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

(一九四八年九月)

　　一　報告

　　(九月八日)

　　我們這次會議要解決的問題有八條。

　　第一，關於國際形勢的估計。

　　對國際形勢，去年十二月會議[1]曾作過估計。當時黨內意見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員會中意見也不一致。提法是兩種:一種是或者和平或者戰爭；一種是有戰爭危險，但是不致爆發戰爭。有戰爭危險是共同的，或和或戰就不一樣。前一種提法，認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戰爭。後一種提法，認為蘇聯及全世界人民能夠動員力量制止戰爭，美、英反動派對戰爭也未準備好，我們可以爭取時間制止戰爭，因此，我們有任務動員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第一次大戰後不同，制止戰爭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戰打敗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們再扶起來還不容易。美、英反動派確在準備戰爭，戰爭危險確實存在著。但以蘇聯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過反動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諾夫[2]都這樣說了，我們黨內有些同志，特別是中間派還看不清楚)，而且還在繼續發展，所以戰爭危險必須而且必能克服，其條件就是要努力。時間如能爭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戰爭。我們不應提或者妥協或者破裂的問題，我們應該提或者較遲妥協或者較早妥協的問題，最近在柏林問題[3]上就是這樣。

　　我們講的妥協，不是講在一切問題上都能妥協，如要做出決議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講在若干問題上可能妥協。這種妥協，是講國際問題，而不是國內問題；不是一切問題，而是若干問題，包括重要問題在內。一九四七年蘇、美、英等國就同意、羅、匈、保、芬五國訂了和約。對德、奧和對日的和約，雖然很難訂，但也終究會訂下來的。英法與蘇聯之間的通商貿易有發展可能，但美、蘇之間的這種可能會少些。

　　蘇聯與美英法按民主原則妥協，我們同國民黨也來一個妥協吧，中間派就這樣想。我看不能這樣提。蘇聯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國內政，大西洋憲章[4]也承認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中國人民是不選擇蔣介石那個制度的。蘇聯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動派力量作鬥爭，按民主原則妥協就是鬥爭的結果。是不是各國人民都必須向國內的反動派妥協呢?不能這樣提。當然，如能強迫蔣介石照我們的做，解散法西斯組織，不要土豪劣紳，讓我們搞軍隊又搞土地改革，那有什麼不好?但是蔣介石是反動派，他不贊成。從古以來，反動派對民主勢力就是兩條原則:能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留待將來消滅之。英國現在先消滅政府內部的共產黨，對社會上的共產黨就慢慢來。我們對反動派也應採取同樣的兩條原則，我們今天實行的是第一條。

　　以上是去年十二月會議的三點估計。世界和平，蘇聯不打仗，對世界人民有極大的利益。可是蔣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黨內也有人認為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蘇聯和東歐各國人民如果能夠和平生產十年到十五年，蘇聯能提高生產力到年產六千萬噸鋼，人家就望也不敢望了。時間已過了三年，只差十二年了。國際環境就是如此。

　　第二，關於我們的戰略方針。

　　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遊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軍隊向前進，就要生產長一寸，不這樣就沒有飯吃。又必須加強紀律性，作戰方式要逐漸正規化。這是方針。

　　作戰方式要由遊擊戰爭逐漸過渡到正規戰爭。遊擊戰我們是得了益處的。我們有過早正規化的教訓。這兩年我們集中作戰，在這一點上已正規化了，其餘各點上還未正規化。現在還是過渡時期，第三年也還不能完全辦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還不能完全辦到。沒有鐵軌、火車頭，沒有汽車，就不能組織近代化的正規戰爭，如東北正規化就搞得比較好。我們現在軍隊的編制是五個第一縱隊、第二縱隊、第三縱隊……，五個地區都是相同的番號，碰到一塊就發生困難。即使番號統一了，人數、編制、供給標準也不統一。因此，有計劃地走向正規化完全必需，走遲了就要犯錯誤，正同過早正規化犯錯誤一樣。要統一，要正規化，現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恩來同志正在草擬一個文件[5]，尚未準備好。

　　建軍五百萬是為了全部打倒國民黨，一切角落都掃光。根本上打倒國民黨，時間五年左右[6]即可以，軍力四百萬即可以。第三年軍隊數目上不增加，現在我們有軍隊二百八十萬，加上其他人民武裝力量一百四十萬，共四百二十萬，編制不足的還要補充起來，如只有一萬多人的縱隊，要補到兩萬人。第四、第五年還要擴大，到江南後即可以擴大。五百萬是包括這一切的。

　　消滅敵人正規軍五百個旅。第一年九十七個旅，第二年九十二個旅，兩年已消滅正規軍近二百個旅。第二年較少的原因是:一、敵軍將每旅二團制改成了三團制。二、東北和粟裕[7]少打了一個仗。三、劉鄧[8]到大別山後減弱了。四、華野外線兵團主力，去年七、八、九三個月，在山東逢水過水，逢田過田，打大仗的神氣就不足。所以，消滅敵人數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陳粟[9]五個月未打仗，東北半年未打仗，但我們還殲敵九十二個旅，一百五十萬人，可見國民黨軍隊不難消滅。第二年的好處是把臨汾打開了，徐[10]兵團變成有戰鬥力的兵團，許譚[11]兵團加強了，陳粟的情況變了，劉鄧已開始壯了，東北雖少打一個仗，但現在壯得厲害。今年還有四個月，再搞三十六個旅是可能的。把濟南、太原搞下來，劉鄧搞南陽，彭[12]只要一個月繳一個旅就很好。以後各種條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殲敵正規軍三百個旅，沒有理由說不可能。國民黨現在有二百八十四個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強的，也有弱的，消滅五百個旅，一般的是消滅了兩次。根本上打倒國民黨，不是說把每一個角落都掃清了，如在濟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說在山東根本上打倒了蔣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閻錫山[13]?是可以這樣說的，但不是全部打倒。爭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與公開宣傳至少五六年在全國勝利也是符合的。至於奪取城市，擴大解放區的人口和面積，我們歷來不提，因為把敵人消滅了，城市也來了，解放區也擴大了，人口也增加了。過去兩年殲敵二百個旅，我們就得到了四平、吉林、運城、臨汾、延安、濰縣、洛陽等城市。

　　第三，關於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專政。

　　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問題的提法，在我們黨內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大革命時期我們提的是「聯合戰線」，當時右的理論是政權歸國民黨，我們以後再來革命。後來我們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規定的是工農民主專政，沒有估計到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在帝國主義壓迫下還可以跟無產階級合作。合作是後來發生的，因為有了日本的侵略，現在又有美國的侵略，我們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確時期。現在不是國共合作，但原則上還是「國共合作」。現在不是同蔣介石合作，是同馮玉祥、李濟深[14]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學生合作，同蔣介石那裡分裂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合作。「中間路線」、「第三方面」[15]的主張行不通，但是我們要同有這種主張的分子合作。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我們有廣大的統一戰線，我們政權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要打倒它們，就要打倒它們的國家，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是以人民代表會議產生的政府來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問題，十二月會議只是想到了它，這次會議就必須作為議事日程來討論。石家莊一打開，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區都要求統一。太原未打開，晉綏與華北的統一也還有些意見。等平綏路一打開，東北又會提出統一問題。人們的思想是跟著物質的變化而變化的，打開石家莊就是一個物質的變化。

　　關於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問題，我們政權的制度是採取議會制呢，還是採取民主集中制?過去我們叫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蘇維埃就是代表會議，我們又叫「蘇維埃」，又叫「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成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我們採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議會制，袁世凱、曹錕[16]都搞過，已經臭了。在中國採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我們提出開人民代表大會，孫中山遺囑還寫著要開國民會議，國民黨天天念遺囑，他們是不能反對的。外國資產階級也不能反對，蔣介石開過兩次「國大」他們也沒有反對。德國、北朝鮮也是這樣搞的。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鼎立等。

　　政協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開一次會，現在開始準備。戰爭第四年將要成立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叫做什麼名字，或叫臨時中央政府，或叫中國人民解放委員會，其性質都是臨時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麼，到那時再定。

　　第四，關於財經統一。

　　這個問題不需要多講。以華北人民政府的財委會統一華北、華東及西北三區的經濟、財政、貿易、金融、交通和軍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設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統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統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統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暫時不統一。如農業、小手工業等暫時不統一，而金融工作、貨幣發行就必須先統一。行政上的統一，就是由華北財委會下命令，三區的黨、政、軍要保障華北財委會統一命令的執行。

　　第五，發展黨內民主，訓練幹部，提高理論水平，準備佔領全國後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幹部。

　　實現黨內民主的辦法，是實行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的制度。我們黨內是有民主的，但是還不足或者缺乏，現在要增加。辦法是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代替幹部會議。幹部會議的好處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較容易，代表會議要保存幹部會議的好處，不要太繁雜了。

　　訓練幹部，不僅要訓練黨內的，而且要訓練黨外的。冀中村幹部輪訓，是大批訓練基層幹部的辦法。政府要辦學校，包括大學、專門學校，大批培養各種幹部。訓練全國各方面工作的幹部，是一個大問題。要出兵川、湘、鄂、贛，馬上就需要兩三萬幹部。所以要搞一個計劃。

　　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這樣大的黨，在許多基本理論問題上或是不瞭解，或是不鞏固，如劃階級就表現了我們党理論水平之低。黨內有許多新知識分子和工農幹部，對許多基本觀點不知道，對許多問題不會解釋。全國有幾百萬學生、教授，還有許多戲班子，你說不出一篇道理來，就只好聽他的。我們在理論上要提高，還要普及。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要當作一個政治任務來注意這個問題，不然就說不服那些犯錯誤的同志，例如有一個候補中委，看見土改中打人、殺人的現象，他不贊成，但是他講不出一篇道理來，沒有那一股神氣。如果要求大家讀全部馬列選集，也不現實，可以挑選一些，不然書那麼多，讀起來也是困難。華東局印了五本，說是有人在讀。如果五本不夠，可以選十本，包括《聯共(布)黨史》、《列寧主義概論》、《帝國主義論》[17]在內。列昂節夫[18]的《政治經濟學》也可以選一些。宣傳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麼書好，五本不夠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則不靈。

　　第六，關於學習工業和做生意。

　　全黨要提出這個任務來，還要寫文章做宣傳，在全黨提倡學習工業和做生意。我們已有城市和廣大地區，這個任務必須解決。

　　第七，關於加強紀律性，克服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

　　上面說了許多條，還必須有這一條，沒有這一條，那許多條實行起來都不會順暢。現在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在黨內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從中央機關、中央代表機關，一直到各地，報喜不報憂，瞞上不瞞下，封鎖消息。村有殺人之權。一個幹事可以把一個大工廠的廠長(資本家)搞死，九個照顧[19]變成了九個不照顧，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一些人因為沒有分田，他們嗷嗷待哺。這些狀態必須改變。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

　　第八，關於「新資本主義」、「農業社會主義」。

　　我們政權的性質前面已經講過，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社會經濟呢?有人說是「新資本主義」。我看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上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我們的社會經濟的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

　　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只要農業來搞什麼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但不能由此產生誤解。將來在社會主義體系中農業也要社會化。

　　六大決議案有一些錯誤，但根本上是對的。它根據對於當時形勢的估計提出了中國革命的十大綱領[20]，今天我們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過這個綱領。第一條我們正在做，第二條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慮，還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條，今天我們基本上還是這十條。比如我們基本的稅收原則還是統一累進稅。但這十條裡面沒有沒收官僚資本，沒有聯合中小資產階級。那時這個綱領對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權上根本不要它，在經濟上根本不動它。現在我們的政權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可以吸收資產階級民主分子、知識分子代表資產階級參加(這一條比十大綱領緩和一些)，經濟上則沒收官僚資本(這一條比十大綱領激烈一些)。這是與六大決議案有區別的。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最後有兩節講「前途」和「兩重性」[21]，大家可以翻翻，這同我們研究的問題是有聯繫的。

　　六次大會和七次大會[22]都承認資本主義在民主革命勝利後要有一個發展，因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在我國太少了，需要它的發展。但講到社會主義因素，只講了政治條件，沒有講沒收官僚資本。許多階級受無產階級領導，這就叫做社會主義因素。現在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已經在一萬萬六千萬人口中變成現實性了，即有了社會主義的因素。六大到現在已經二十年。這二十年，特別是在抗戰八年中，官僚資本有了很大發展。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報告[23]中講到沒收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新中國的經濟構成，首先是國營經濟，第二是由個體向集體發展的農業經濟，第三是私人經濟，國營經濟是領導成分。現在不提國營經濟就不能解決問題了。六大決議案沒有規定沒收官僚資本，而後來連小的也沒收了，那是違反六大決議案的。抗戰時期在對待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上是完全實行六大決議案的。內戰時期「左」的錯誤實際上是否定了六大的有關城市政策。

　　寫《新民主主義論》時，民族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區別在我們腦子裡尚不明晰。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不管是不是官僚資本，全國勝利後一定時期內都是要沒收的，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原則。而只要一沒收，它們就屬￿社會主義部分。我們國家銀行的資本，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民在土地革命後搞合作社，要看在誰的領導之下: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資本主義的；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就是社會主義的。當然，今天我們農村的合作社，是個體農民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組織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的，但它帶有社會主義性質，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和國營企業不同，國營企業是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它不帶資本主義性。機關生產組織的合作社比民營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性質更多一些。

　　社會主義性質這種話應該講，但整個國民經濟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即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之下的經濟體系。

　　中國這個國家，應有五千萬到一萬萬的產業工人。如有五百萬到八百萬產業工人在我們這裡，那事情也就好辦了。

　　二　結論

　　(九月十三日)

　　我沒有多少講的了。

　　三年來還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問題都講了，沒有那一次的總結，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後的大進步。我們黨現在與抗日時期不同了。那時，在一九四○年以前，就彆扭得很，在軍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眾運動、減租減息，許多地方都不一致，對黨的歷史上前兩個時期都沒有總結。七大作了總結，這才有了抗戰勝利後這三年解放戰爭的勝利。其中頭一年是沒有大打的，那時許多原則問題解決了，例如對國民黨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沒有爭論了，因此政協才搞得好；軍事戰略問題完全一致了；減租減息早就有了，以後進行土改，命令一下就做了。這次會議的討論比去年延安的二月會議[24]更展開了，這同我們政策成功和勝利有關。這次會上什麼都講了，而且連前途問題都講了。關於幾年勝利的問題，過去所講的只是可能性，對發展前途的分析談談就是了，並沒有正式提到會議上，就是提出討論了也沒有結論。去年七月小河會議[25]上總結了一年的戰績，可以看出局勢的發展。現在戰爭已有兩年多了，情況更清楚一些，可以講出帶確定性的意見了。

　　這次會上對國際國內局勢講得少了些，有的也講到了。國內外形勢，敵我力量對比，對我們是很好的。歷來我們都講形勢是很好的，七大也講了，不過那時對許多問題還是估計的，是那時條件下看到的「好」，有些估計後來發生了變化。例如說英、美、法、蘇的團結是決定了的，而現在並不團結了。克裡米亞會議[26]曾經說過，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開闢了民主的道路、團結的前途，但現在並未證明這一點，關係反而越搞越僵了。世界革命的力量超過了反革命的力量，這是日丹諾夫在九國情報局會議[27]上講過的，莫洛托夫也講過，斯大林也講了幾遍。我們現在的估計，還是九國情報局會議的估計。反動派發動戰爭的計劃是可以打破的。戰爭危險很厲害，但不是馬上就打，從戰爭危險到戰爭爆發是有一個過程的。總之，國際形勢對我們是有利的，國內形勢是我們革命力量更大了，蔣介石的力量更小了。

　　關於我們的任務，這次會上的意見是一致的，並且還有發揮，這很好。有很多意見是屬￿計劃性的，例如建軍計劃，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還有婦女代表會議、青年代表會議、政工會議等，都可以開。

　　要提出反對浪費的口號，不只限於糧食，包括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例如爭取俘虜、常備擔架隊、炮彈、軍工。同樣是作戰，有的打進去，只傷亡十二人；有的傷亡六十餘人，還打不進去。對俘虜也一樣，有的爭取使用了，有的就放了、散了；有的爭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不到一半。繳獲必須歸公，克服浪費現象，這個口號有豐富的內容。反對浪費與發展生產相配合才能取得勝利，才能實現軍隊增長到五百萬人、五年左右打倒國民黨的目標。

　　加強國際聯繫，例如青年方面的、婦女方面的，我的報告沒有提到，鄧穎超[28]同志在婦女工作報告中提到了。這兩年來，我們在婦女、青年、工人運動方面有了廣泛的國際活動。這是過去所沒有的，這些活動以後還要增加。我們宣佈中央政府成立之後，以蘇聯為首的國際人民民主力量是會同我們合作的。還有，我們同其他兄弟黨的聯繫也要增加。我們党在國際上的威信相當高，這是一件大事。

　　關於教育問題，值得注意。在第三、第四年，恐怕有召開教育會議的必要。還有，加強新華社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報紙是很靈的、很有力的，所以必須抓。過去中央、中央局對報紙都沒有抓緊，現在新華社的大樣是少奇同志看，或者恩來、弼時[29]同志看。這是專政嗎?你們這樣專政專得好呀!要專上三五個月就好了。看大樣有好處，自己可以學，用心地去改，搞上了路，然後交給別人。聽說華北局的報紙也是一波[30]同志看大樣的。

　　「大約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裡有一個「大約」，一個「左右」，還有「根本上」。這些形容詞不能去掉，去掉一個都不行。關於公開宣傳「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固然有好處，原則上我不反對，但用什麼方式講，怎麼講，還得考慮。我現在傾向於講困難一些，像「八一」社論[31]上那樣的提法，這可以使人更沉著、更努力些。在內部，首先在幹部中，其次在戰士中，是可以說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說。但說就要說得清楚些，有個「大約」五年「左右」和「根本上」，這就不會錯。還要估計到，雖然解釋清楚了，但一傳出去，還會即刻被說成是「五年」勝利。「建軍五百萬」，「消滅敵人五百個旅的正規軍」，「大約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些話簡單明瞭，是口號式的。口號的作用，就是好講好傳。斯大林在《論中國》裡講得很好，那時他就指出了在聯合戰線中對國民黨要批評[32]。我們說「又團結又鬥爭」，這意思一樣，作成了口號式的，就好講好傳。

　　這次會議對困難和克服困難的可能性作了充分估計。我們党曾遇到兩次大困難，是由兩次大錯誤造成的，那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失敗和一九三五年的萬里長征。後來的困難同那兩次困難不同，也比較容易克服。今後還會遇到什麼大困難呢?比如說，假使我們估計錯了，由於工作做得不好，力量不足，未能阻止戰爭，世界大戰爆發了，並且爆發得很快，這就是困難。世界大戰不爆發，當然對中國革命有利得多。蘇聯不打仗，養精蓄銳，我們有可能得到國際方面的援助。有世界民主力量對我們幫助，這意義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們估計不足，世界大戰來了，怎麼辦?還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麼辦法?世界大戰來了，這是全世界範圍內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困難。但是，中國人民，尤其是共產黨人，經過了多年戰爭，對此是不怕的。我們有了精神準備，就會更好一些。再比如說，來一個大旱災。在七大上我們講過這一條，它很有可能來，來了確是個大困難，我們一定要戰勝它。從前太行、山東、晉綏都有對付災荒的經驗。如果出現了大旱，別無辦法，只有全黨動員起來，組織人力克服它。又比如說，戰爭延長，指揮錯誤，軍事不順利，明年不能渡江，那就得在長江以北打。蔣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這一地區，消滅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了國民黨。所謂蔣政權，主要就是他的軍隊。如果李宗仁[33]等出來成立政府，搞個曲折，這也是困難。但是正如恩來同志所說的，我們也可以對付得了。我們不要完全拒絕談判，這是要考慮到人民覺悟的問題。那時可能有兩種情形，或者拒絕和談，或者進行和談。但現在就要對國民黨可能搞的和談騙局進行揭露。如果群眾覺悟，要打下去，認識到和談就是讓敵人休息後再打，是費力的，那我們就打。如果群眾沒有這種覺悟，要和，那就進行和談，一面談，一面打，並在談判中教育群眾，向群眾解釋和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事實上還是要繼續打下去，不上敵人的當。總之，那時看人民的覺悟，黨內黨外群眾的覺悟，但始終不要把和談的門關死。無論在黨內黨外，都不要犯這個錯誤。還有美帝國主義幫助蔣介石給我們造成的困難，這個困難我們也是能夠克服的。

　　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34]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後，對這一點可以作宣傳。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是這樣，並且是領導的因素，而總的說來是新民主主義的。這個意思「二七」社論[35]都寫了。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其次，內部還有民族矛盾，如漢族同西藏、新疆等地少數民族的矛盾，同回民的矛盾，在某一個民族內部也有矛盾。這可以用蘇聯的辦法來解決。此外，在工農之間也有矛盾，但不是對抗性的矛盾，這可以在工農聯盟內部通過供給機器、組織合作社、參加國家管理等予以解決。要鞏固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分給農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領導權，單有這一條還不夠。所謂領導權，就是要使被領導者相信，將來在經濟建設方面，還要給他機器，組織合作社，使農民富裕起來，集合起來。他們信服了，領導權就鞏固了，否則會失去領導權的。這個問題少奇同志講了。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會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我國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些觀點是可以宣傳的。至於對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先由少奇同志考慮，並草擬文件，以便在召開二中全會時用。

　　我所說的一些要點，加上青年、婦女、政工等問題，要做出簡單的決議案。此外，還有個別問題已寫出了決定。會議基本上通過，交書記處做若干修改後發下去，以便取得一致。同志們提出的好的建議，以後一一見之實行，這裡不多講了。這次會議開了六天，長了一些，還可以緊縮一點。有的同志講得短，使人記住了；有的講得長，反而使人忘記了。我們也可以採取「節制資本」的辦法來開會。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這次會議印發了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四月寫的《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並討論和通過了這個文件。

　　[2]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當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長。日丹諾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一九四四年起任聯共（布）中央書記，負責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3]一九四八年六月美、英、法三國在他們佔領的德國西部（西占區）和西柏林單獨實行幣制改革，斷絕了西占區和蘇占區之間的經濟聯繫。隨後，蘇聯宣佈在蘇占區進行幣制改革，並對西柏林實施封鎖，美、英、法三國又對蘇占區實行反封鎖，並禁止西方國家進口東歐國家的出口物品。為了解決由此引起的柏林危機，美、英、法同蘇聯進行了多次談判。

　　[4]指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會議結束時簽署的聯合宣言。宣言稱：兩國不追求領土或其他方面的擴張；尊重各國人民選擇自己政府形式的權利；贊同摧毀德國納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國家的武裝等。

　　[5]指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關於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6]當時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可以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後來這個時間大為縮短。

　　[7]粟裕，當時任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在這以前，曾被任命為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兼第一兵團司令員和政治委員，進行當時計劃的渡江作戰的準備工作。

　　[8]指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的中原野戰軍。

　　[9]指陳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粟裕任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的華東野戰軍。

　　[10]徐，指徐向前，當時任華北軍區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1]許、譚，指許世友、譚震林，當時分別任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司令員和政治委員。

　　[12]指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西北野戰軍。

　　[13]閻錫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邊村（今屬定襄）人。當時任國民黨軍太原綏靖公署主任。

　　[14]馮玉祥，一九四八年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見本卷第117頁注[4]。李濟深，當時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15]「中間路線」，即所謂第三條道路。在人民解放戰爭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國民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之外，另外尋找所謂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實際上就是英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道路。「第三方面」，指主張走第三條道路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

　　[16]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首領。清末曾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內閣總理大臣等職。辛亥革命後，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國主義支持下，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第一個北洋軍閥政府。一九一三年用武力脅迫國會選舉他為總統，接著又把國會解散，另行組織御用工具「政治會議」和「約法會議」。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恢復帝制。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國人民反對下被迫取消帝制。曹錕（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天津人，北洋軍閥直系首領之一。在一九一二年袁世凱竊取政權後，歷任北洋軍第三師師長、直隸督軍、直魯豫巡閱使等職。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他在英、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府。次年十月，他賄買國會議員，當上了總統。

　　[17]《帝國主義論》，即列寧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18]列昂節夫（一九○一——一九七四），蘇聯經濟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政治經濟學》一書是他早期的著作，出版於一九三五年。

　　[19]一九四六年，在討論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過程中，有些解放區針對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左」的錯誤，提出需要從政策上規定一系列的照顧，內容有九條，即：照顧中農利益，分給中農鬥爭果實；照顧富農的自耕部分；照顧「軍幹屬地主」（抗日軍人及抗日幹部之家屬中屬￿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土地，政治上替他們保留面子；照顧中小地主，多留一些土地；照顧開明紳士（與「軍幹屬地主」相同）；照顧被漢奸惡霸利用的人員中的貧苦出身者；照顧地主富農開設的工商業，除大漢奸大惡霸開設的由行署以上政府沒收外，一律不動；照顧一切可能團結的知識分子，家庭是地主者多留一點土地，家庭是勞動人民者多分點鬥爭果實；照顧地主人員的生活出路，對豪紳、惡霸、大地主，除依法處死者外，也要留給土地，給他們飯吃，對逃亡地主應爭取其回家並給以生活出路。這些照顧當時稱為「九個照顧」。

　　[20]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十大政綱是：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稅捐，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21]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的第二章第六節「中國革命的前途」和第七節「中國革命的兩重任務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652頁）。

　　[22]七次大會，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23]指毛澤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的書面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24]指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任務的指示，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一文。

　　[25]指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人民解放軍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第一年的戰績，著重討論了軍事計劃和地方工作等問題。

　　[26]克裡米亞會議，又稱雅爾塔會議。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蘇、美、英三國首腦在蘇聯克裡米亞半島的雅爾塔舉行會議，協調最後擊敗德國的軍事計劃，討論歐洲的戰後安排和對日作戰等問題。會議簽署了公報和議定書，並秘密簽訂了《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即《雅爾塔協定》）。會議公報表示，三國政府「將使自己的政策協調一致」，以援助被解放的歐洲各國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決他們迫切的政治、經濟問題」；「為和平而團結正如為戰爭而團結」，三國決心「在未來的和平時期將保持和加強聯合國家在目標和行動上的團結一致」。

　　[27]指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蘭華沙舉行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蘇聯、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九國共產黨和工人党情報局，通過了《關於國際形勢的宣言》。

　　[28]鄧穎超（一九○四——一九九二），河南光山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副書記。

　　[29]弼時，即任弼時（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陰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秘書長。

　　[30]一波，即薄一波，當時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

　　[31]指《人民日報》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刊載的新華社社論《人民解放戰爭兩周年的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社論中說：「中國人民還必須準備繼續作幾年的艱苦奮鬥，至少還要準備拿三、四年時間去作這種艱苦鬥爭，才能最後解放全中國，並在民主基礎上統一全中國。在鬥爭過程中，某些暫時的、局部的間歇和曲折，仍然還是可能有的。那些以為中國革命會在一次或幾次鬥爭中就能完全勝利，並在具體鬥爭中抱輕敵態度的人們，或者以為它會完全一帆風順，不會有任何暫時的、局部的曲折，而在遇到這種曲折時就感覺迷亂的人們，是錯誤的。」

　　[32]指《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書。書中編入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發表的演說《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其中指出：「支持武漢的政策同時就是展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取得由此而產生的一切結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產黨人之參加武漢國民黨和武漢革命政府，這一參加並不排斥共產黨人用一切辦法批評國民黨黨內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徹底和動搖，而是以此為前提。」

　　[33]李宗仁，當時任國民黨政府副總統。

　　[34]指劉少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35]指新華社為紀念「二七」二十五周年發表的社論《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這篇社論曾經毛澤東審閱和修改過，修改部分見本卷第48－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