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一

　　今天講一講敵我形勢、統一戰線、英美蘇關係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敵我形勢。關於國際形勢，蘇聯的日丹諾夫、莫洛托夫[2]等已經說過了，比我們說得更全面。我現在著重講一下國內形勢。國內形勢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方面，國民黨區域人心動向變了，蔣介石被孤立起來，廣大人民群眾站到了我們方面。孤立蔣介石的問題，過去在長時期內沒有得到解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比較孤立。進入抗戰時期，蔣介石逐漸失掉人心，我們逐漸得到人心，但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直到抗戰勝利以後這一兩年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在軍事方面，蔣介石已經轉入防禦，我們轉入進攻。以前，我們把轉到外線作戰稱為反攻，不完全妥當，以後都要叫進攻[3]。在經濟方面，蔣介石的情況到今年已經很嚴重了。我們現在也困難，特別是山東、陝北兩處，但我們的困難可以解決。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我們搞了土地改革，而蔣介石沒有搞；另外我們的主力打出去以後，又減輕了解放區的負擔。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與整黨已經走上了軌道。土地法大綱[4]的公佈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間派曾勸我們發公債購買地主的土地，現在我們搞平分土地，他們也贊成了。土地會議[5]以前特別是以後，各解放區的土改和整黨都普遍動起來了。晉冀魯豫和東北在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東北在短期內建立了很大的軍隊，主要是得力於土地改革。山東和西北的土地問題最嚴重。晉綏地區工作的方向是正確的，雖然可能有一些缺點和錯誤。賀龍、習仲勳[6]主持的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有必要。近來《晉綏日報》、《戰鬥報》和《邊區群眾報》[7]都辦得很吸引人看了，這就是工作方向正確的一個表現。

　　從現在起到明年一年內，國內形勢還會有很大的變化，有利於我們的變化。中國革命已經進入高潮，將來還會更加高漲。以前我們曾希望在革命高潮中有城市暴動來配合，現在看來這是很難了，只能有像巴黎解放和北伐軍佔領上海[8]那樣的裡應外合。城市群眾運動在蔣介石發佈「總動員令」[9]後並沒有低落，學生中的地主、富農子弟在土地改革以後並不是造我們的反，而是造蔣介石的反，現在三青團[10]完全灰溜溜了。在戰爭期間，革命高潮主要表現為軍事的勝利，這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也是如此。戰爭仍是長期的，蔣介石和美國帝國主義這樣強大的敵人是不會甘心失敗的。美國直接出兵幫蔣介石打內戰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美國人只是怕蘇聯也出兵，否則對我們來個不宣而戰他們是不在乎的。戰爭的時間還要準備四五年，也可能還要長一些。戰爭需要不斷地進行，不讓蔣介石得到休息、整訓和補充的時間，但這一點不能說死，也可能有一年半年的間斷，例如蔣介石下臺，推出別人出面講和，那時的和戰問題就要根據大城市和南方的群眾覺悟程度來決定。所以我們要爭取戰爭不間斷地進行下去，現在就要著手做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的工作。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我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確的政策，依靠群眾，來爭取戰爭的勝利。

　　第二個問題，統一戰線。我們的原則是孤立敵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戰爭時期，我們黨本來是不孤立的，後來因陳獨秀[11]右傾而孤立了，脫離了群眾，脫離了農民，脫離了軍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機會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左」，先是表現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後來在城市簡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農村。到了農村，他們又有軍事鬥爭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方面的「左」。他們把赤白對立絕對化；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片面強調工人利益而把工商業很快搞垮了；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損傷了一部分中農的利益。當然，我們黨在農村中還是有群眾的，不能說是在農民中完全孤立。總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實行「左」的政策的結果，我們沒能孤立蔣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戰時期我們孤立了蔣介石(如果在抗戰勝利以後再孤立他就來不及了)，我們對他採取的是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堅決同蔣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鬥爭，這是反右，但如果只鬥爭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而改為減租減息，不實行「三三制」[12]等政策，群眾就不能理解我們。黨在抗戰時期實行這些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過去我們吸收一些開明紳士參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將來佔領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後也還是需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所規定的對蔣方人員的不同政策[13]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劃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敗。現在反右，第一是反對對敵人估計過高，不敢到國民黨區域去作戰，害怕美國。美國在中國搞得這樣久，現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實它並不可怕。劉鄧等三路大軍出兵國民黨區域[14]，一個月就解決了棉衣問題，這證明到國民黨區域去作戰也不可怕。第二是反對對中間派的認識模糊不清，對他們的動搖性估計不足。對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擊同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不能混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者曾混淆了這兩點。現在，我們在對待中間派的問題上是既須反右又須反「左」。第三，在土改、整黨工作中反對右的傾向，是反對一些幹部對消滅封建階級、驅除黨內壞分子的鬥爭立場動搖，軟弱無力。當然也要反對「左」的傾向，內戰時期更容易犯「左」的錯誤。消滅封建階級的鬥爭，同對美蔣的鬥爭一樣，要求我們在全域問題上要大膽，在具體鬥爭上要謹慎。然而我們有些同志卻相反，重視抽象之敵，小視具體之敵。在土地問題上反「左」主要是反對對中農的冒險政策，哪怕只發生一戶中農被錯當作地主來整，我們也必須十分注意糾正。在農村中按戶數計算，地主、富農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農、貧農、雇農合占百分之九十，這個陣線不能混亂，許多同志對此沒有確定的觀念。對地主、富農也要有些區別，《土地法大綱》已有規定，農民也會加以區別。對他們，在消滅封建剝削和平分土地問題上是沒有區別的，但在處置財產問題上有區別(個別惡霸除外)。土地分配不能搞絕對平均。由於當地地主、富農太少就要同中農扯平，這也是不對的。對同中農有關係的事一定要徵求中農的同意。在土地問題上一定要把中農問題處理好，在城市問題上一定要把中小資產階級問題處理好。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片面強調工人利益是錯誤的。在工廠勞資雙方可以共同訂生產計劃，在商店可以共同訂營業計劃。勞資兩利，公私兩利，這就不「左」不右。對學生和知識分子，在政策上也不要犯「左」的錯誤，延安審幹就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在國民黨區域，民主同盟等團體的反蔣鬥爭，對我們是有很大作用的，馮玉祥在美國反蔣[15]，對我們也是有利的。「其他愛國分子」，是指開明紳士，例如地主階級中的李鼎銘、劉少白[16]等人，他們同我們共過患難，在絲毫不妨礙土地改革的條件下，對這些人分別情形加以照顧是必要的，個別人物還可以留在我們高級政府內。現在，建立聯合政府的口號還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關於殺不殺反動分子的問題，不可不殺，不可多殺，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反「左」反右。一個不殺，群眾不贊成；不可多殺，也是從群眾著想，不是從少數人著想。只要是不積極破壞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不殺，把他們當作勞動力保留下來。對於外國人，像華萊士[17]之類的，我們還是需要的，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的指示在這一點上要作修改[18]。華萊士主張反對戰爭、聯合蘇聯，同美國大資產階級的聯繫很少，主要代表中小資產階級，而且依靠工人。關於革命統一戰線中領導者同被領導者的關係問題，共產黨要實現領導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要率領被領導者堅決同敵人作鬥爭，第二要給被領導者以物質福利和政治教育。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現在要公開講，不公開講容易模糊黨員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壞處多於好處。

　　第三個問題，英、美同蘇聯的關係[19]。有兩種提法，一種是他們之間或者妥協或者破裂，一種是在若干問題(包括某些重大問題)上早一點妥協或者遲一點妥協。我看正確的應該是第二種提法，而不是第一種提法。世界上的反動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的危險是充分存在著，但戰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謂妥協當然不是在一切問題上的妥協，這是不可能的。美、蘇遲早要妥協。將來，美國還要和蘇聯大做生意，這就需要進行妥協。這種妥協是民主的妥協，而不是機會主義的妥協。蘇聯是個大國，它的妥協可能會對中國、法國、意大利等國人民的鬥爭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絕不是大國之間妥協了，其他各國人民也都要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的方針應當是按照不同的情況進行不同的鬥爭。

　　二

　　這是一次很令人高興的會議，和洛川會議[20]相似，都是在時局開展中召開的。日本投降對於我們是個喜事，同時又有了新的擔心。因為日本人走了，又來了一個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我們同蔣介石的力量對比問題直到今年中央發出「二一」指示[21]時還沒有解決，還準備退出延安，並且後來確實退出了，直到現在這個問題才解決了。二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力量對比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這不但領導者看得出，而且人民群眾都能看出來。在北伐時期，革命鬥爭曾有短期開展的局面，隨後國民黨的壓迫就來了。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都是受壓迫的，生存的地方很小，黨內糾紛很多。長征以後情況更困難。我在日本投降以後一段時間內沒有寫過文章，是因為兢兢業業，對形勢只能作估計而不能作結論。現在國際國內形勢都很明朗了，人民解放戰爭正在不斷取得勝利，蔣介石被孤立了，土改、整黨等工作都走上了軌道。在這次會議上，陝甘寧和晉綏兩個區域的負責同志講話講得很好，很令人滿意，說明他們政治上已經成熟了。晉西北的路線，賀龍同志、李井泉[22]同志、習仲勳同志是正確的，晉綏告農民書[23]總的是正確的。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同志的領導下作了很大的努力，由防禦轉入進攻，完成了重大的任務，因此我們這次開會比今年七月在小河開會時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這次會議通過了一篇文章[24]，這篇文章在今後打倒蔣介石時期是起綱領作用的。反對美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打倒封建主義，這三個目標是立得正確的；團結中農，團結中小資產階級，以共同反對這三大敵人，這個方針也是正確的。這篇文章看起來似乎沒講什麼新的問題，其中所說革命戰爭的轉折點，已經成為歷史的事實；追述同蔣介石鬥爭的歷史，這更不是新的；十大軍事原則，也不是新的，僅僅把它概括出來是新的；土地問題，在土地會議上已經解決了，其中中農問題也是早已解決了的，這次只是特別強調一下；中小資產階級問題，也是早已解決了的，但在今天有特別意義。因為反對右的偏向問題在土地會議、晉西北會議、義合鎮會議[25]上已經解決了，我們這次會議要解決的新的問題，是在中農、中小資產階級和黨外人士問題上新出現的「左」的偏向。中農問題之所以再提出來，是因為晉西北在劃分成分時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出現了強調不團結中農的偏向。中小資產階級問題，也是出現了偏向:我們有些同志在經濟工作中對團結中小資產階級的政策發生了懷疑、動搖。義合鎮會議好比一河水，這河水十個浪頭有八個是好的，但是沒有解決好中農和中小資產階級問題，發生了偏向，那末這兩個浪頭就是不好的。當「左」傾成為一種潮流的時候，共產黨員要反對這個潮流，如同在抗日時期反對投降傾向的潮流一樣。關於黨外人士問題，過去中央沒有解決，今天解決了。地主作為整個階級來說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還要分別情況不同對待。在土改中，對地主階級中贊成土地法的，或過去和我們合作過的上層人士，可以採取或分而不鬥的辦法，除個別人物犯了死罪的要出佈告槍斃外，對一般的人採取上述辦法比較恰當。

　　關於打人問題，共產黨在原則上主張廢止肉刑，這個原則曾經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反封建的口號，無產階級應該接受這份遺產。一九二九年，我在為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中，就已提出廢止肉刑[26]，但以後還發生過使用肉刑的現象。到了延安，還是沒有完全廢止肉刑，這表示共產黨沒有本領，只能依靠封建的辦法。現在必須重申，共產黨絕不要提倡打人，絕不要組織打人，這是一條原則。

　　今年晉綏地區財政困難，陝甘寧邊區出現災荒，都是嚴重的問題，必須用大力解決，我相信這兩個區域的同志是可以解決的。

　　關於憲法，近期內不會頒佈，過早頒佈也是不利的，但目前應該著手研究。關於組織革命的中央政府，現在暫不考慮，要等到蔣介石更困難，我們取得更大的勝利的時候，至少在平綏路打通以後再考慮這個問題。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本篇一）和結論（本篇二）。

　　[2]日丹諾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當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副主席。莫洛托夫，當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3]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陳毅傳達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這樣一段話：「軍事上，今年（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們轉入進攻以來，蔣介石轉入防禦地位，於是軍事上完全改觀。十年二十年來我們長期處於防禦、被『圍剿』地位，沒有進剿敵人，進攻敵人。抗戰時期，我們也還是處於分散防禦地位。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們歷史上第一次轉入進攻。這是革命的進攻，不要說『反攻』，反攻帶著防禦意味，不能完全概括這一形勢的內容。戰爭在初期是自衛性質，我們那時的方針是遲滯內戰。現在要消滅蔣介石，已不是自衛性質。」

　　[4]即《中國土地法大綱》，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上通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佈。土地法大綱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並徵收富農的上述財產的多餘部分，分給缺乏這些財產的農民及其他貧民，並分給地主同樣的一份。」

　　[5]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河北省建屏縣（一九五八年併入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的黨的全國土地會議。會議總結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下達以後土地改革的經驗，糾正了土地改革中右的傾向，確定徹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起草並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並決定結合土地改革整頓黨的組織。

　　[6]賀龍，當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習仲勳，當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

　　[7]《晉綏日報》，是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機關報。原名《抗戰日報》，一九四○年九月十八日在山西興縣創刊，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改為本名。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該報曾開展反「客裡空」運動，連續發表讀者的反映和報社有關調查材料，公開檢查土地改革前期宣傳中的失實報道，使報紙工作得到改進。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終刊。《戰鬥報》，是晉綏軍區政治部機關報。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湘鄂黔根據地創刊，一九四五年八月暫時停刊，後又繼續出版。一九四九年四月改由西北軍區出版，一九五○年終刊。《邊區群眾報》，是陝甘寧邊區的以農村基層幹部和農民為主要讀者對象的通俗報紙。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延安創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後，報社隨中共中央西北局轉戰陝北，堅持繼續出報。該報通俗易懂，形式多樣，活潑有趣，為群眾喜聞樂見。

　　[8]巴黎解放，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巴黎人民為策應盟軍進攻巴黎舉行的一次成功的武裝起義。一九四四年六月，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巴黎人民抵抗運動進入高潮。八月十九日，在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巴黎全市舉行了反對法西斯德國統治的武裝起義。二十四日，起義者佔領了德軍在城市的大部分據點。當天傍晚，盟軍坦克部隊進抵業已基本解放的巴黎城。二十五日，巴黎解放。北伐軍佔領上海，這裡指上海工人階級為配合北伐戰爭、推翻北洋軍閥統治而舉行的第三次武裝起義。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北伐軍東路軍佔領上海附近的龍華，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經過三十個小時的戰鬥，於二十二日取得勝利。

　　[9]「總動員令」，指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發佈的《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

　　[10]三青團，即三民主義青年團。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是國民黨控制青年的工具。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三青團併入國民黨。

　　[11]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後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領導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12]「三三制」，見本卷第225頁注[13]。

　　[13]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規定：「本軍對於蔣方人員，並不一概排斥，而是採取分別對待的方針。這就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對於罪大惡極的內戰禍首蔣介石和一切堅決助蔣為惡、殘害人民、而為廣大人民所公認的戰爭罪犯，本軍必將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務使歸案法辦。本軍警告一切蔣軍官兵，蔣政府官員，蔣党黨員，凡是尚未沾染無辜人民鮮血的人們，切勿跟那些罪犯們同流合污。凡是已經做過壞事的人們，趕快停止作惡，悔過自新，脫離蔣介石，准其將功贖罪。本軍對於放下武器的蔣方官兵，一律不殺不辱，願留者收容，願去者遣送。對於起義加入本軍的蔣軍部隊和公開或秘密為本軍工作的人們，則給予獎勵。」（《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1239頁）

　　[14]指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部隊，陳賡、謝富治率領的由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第九縱隊、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和太嶽軍區第二十二旅所組成的作戰集團，以及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主力部隊，挺進中原的軍事行動。

　　[15]馮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縣人。曾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一九四六年九月以考察水利專使名義出訪美國。在美期間，積極從事和支援祖國人民反內戰、反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舊金山《世界日報》上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主張國共停戰議和，成立聯合政府。十一月上旬，在紐約組織成立旅美中國和平民主同盟，任執行委員會主席。十一月十五日，在美國《民族報》上發表《我為什麼與蔣決裂？》一文。十二月七日，出席美國「民主遠東政策促進會」為紀念珍珠港事件六周年大會，併發表演說，以確鑿的事實說明「美國政府援蔣是走的一條錯路，是破壞中美友誼之路，是最不聰明的辦法」。

　　[16]李鼎銘（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陝西米脂人，開明紳士，曾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精兵簡政」的提案。劉少白（一八八三——一九六八），山西興縣人，當時任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主動將自家土地和多餘住房交給人民政府處理。

　　[17]華萊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美國政治活動家、農業專家。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國副總統期間，主張國際合作，支持中國抗日，反對姑息日本法西斯。一九四四年六月受美國總統羅斯福委派來中國，勸說蔣介石保持國共合作，聯合抗日，並加強中蘇關係。一九四六年九月因不同意杜魯門的遏制蘇聯政策而辭去美國商業部長的職務。

　　[18]本文說到「要作修改」的地方，是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關於對待自由資產階級須防止過左傾向的指示中所說的「今天要孤立一切對美蔣尚有幻想的階級、黨派及其領袖，到明天就連反對杜魯門之美親華萊士之美、反對蔣介石之國親李濟深之國的階級、黨派及其領袖，也要將他們孤立起來」。

　　[19]關於英、美同蘇聯的關係問題，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澤東針對當時對於國際形勢的一種悲觀估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一文，但沒有發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領導同志中間傳閱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印發了這個文件，到會同志一致同意這個文件的內容。後來全文收入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發出的《關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會議決議事項的通知》中，建國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20]洛川會議，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全國抗戰爆發後的形勢下召開的。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並作了結論。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21]指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1217頁）。

　　[22]李井泉，當時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晉綏軍區政治委員。

　　[23]指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發表的《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告農民書》共分三部分：第一，要徹底打垮地主階級，徹底消滅封建；第二，要徹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實；第三，要徹底發揚民主，並且有權審查一切組織和幹部。

　　[24]指《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61頁）。

　　[25]晉西北會議，可能指中共中央晉綏分局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在山西臨縣郝家坡召開的討論土地改革問題的地委書記會議。義合鎮會議，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在陝西綏德義合鎮召開的貫徹土地法大綱的會議。

　　[26]見《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107—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