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

同志們: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向中央會議作的那個報告[1]裡，曾經這樣說過:「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為什麼沒有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統一戰線，勝利就不可能呢?今天我就講講這個問題。

　　革命要不要勝利?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在我們共產黨開始組織的時候，這個問題還不存在。到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和蔣介石合作北伐，那時要不要勝利這個問題發生了。但是，那時犯了錯誤，共產黨還幼稚，党的領導上有投降主義，放棄了對革命的領導，遷就國民黨，投降農村的地主、富農、土豪劣紳和城市的大資產階級，特別是不要軍隊，這就喪失了奪取勝利的可能性。後來實行土地革命，跟國民黨打了十年。開始我們是遊擊隊，很小，只能消滅敵人幾個團，搞幾個縣。那時在幾個縣勝利的問題是提到議事日程上了，但全國勝利還比較渺茫。抗日戰爭的時候，我們提出爭取全國勝利，提出經過持久戰，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組織人民大眾的力量把它打倒。日本投降以後，新的問題就來了，蔣介石反動集團發動內戰。蔣介石如果沒有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他要打內戰還會慢一點，美帝國主義一積極支持，內戰很快就打起來了。北伐是內戰，土地革命戰爭也是內戰，抗日戰爭勝利後打蔣介石又是內戰，來了三次革命的內戰。現在的內戰跟前兩次不同。北伐戰爭是反對帝國主義和買辦封建勢力，結果蔣介石奪取了勝利果實，失敗的是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挫折，來了一個長征。前兩次內戰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我們的鬥爭比較孤立，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非常孤立。抗日戰爭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有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現在的內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形勢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革命勝利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了。在座的大多數同志，經歷過從大革命到今天的四個革命時期，大家想一想，在這四個時期中，哪一個時期對於勝利的前途看得最清楚?那就是現在這個時期。

　　現在，要不要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過去，北伐戰爭沒有勝利，土地革命戰爭沒有勝利，抗日戰爭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但也沒有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這次是不是能勝利?現在這個問題還存在著，有些人對消滅蔣介石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心還沒有下。但是，我們領導機關，這次參加會議的同志，我們的高級幹部，大多數的黨員，對這個問題已經看得很清楚。我在去年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中曾說要經過長期的戰爭，現在看來，戰勝敵人的時間不會太長了。我們要有這個信心。去年三月以前，我們說能夠勝利，是根據其他解放區抗擊國民黨軍隊進攻的經驗，那時我們陝甘寧邊區還沒有打起來，胡宗南[2]還沒有進攻陝北。現在，全國的解放戰爭已經打了十八個月，陝甘寧邊區也打了十個月，消滅了那麼多的敵軍，我們能打勝這一點，便看得更清楚了。第一年我們平均每月消滅敵人正規軍八個旅，第二年前半年的戰績增加到平均每月消滅九個旅，以我們至少平均每月消滅八個旅來計算，一年可以消滅敵人正規軍九十六個旅。敵人這些被消滅的部隊第一次打垮了可以補充，第二次打垮了還可以補充，第三次第四次就不好補充了。我們將敵人總是這麼消滅下去，打個三四年就差不多了，勝利的把握很大。同志們回去後，要向未到會的同志講清楚為什麼這一次比過去那三次勝利的把握大，因為現在這個時期跟過去那三個時期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情況不同，人民解放軍的情況跟紅軍也不同。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主要的還不是這一點。我今天講的主要是，為什麼沒有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全國勝利是不可能的。大革命時期的經驗和以後各個時期的經驗都證明，中國革命要勝利必須實行一條總綱領，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至於具體綱領，解放軍宣言講了八條[3]，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報告又講了八條[4]，彭副司令的報告講了九條[5]，但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沒有打倒，社會主義沒有到來以前，總的綱領就只能是這一條，沒有第二條。我們的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我們的軍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軍隊。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就是經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人民大眾主要就是農民。我們講能夠勝利，就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現在有許多人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寄託在人民解放軍身上。最近看到外面的報刊如《觀察》雜誌上有文章這樣說:「假如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致使許多人覺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轉而寄託其希望於共產黨?」[6]傅斯年[7]到過延安，他罵宋子文[8]，在文章中說:世界上出了怪事，哪有資本家擁護共產黨?硬是宋子文搞的。宋子文是封建買辦階級的一個代表。去年春天有個人寫文章，說:現在全國人民對現政權可謂人人離心，個個厭惡。秋天這個人又寫文章，說蔣介石和中國現政府業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陽底下的影子。周副主席[9]到上海，很多資本家請他吃飯。我們丟了張家口，有資本家掉了眼淚，共產黨的張家口竟然跟資本家的眼淚發生了關係。對這些資本家，還有像西安大華紗廠的資本家，我們把他們放在中產階級範圍內，要跟他們合作。他們跟帝國主義聯繫很少或者沒有聯繫，跟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有區別，並且受著官僚資本的壓迫。現在中間階層有許多人找不到出路，把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內戰打了一年半，蔣介石已完全陷入孤立，這是在抗戰以前、抗戰中間甚至抗戰勝利後一個時期內都沒有過的事情。那末，蔣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於我們的勝利?是不是我們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了?我看不能這樣講。蔣介石孤立，是因為他代表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壓迫人民的。有人說共產黨是蔣介石逼出來的，「消滅了一個共產黨，同時製造了十個共產黨；消滅了十個共產黨，同時製造了一百個共產黨」[6]，結果弄得人人離心，個個厭惡，共產黨越來越大。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還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們政策的正確。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紳士、知識分子，對俘虜處置不當，對地主、富農處置不當，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那就還是不能勝利，共產黨會由越來越多變成越來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

　　我們的俘虜政策完全成功。對放下武器的國民黨士兵，一個不殺，其中大部分可以參加我們的部隊，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國民黨軍官，經過改造可以為我們所用。蔣介石搞關門主義，我們放回去的國民黨軍官他也不敢用。我們比他膽大，對他的軍官，一部分大膽地用，大部分放回去。放的時候和他訂個條件，要他出去做工作，只要做一點工作，對我們就有幫助。比如打宜川時，有個被俘的軍官在廣播中對國民黨軍講話，說他可以「保證繳槍不殺」。國民黨軍隊的官兵很注意聽我們的廣播，我們的廣播威信大得很。可見，俘虜政策很重要。

　　地主作為一個階級要消滅，作為個人要保護。為什麼要消滅地主階級?因為它代表的是反動的生產關係。政治上打倒蔣介石，目的就是為著在經濟上摧毀封建買辦的生產關係，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在農村就是解放農民，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實行徹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權交給農民，使農民放心大膽好好生產，改進農作方法。在城市，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要收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生產關係中的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名稱就叫所有權。對於私有權，先破壞一部分，即破壞地主階級的私有權變成農民的私有權，破壞四大家族的私有權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但廢除地主階級的私有權，並不等於連他的人也不要了。地主和舊式富農占農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國共有三千六百萬人，這是社會的勞動力，是一種財富。我們分一份土地、財產給他，讓他參加生產勞動，他能抬擔架，能生產糧食，還能繳公糧，對國家有利。至於選舉權，農民在幾年之內是不願意給他的，那末是不是永世不給了?不是的，開始先不給，過些年後經過勞動改造變成了農民就可以給了。現在工業不發達，將來工業發達了，工人從哪裡來?還不是從農村來。農村勞動力多了抽到城市做工，要有幾百萬人到城市去。三千六百萬人改造後是很大的一批勞動力，快等於一個小國家的人口了。我們對封建剝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還是勞動力，經過改造過幾年還有選舉權。對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會出亂子，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地主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之分，還有反動的和開明的之分，我們應當分別情況進行處理。

　　打人殺人的問題，這裡也講一下。我們共產黨不主張打人，人長兩隻手是用來做工的，不是打人的。打人是封建野蠻的行為。丈夫打老婆，工頭打工人，教員打學生，官長打士兵，上級軍官打下級軍官，都是野蠻的做法。農村裡鬥地主，打人也是不好的，不要提倡。在鬥地主的時候，農民氣憤得很，上去打他一下，我們如果馬上出來說「你不能打人」，這會給群眾潑冷水。群眾氣憤時打了一下不要緊，但我們不提倡打人。這樣說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我們的口號叫廢除肉刑，這是我們的原則，但也要有靈活性。比如，破除迷信是我們的原則，但是陝北現在還經常有廟會，很多人去參加廟會，我們的秧歌隊也去。群眾迷信神靈，我們不能強迫群眾不迷信。還有陝北政策規定廢除買賣婚姻，但是現在買賣婚姻還很多。這些都需要逐步地來改造。

　　殺人是越少越好。不可不殺，但不可多殺。解放軍宣言上講對於蔣方人員採取分別對待的方針，第一是首惡者必辦，要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第二是脅從者不問；第三是准許將功折罪；第四是立功者受獎。這就是我們的政策。這樣，要殺的人就少了。反革命特務也不用殺那樣多。殺幾個特務人家就不再搞特務了?他還是要搞。我們來個以毒攻毒，使這些國民黨訓練了多年的「技術」人員為我所用。你過去整了共產黨，今天你要幫我做事，把蔣介石打垮了，就算將功折罪。這次把王實味殺了大為可惜，他是一個壞人[10]，但他還會寫文章。那末是不是一個不殺?一個不殺不能當作法律方針。那些罪大惡極的、群眾非常痛恨的可以殺。至於一般地主、富農分子，俘虜軍官，則另行處置。現在八萬俘虜軍官，二百萬俘虜士兵，我們殺他一個沒有?沒有殺一個。八萬軍官造反沒有?沒有造反。妨礙了革命戰爭沒有?沒有妨礙。相反，對我們還有幫助。對廣大知識分子階層，如學生、教員、律師、醫生、工程師等要慎重對待。這些人過去給資產階級服務，現在受革命運動影響，經過教育，可以給我們做事。我們這樣做了，勝利就有了保障；如果不這樣做，即沒有把全民族絕大多數人都團結在民族統一戰線中，勝利就是不可能的。

　　有人說全國勝利以後怎麼辦?那時還要不要統一戰線?是不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下一個命令不要統一戰線了?不是的。那時的問題是鞏固勝利，沒有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勝利就不能鞏固。

　　同志們，我們去年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一個是打仗，一個是整訓，後方工作也搞得好。河東河西統一起來了[11]，大家有把握打勝仗，前方繳獲了很多東西，後方接濟了充足的糧食和炮彈。這些使我們很滿意。中央開會[12]，對全國各解放區作戰成績估計了一下，已消滅敵人一百六十幾萬，包括你們的勝利在內。對西北野戰軍來說，後方的確出力很大。經費問題曾經非常困難。在去年八月半時就說鎮川堡以北沒有糧食了，想去胡宗南那裡「借糧」，結果我們並沒有去「借」，而是賀龍[13]同志搞來五萬石糧食，從八月半一直吃到十二月，軍隊總是有糧吃。總的說來，在彭德懷、賀龍同志的領導下，前後方團結、合作得很好。共產黨有了軍隊，有了政權，困難就可以解決。現在要打到外線去，你們可以對後方工作放心，對前方領導放心，中央也放心，這主要是由於有西北局和晉綏分局的領導，有前委的領導。你們這麼多幹部有這個信心，不管地主怎麼造反，我們都不怕。

　　你們部隊經過兩個月整訓，從農民那裡學會了訴苦運動，提高了覺悟，增強了團結。如果我們兩百萬軍隊都通過訴苦運動團結起來，就沒有打不敗蔣介石的道理。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確，依靠貧雇農，緊緊地團結中農，保護工商業、中等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利益，不殺俘虜官兵，這個天下我們就可以得到。有了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就有了勝利。我們的勢力越大，勝利的把握就越大，這是很硬的道理。

　　那末，我們是不是可以輕視敵人呢?不能。我在那個報告中講了，美帝國主義是個紙老虎，它的強大是表面的、暫時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樣地援助蔣介石。對美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總的方面我們應該輕視他們，但對具體的敵人就不能輕視，如果輕視就會犯原則性的錯誤。原則性有兩個，對總的敵人我們是輕視的，對具體的敵人不能輕視。我記得我在紅大[14]講過這個道理。當時有個同志說:「你講了這麼多道理，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來，沒有那麼多道理，就是一沖。」我跟這個同志講，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沖」是對的，但是，你只有一「沖」就不對了，要再加一「沖」，變成兩「沖」。勇敢是一「沖」，智謀又是一「沖」，有勇無謀只是一「沖」，智勇雙全才是兩「沖」。現在再舉例來說，消滅地主階級是一「沖」，給地主個人分地又是一「沖」。打倒國民黨是一「沖」，對國民黨的職員不能打倒又是一「沖」。戰略上我們必須輕視敵人，這是一「沖」。什麼帝國主義都不可怕，他們矛盾很多，問題很多。美國有危機，在外部蘇聯反對它，在內部人民反對它。蔣介石那裡人心不齊，軍心不齊。美國援助蔣介石我們不怕，胡宗南有二十萬人我們不怕。但是在具體問題上我們不能輕敵，這又是一「沖」。我們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在戰鬥中要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奪取。總之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這次前委擴大會的決議[15]很好，但要準備將來會修改。前年的《五四指示》，我們去年九月做了修改，提出平分土地的政策[16]。前年要提出平分土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那時還不能下決心平分土地。從實際情況看，那時不下決心去年九月下決心比較好。西安事變時我們放了蔣介石，現在又提出打倒蔣介石，這不但不矛盾，而且只有這樣做才不致脫離群眾。那時對蔣介石一定要放，不放，我們黨就會脫離群眾。我們放了他，先打日本帝國主義，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結果我們擴大了解放區，壯大了解放軍，然後進到平分土地。日寇投降前兩年，太行地區有的地方分了地，他們打來電報問要不要糾正?我們告訴他們，人家分了就分了，不要糾正。那時部分地區可以分地，但不能當作全國的政策來實行。抗日時期我們跟蔣介石合作，實行減租減息，這同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政策相比，是不是退了一步?是退了一步。抗戰勝利後我們仍然退了一步。退一步的目的是什麼?是準備前進。為什麼我們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準備打到西安。退一步，進兩步、三步。在我們思想中、工作中，退一步的政策是主動採取的。在抗戰開始時退一步，不是承認蔣介石不應該打倒，土地不應該分，而是因為日本打進中國來了，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犯錯誤。現在要平分土地是正確的，農民有這個要求，但是同志們要注意糾正工作中的「左」的錯誤。如果我們思想中、工作中有了缺點錯誤，要隨時準備修正，這叫做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真理要堅持，有時真理不被大多數人所認識和瞭解，我們也要反「潮流」。不論是錯誤是缺點，哪怕是很小的，我們都要準備修正。

　　我們要習慣聽閒話，準備多聽閒話，把聽閒話當作收集輿論的機會。黨校閒話很多，我們讓他講，這叫合法的閒話(軍隊裡叫作怪話)。閒話有兩種，一種是好人講的，一種是壞人講的。如果是好人講的，說明你這個領導在工作上很可能有問題。我們講黨要聽閒話就是這個道理，注意收集不同的意見。意見一致了就不會發生不團結現象，不團結就是因為有不同的意見而又得不到解決。我們需要像揀破銅爛鐵一樣將不同意見收集起來，經過熔化，準備修正我們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錯誤。過去有個同志犯了嚴重錯誤，聽見隔壁房子裡有人講他的閒話，便一晚上睡不著覺，跑到我那裡去。我告訴他，你的錯誤相當大，精神上要有準備不是一個人、幾個人講你的閒話，而是幾百個人講，你有了這樣的精神準備，並且依舊照常工作，以後就不會有人講你了。過了幾個月以後，果然人家就不講他了。這個同志現在犧牲了。工作中間犯錯誤，哪一個人會沒有呢?犯了錯誤就要改正，叫作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們準備收集不同的意見，並且已經有了決議，不同的意見公開地講出來，什麼意見都可以講。正確路線的領導之下也會有缺點錯誤，如黃河之水滾滾而流中間還會有幾個小泡，我們多收集各種意見，認清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樣就可以減少盲目性。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指毛澤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的書面報告《目　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　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60頁）。

　　[2]胡宗南，當時任國民黨軍西安綏靖公署主任。

　　[3]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宣佈的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基本政策（《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1238頁）。

　　[4]毛澤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共分八個部分。會議的決定指出：「這個報告是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

　　[5]似指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一九四八年一月主持召開的西北野戰軍前委第一次擴大會議作出的決定中所說的九條。主要內容是：（一）我軍進入蔣管區有兩個基本任務：一是大量消滅敵人，二是建立根據地。（二）我軍進入敵佔區後，必須堅持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報告中所指出的十大軍事原則，靈活地堅決執行，達到各個殲滅敵人正規部隊、強大自己的目的。同時必須堅決消滅反動地主武裝，建立人民自衛武裝，建立有力的武裝工作隊。（三）對於宗教迷信幫會等組織，在不反對我們土地改革及我軍行動的原則下，應爭取他們和我們合作，或使他們站在善意中立的地位，在土改運動中逐漸分化他們，爭取其下層群眾，孤立其上層頭子。對於學生、教職員及一般知識分子，必須加以保護。（四）我軍所到之處，對於國民黨、三青團及國民黨政府，宣佈一律取消。（五）對於工商業，必須保護其營業，不得有任何沒收物資及捉人等破壞行為。（六）軍隊給養一般地應向地主階級徵發及奪取敵人倉庫解決。必要時，向富農征借。（七）我軍政治工作必須採用新方式：1．用訴苦等辦法提高士兵階級覺悟；2．建立紀律值班制度；3．建立各種互助小組，特別是戰鬥小組，以及記功、記過、查功、查過、慶功大會與民主評判等項制度。（八）必須善於利用戰鬥間隙進行軍事訓練。（九）在徹底平分土地、消滅封建勢力的政策下，不應再吸收地主富農當兵。繼續進行訴苦與「三查」運動，注意吸收貧苦積極分子入黨，加強黨的支部工作，使支部成為今後的領導核心。

　　[6]見儲安平《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一文，載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觀察》雜誌第三卷第九期。

　　[7]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山東聊城人。當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一九四五年七月曾以國民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世紀評論》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文中說：「今天連資本家也有許多同情共產黨，開萬國未有之奇，他（指宋子文）把他的政府伺候得這樣子的，人民不必說了，他心中反正沒有人民的。」今天「要做的事多極了，而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並且要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

　　[8]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廣東文昌（今屬海南省）人。曾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一九四七年九月改任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

　　[9]周副主席，指周恩來。

　　[10]王實味（一九○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中，發表過《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文章，受到批判並被開除黨籍，同年底因「反革命託派」等問題被關押。一九四六年對他的問題作出結論，定為「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一九四七年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地處決。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正式作出《關於王實味同志託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決定說：「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託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11]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決定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統一領導黃河以西的陝甘寧邊區和黃河以東的晉綏邊區的工作，造成一個統一的後方，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支援西北解放戰爭。

　　[12]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會議。

　　[13]賀龍（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當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兼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

　　[14]紅大，指一九三六年六月在陝北瓦窯堡創辦的中國抗日紅軍大學。一九三七年一月，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

　　[15]指一九四八年一月通過的西北人民解放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這個決定對部隊進軍敵佔區後應遵循的基本方針和原則作了規定，內容包括以下九項：進軍敵佔區的基本任務；進軍敵佔區的作戰目的；對宗教迷信會幫組織的政策與策略；區別不同情形處理國民黨反動組織、貪官污吏、惡霸、特務分子和一般無劣跡的國民黨人員；對工商業的保護；軍隊給養的解決；軍隊政治工作的新方法；戰鬥間隙的軍事訓練；純潔隊伍，保證黨的政策的執行。

　　[16]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佈《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通稱「五四指示」），堅決支持廣大農民群眾在反奸清算、減租減息等鬥爭中，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這一指示，對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作了重要的改變。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總結了「五四指示」發佈後土地改革的經驗，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大綱肯定了「五四指示」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方針，又改正了這一指示的某些不徹底性，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按人口平均分配一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