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1]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應該這樣提法，這樣提法較好。而不應該像王明[2]同志的提法，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這種提法不妥當。因為照王明的提法，則有點劃分「市場」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範圍很寬，一劃分開，就似乎是說，斯大林只管那些工業發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歸我們管，那豈不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分割了嗎?而且，我們說殖民地半殖民地歸我們，可是有那麼一個國家，提出不買你的貨，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買貨，這又怎麼辦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點普遍性，就不能不超過一定的範圍。比如，拿日本來說，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現在算歸我們，將來美帝國主義撤走以後，它又該歸斯大林管了，這豈不是笑話?當然，我們不要忙於想寬了，先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運用到其他國家的經驗，自然會有人運用的。所以，不要做這種定義。斯大林做列寧主義的定義[3]，是在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和季諾維也夫[4]等的鬥爭中產生的。那時候在俄國，有馬克思、列寧的影響，還有季諾維也夫及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影響，所以要那樣提。馬、恩、列、斯在中國的威信很高，中國不發生這種問題。

　　為什麼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並列呢?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但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党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於唯物主義、關於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並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些。如果並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對科學的東西不能調皮，不能比國家的大小，不能因為保加利亞小，蘇聯也只有兩萬萬人口，而我們國家大，一下就搞了四萬萬多人口，就應該佔先。在這裡，數量不等於質量。如果硬要比較，那末馬克思的祖國，那裡今天還沒有革命，那又應當怎麼看呢?

　　有人說，斯大林的思想之稱為學說，不稱主義，是斯大林的謙虛。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釋為謙虛，而是因為蘇聯已經有了一個列寧主義，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這一主義的，並且把它貫徹到實際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個列寧主義，再有一個斯大林主義，那就有了兩個主義。同樣，中國革命的思想、路線、政策等，如再搞一個主義，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幾個主義，這對革命不利，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

　　關於十二本幹部必讀的書[5]，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範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幹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後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關於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關於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人類第一個最偉大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德、意、日帝國主義是第二個最偉大的勝利，中國革命是第三個最偉大的勝利。歷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設想，沒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的勝利而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國主義制度存在的時代，沒有國際援助，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勝利。直到蘇聯實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斯大林還是這樣談問題，因為蘇聯在國內雖然勝利了，但國外來的干涉問題並未消除，現在仍然如此。估計形勢，是我們必勝，社會主義必勝，這是整個的趨勢和可能性。但要等到最後取勝了才算勝利，中國革命也是一樣。而且勝利之後的鞏固，沒有外國無產階級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認為沒有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也可以勝利，那是不正確的，違背馬列主義的。我們不能設想，沒有蘇聯，沒有歐洲的和美國的工人運動吸引美帝國主義的力量在西方，我們中國革命也能勝利。我說，東方的空氣比較稀薄，而西方的氣壓很重，我們就在東方衝破帝國主義力量比較薄弱的這一環。中國革命勝利以後的鞏固也是一樣，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們受人幫助，也要時刻準備幫助別人。這就是國際主義。中蘇關係是密切的兄弟關係，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現在對非党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

　　應當宣傳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要在全國人民中、在全黨中廣泛宣傳。但同時我們不應當驕傲，從將來建設新中國來說，道路還是很長的，而革命戰爭的勝利僅是很短的歷程，還只是事情的開始。

　　「畢其功於一役」

　　「畢其功於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這一點上說的，就是說流血的革命只有這一次，將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決。但這只是可能，將來是否不流血，還要看我們工作的努力情況。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至於說「政治上、經濟上都畢其功於一役」，那是不能這樣說的，王明同志這樣說，那就錯了。

　　如何幫助王明同志改正錯誤?

　　如何幫助王明同志改正錯誤?許多同志都講了，王明同志的發言很不好。他昨天後半段的發言，比較有些進步。問題是他現在失掉了主動性，是被動的，其原因在於他沒有自我批評，不願意承認錯誤及其錯誤的基本點。他的「主動性」還停留在四中全會[6]及十二月會議[7]上，而那些是錯誤的，已經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條完整的錯誤路線，「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國產生這樣一條錯誤路線，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社會現象在黨內的反映。

　　至於王明是否有個人野心，這一點他是不承認的，我認為也沒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認。但他承認了個人主義，這就是說不以人民利益為第一，而以個人利益為第一了。其實，個人而成了主義，這也就很可觀了。個人野心，他覺得不好承認，實際上內戰時期及抗戰時期兩次錯誤路線的總司令是他，雖然他並沒有總書記、總司令的稱號，名稱只是什麼委員等等，但那是沒有關係的。實質是他企圖按照他的面貌來改造黨，這在內戰時期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形態，在抗戰時期表現為資產階級的形態。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別的國家也發生過。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有這種思想，王明是他們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內戰時期的錯誤路線，講完全一點是王明、博古[8]路線，簡單一點稱王明路線也可以。抗戰時期的錯誤路線，總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單人獨槍擔當的。立三路線的總司令是李立三[9]，而不是向忠發[10]，雖然向忠發是總書記。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王明路線在內戰時期是「左」，在抗戰時期是右，但它的陣容起了一些變化。王稼祥、洛甫[11]在遵義會議就已覺悟了，六中全會後博古等也覺悟了，經過整風和路線學習，這些同志更覺悟了，而王明仍未覺悟。七大時，王明寫過聲明書，但兩個月後他說那是被迫寫的，想不承認。直到這次發言，他還未覺悟。他昨天發言的後半段說了些老實話，我們歡迎他這一點進步，看他以後怎樣做。

　　黨內曾經有些人想按照他們的口味來改造黨，但沒有達到目的；可是，要是他們達到了目的，那就壞了。這個問題的性質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對黨內「左」、「中」、「右」一齊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線)打「中」派(反周恩來、翟秋白[12]的「調和路線」[13])，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許多人講篡黨、篡軍、篡政，是確有其事的，是從四中全會開始的，不是從五中全會[14]開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產國際，到他從蘇聯回國，到六中全會[15]。六中全會，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縮小了。兩個欽差大臣，一個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來傳達了所謂「國際路線」；一個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來也傳達了國際路線，但他傳達的和王明的「國際路線」不同。王稼祥帶回來國際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縮小了。經過整風，微生物更大為縮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頭腦裡，仍有微生物，還沒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寫個東西。博古、洛甫等過去都寫過的。寫出來的東西也不是定案，以後還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過去那樣強迫簽字，定成鐵案。是否要限制一點時間?我看要，像過去那樣沒有時間限制，恐怕不妥當。我看可限定一個月的時間，但這要王明自己說說意見。(王明說:一個月可以。)這中間搬往北平的時間不算進去。以後還是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凡屬在黨內犯了錯誤的，都要給他分配工作。不僅要歡迎他積極找我們談，我們也要找他談，向他做工作。我們黨內有許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義[16]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只要一個人一掛上共產黨員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這是不好的。對於有錯誤的同志，我們還是要做工作。

　　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和党的代表會議制度

　　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和党的代表會議制度。我們不採取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而採取無產階級共和國的蘇維埃制度。代表會議就是蘇維埃。自然，在內容上我們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是有區別的，我們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蘇維埃，「蘇維埃」這個外來語我們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會議。蘇維埃是俄國人民創造的，列寧加以發揚。在中國，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在人民中已經臭了，我們不採用它，而採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制度。

　　與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相配合的還有党的代表會議制度。這次二中全會，按其性質來說就是一次党的代表會議，不過，這種中央全會的形式更可以充分討論問題，較之一兩千人的大會解決問題更好些。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共十個部分，其中第二部分「關於黨委制」已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黨委會的工作方法》。這裡選入的是第三、四、五、六、九五個部分，文中的小標題是編者加的。

　　[2]王明，即陳紹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起，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前中國共產黨內「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國，隨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在抗日戰爭初期，他提出許多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他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共產黨，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放手發展人民軍隊，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由於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已經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王明的這些錯誤只在局部地區一度產生過影響。他長期拒絕黨的批評和幫助，一九五六年後一直滯留蘇聯，並寫文章攻擊中國共產黨。

　　[3]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在《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講演中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頁）

　　[4]季諾維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蘇聯「新反對派」首領。一九○一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党，曾參加一九○五年革命，一九○七年當選為中央委員。十月革命後，歷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等職。一九二五年組織「新反對派」，後又同托洛茨基結成聯盟，一九二七年被清除出黨。一九三六年被處決。一九八八年蘇聯最高法院撤銷對他的判決，宣佈他在法律、國家和人民面前無罪。

　　[5]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幹部學習馬列主義必讀的十二本著作，即：《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6]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王明等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內的統治。

　　[7]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自稱代表國際路線，發言中根本否認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和政策，提出了許多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他的錯誤意見沒有能形成會議決議。

　　[8]博古，即秦邦憲（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蘇無錫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後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在這期間，犯過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遵義會議後，被撤銷了党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抗日戰爭初期，先後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慶參加同國民黨談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

　　[9]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從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他在擔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期間，於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　」傾冒險主義錯誤。後來他接受黨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認識和改正了錯誤。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被選為中央委員。

　　[10]向忠發（一八八○——一九三一），湖北漢川人。一九二八年七月開始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一九三○年附和李立三推行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11]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涇縣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身份進入江西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上支持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同毛澤東、周恩來組成中央三人軍事領導小組，領導紅軍繼續長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一九三八年夏回到延安。後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一九四四年因傷病復發離職休養。一九四五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洛甫，即張聞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蘇南匯（今屬上海市）人。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二月被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上支持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並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會後，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

　　[12]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蘇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党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的緊要關頭，同李維漢主持召開八七會議。會後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三○年九月同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宗派分子的打擊，被排斥於党的中央領導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從江西往福建轉移途中被國民黨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長汀就義。　　　　　　　　

　　[13]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李立三在擔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期間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同年八月，周恩來、瞿秋白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派遣，從莫斯科回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九月下旬，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指出了李立三的錯誤，停止了李立三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決定恢復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性工作。這樣，就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但是會議認為李立三只是犯了「個別的策略上工作上組織上的錯誤」，表現了某些調和妥協的精神。這一點後來被王明等人上升為「調和主義」、「調和路線」來反對。

　　[14]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錯誤地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使「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

　　[15]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16]傅作義，原任國民黨軍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和平改編，對北平和綏遠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