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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西藏工作的方針 (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西南局、西藏工委並告西北局、新疆分局: 我們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軍區四月二日給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的指示電[1],認為這個電報所取的基本方針(除了改編藏軍一點外)及許多具體步驟是正確的。只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軍在西藏立於不敗之地。 西藏情況和新疆不同,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2]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細算,自力更生,生產自給。現在他們已站穩腳跟,取得少數民族熱烈擁護。目前正進行減租減息,今冬進行土改,群眾將更擁護我們。新疆和關內汽車暢達,和蘇聯有密切經濟聯繫,在物質福利上給了少數民族很大好處。西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不能實行土改。新疆有幾十萬漢人,西藏幾乎全無漢人,我軍是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民族區域。我們惟靠兩條基本政策,爭取群眾,使自己立於不敗。第一條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並以此影響群眾,這是最基本的環節。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運糧。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我們要用一切努力和適當辦法,爭取達賴[3]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但也要準備對付壞分子可能率領藏軍舉行叛變,向我襲擊,在這種時候我軍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堅持下去。凡此均須依靠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以這一條最基本的政策為基礎,才能達到目的。第二條可做和必須做的,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係,使西藏出入口趨於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並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們對生產和貿易兩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們就失去存在的物質基礎,壞分子就每天握有資本去煽動落後群眾和藏軍反對我們,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政策就將軟弱無力,無法實現。 西南局四月二日電報的全部意見中,只有一點值得考慮,這就是短期內改編藏軍和成立軍政委員會是否可能和得策的問題。我們意見,目前不要改編藏軍,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軍分區,也不要成立軍政委員會。暫時一切仍舊,拖下去,以待一年或兩年後我軍確能生產自給並獲得群眾擁護的時候,再談這些問題。在這一年至兩年內可能發生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上層統戰政策發生了效力,西藏群眾也逐步靠攏我們,因而使壞分子及藏軍不敢舉行暴亂;一種是壞分子認為我們軟弱可欺,率領藏軍舉行暴亂,我軍在自衛鬥爭中舉行反攻,給以打擊。以上兩種情況,無論哪一種都對我們有利。在西藏上層集團看來,目前全部實行協定和改編藏軍,理由是不充足的。過幾年則不同,他們可能會覺得只好全部實行協定和只好改編藏軍。如果藏軍舉行暴亂,或者他們不是舉行一次,而是舉行幾次,又均被我軍反擊下去,則我們改編藏軍的理由就愈多。看來不但是兩司倫[4],而且還有達賴及其集團的多數,都覺得協定是勉強接受的,不願意實行。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他們既不願意實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實行,拖一下再說。時間拖得愈久,我們的理由就愈多,他們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對我們的害處並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種殘民害理的壞事讓他們去做,我們則只做生產、貿易、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定的問題。如果他們覺得小學不宜辦,則小學也可以收場不辦。 最近拉薩的示威不應看作只是兩司倫等壞人做的,而應看作是達賴集團的大多數向我們所作的表示。其請願書內容很有策略,並不表示決裂,而只要求我們讓步。其中暗示恢復前清辦法不駐解放軍一條,不是他們的真意。他們明知這是辦不到的,他們是企圖用這一條交換其他各條。在請願書內批評了十四輩達賴,使達賴在政治上不負此次示威的責任。他們以保護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現,他們知道在軍事力量方面弱於我們,但在社會勢力方面則強於我們。我們應當在事實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這次請願,而把協定的全部實行延緩下去。他們選擇在班禪[5]尚未到達的時機舉行這次示威,是經過考慮的。班禪到拉薩後,他們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禪加入他們的集團。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班禪不上他們的當,並安全到了日喀則,那時形勢會變得較為有利於我們。但我們缺乏物質基礎這一點一時還不能變化,社會勢力方面他們強於我們這一點一時也不會變化,因而達賴集團不願意全部實行協定這一點一時也不會變化。我們目前在形式上要採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願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候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進攻(即實行協定)。 你們對此意見如何,望考慮電告。 中央 四月六日 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指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南軍區委員會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關於西藏當前工作重點、社會改革和部隊供應等幾個問題的基本認識給西藏工委、西藏軍區黨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後勤司令部並報中央軍委的電報。 [2]王震,當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一九四九年十月率部開赴新疆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3]達賴,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當時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領袖之一。 [4]司倫是達賴下面的最高行政官職。當時的兩司倫是魯康娃和羅桑劄喜。 [5]班禪,即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當時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領袖之一。這時正在從青海回西藏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