點跟七大相同，就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名單，剛才陳雲[10]同志說了，幾位同志也說了，這個名單反映了我們的革命過程。這個名單裡頭，工人少，上海工人差不多沒有，天津工人也沒有，武漢、重慶、廣州、瀋陽、鞍山、大連、青島的工人也沒有，北京工人也沒有。那好，你這個中央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是不是無產階級的中央?我們這個中央歷來就是無產階級成分很少。現在開八大，全國搞工業化建設，無產階級成分還這麼少，為什麼?因為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革命在農村先發展先勝利。許多同志在根據地搞了很久，二十多年，也有一部分同志是在白區奮鬥，有的長期坐班房。這些人在鬥爭中積累了經驗，學會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得成熟了，有一部分便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在產業工人集中的城市，革命是最後勝利的，到現在才有幾年時間。所以現在，也許到九大、十大，都不可能有很多工人選到中央委員會裡頭來。剛才陳雲同志講了，有些工人將來發展起來，做了一些負責工作，當了工程師或者廠長，表現出他們的能力了，那時候，我們中央委員會的成分就會要起變化。所以，不能因為工人成分少就說我們這個中央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不能說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但又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我們的中央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中央。你說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為什麼會反對帝國主義呀?為什麼會搞社會主義呀?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幾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我們的党按成分來說，是無產階級和過去的半無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黨，還有一部分中農和知識分子。應該肯定，我們的中央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的党能夠領導民主革命，這已經在歷史上證明了，又能夠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現在也證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了。我們党能夠領導經濟建設，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證明，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現在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11]了，連恢復國民經濟的三年，搞經濟建設也有七年了。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什麼，後頭改正錯誤應該怎麼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餘，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

　　關於一百七十個人的中央委員會名單，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錯誤犯得也比較少，論才、論德、論犯錯誤的情況，他們都很好，但是沒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這一點陳雲同志講了，別的同志也講了，問題是這個名單如果要擴大，就要擴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一擴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擴大到三百多。我們取得革命勝利還只有七年，如果照蘇聯那樣算下去，到革命勝利四十年那個時候，可能要搞個兩三千人的中央委員會!那就只開中央委員會會議，不要開代表大會了。

　　我還想起一個理由，應該再加以解釋。別人的例子很多，我想我這個人也可以作為一個例子。有些話我過去也沒有講過，想在今天跟你們談一談。我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我這個人也是犯錯誤不少，但是當時他們又不講我的錯誤在哪個地方，只讓當個候補代表。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在廣州開的，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會到了，當候補代表，也很好，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這對於我有壞處沒有呢?我說是有好處，沒有什麼壞處。至於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選作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你說開除黨籍對於一個人是高興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井岡山時期一個誤傳消息來了，說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後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松了一口氣!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桿子裡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裡是槍桿子裡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麼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麼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並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裡頭就跑出一個政權來。後頭又被封為「一貫機會主義」。對我最有益處的，就是封我為「狹隘經驗論」。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本書中就學魯迅的辦法，「報復」了一筆，批評那些罵狹隘經驗論」的人是錯誤的。所謂「狹隘經驗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那個時候他們認為山裡頭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們在山裡頭，城市裡頭就有馬克思主義。他們就忘記了，他們也來到山上了，而我們從前也是在城裡的。我們早到山上兩三年，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他們剛剛來，因為是在城市裡待的時間長，就有那麼多馬克思主義。填表的時候不是要填過去受過什麼處罰嗎?這些事情，現在填表我都不填，因為這樣多，要填一大堆，而且這些沒有一條是我承認的。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在井岡山時我提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如此等等。這些真錯誤他們不處罰，而那大約二十次左右的處罰和打擊，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特別是那個「狹隘經驗論」刺激了我。似乎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家，別無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點馬克思主義呢?我又不懂外國文，外國也沒有去過，只是看了一些翻譯的書。我總是跟一些同志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可以學到的，即便學不到那麼多，多少總可以學到一點。

　　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我是這麼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麼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並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後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鑽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麼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只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麼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後到現在黨內是比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說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些人去考試，一個名叫孫山的人去看了榜回來，別人問他自己的兒子考上沒有，他說「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意思是說最後一名是我孫山，你的兒子在我孫山後面，沒有考取。這就是所謂「名落孫山」的典故。我說今天沒有列上名單的同志，即名落孫山的同志，很可能是將來在中國起很大作用的同志。當然這是說可能，也不一定是這樣。也許是孫山以內的人將來起很大作用。這有兩種可能。至於將來幾十年以後怎麼樣，那是二十一世紀的事，我們可以不去管他。我們這個名單管不了。我們這個名單大概只管到二十世紀。同志們，我並不是許願，也不是說你們現在不選上更好一些，是說要斟酌，要各方面平衡。至於哪個起作用大一點，哪個起作用小一點，這裡頭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剛才講的名單中上海工人、天津工人、大城市的工人很少，這就是一種偶然性。必然性是經過偶然性來表現的。因為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的革命是在鄉村裡頭先搞的，鄉村裡搞革命的人學到了馬克思主義。你說山上沒有馬克思主義，我看山上確有馬克思主義，因為大家都上了山，有這麼多根據地嘛!

　　剛才政治局跟各代表團的負責同志商量，覺得可以增加少數人，如果通不過，也可以減少幾個人。七大就是這樣，有兩位同志，幾次在候選名單上提了他們，最後就是沒有選上。這次也可能有個別同志雖然在名單中提出了，但是選不上。我們可以建議，但不能強加於人，不能強加于代表們，權利完全在代表們手裡頭。因此，代表們在預選時，這張一百七十人的名單裡頭可以調換某些人，可以減少某些人，就是不要超過這個總人數。為了開票的時候好計算，不混在一起，可以在另外一張紙上寫上你認為可以增加的人選，增加幾個也可以，增加十幾個也可以，你愛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這樣搞有什麼好處呢?可以提供一些情況讓中央考慮正式名單裡頭是否要增加若干同志。這樣，中央可以根據得票數的多少，根據各方面情況，斟酌出一個正式的候選人名單，並且分出正式中央委員候選人和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提出最後確定的名額。比如不是一百七十人，而是一百七十幾，或者還是一百七十，或者如果劃掉的多，就再減少幾個。這些都請同志們考慮。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2]七大，即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見本卷第98頁注[3]。

　　[3]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見本卷第56頁注[3]。

　　[4]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5]張國燾路線的錯誤，見本卷第58頁注[12]。

　　[6]王明右傾路線的錯誤，見本卷第48頁注[19]。

　　[7]遵義會議，指長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8]延安整風，見本卷第59頁注[13]。

　　[9]一長制，是當時蘇聯實行的一項重要的生產管理制度，其主要內容是賦予各個企業的行政主要負責人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做出裁決的充分權力。

　　[10]陳雲（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1]第一個五年計劃，見本卷第3頁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