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

　　關於軍事計劃，西北戰場原先打算由西北野戰兵團和陳賡[2]縱隊兩部集中起來打胡宗南[3]，現在決定分開打[4]，這樣在戰略上和糧食供給上都有利。今年我們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滅他的條件。陝甘寧邊區在軍事上和財政上都以依靠晉綏邊區為主，今後更是如此，因為戰爭使陝甘寧邊區的地方和人口都縮小了。現在決定由賀龍同志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的資格來統一指揮，解決統一後方、精簡節約和地方工作三個問題。

　　對蔣介石的鬥爭，計劃用五年的時間來解決，從過去這一年的成績來看是有可能的。山東的局面最近可以轉變，陝甘寧邊區還不能，但基本上停止了敵人的進攻，這就為以後轉變局面打下了一個基礎。過去一年消滅蔣介石正規軍和非正規軍一百一十二萬人，我們傷亡三十幾萬人，假定第二、第三年的戰爭更激烈些，五年就要準備傷亡二百萬人。現在我們有主力部隊九十萬人，地方部隊六十萬人，如能把主力擴展到一百五十萬人，就足夠解決問題了。

　　蔣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也就是說人民群眾更加不信任他，他更加眾叛親離了。當然還沒有到徹底孤立的地步，還有一些人迷信他，這需要有一個過程。過去在抗戰時期我們對蔣介石頑固派的方針就是孤立他，在統一戰線中我們一方面要作若干讓步，另一方面又要堅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在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在國民黨區域開展群眾工作，批評頑固分子。我們沒有犯像美國共產黨在一個時期所犯的那種錯誤[5]，也沒有等到抗戰結束以後再轉變方針，那樣就來不及了。在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和談是必要的。雖然我們希望全部問題政治解決的目的沒有達到，但蔣介石的確是更加孤立了。只有經過長期地教育群眾，我們黨才能在今年「七七」提出十六條口號[6]。對蔣介石的鬥爭計劃用五年的時間來解決，現在不公開講出來，還是要準備長期鬥爭，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蔣介石那樣，先說幾個月消滅共產黨，後來又說還要幾個月，到現在又說戰爭才開始。

　　抗戰結束以來，黨的統一戰線的成分正在發生變化:一部分人減少了，一部分人增加了。減少的是解放區的地主，因為我們現在搞土地改革，不像抗戰時期僅僅實行減租減息。但南方的地主卻因徵兵征糧首先同蔣介石鬧翻，而同我們還沒有決裂。增加的是中間派，這些人在抗戰時期更相信蔣介石，現在則和我們共同反抗蔣介石，這種情況是十年內戰時期所沒有的。黃炎培[7]在抗戰時期對新四軍很滿意，但不能和我們共同抵制國民參政會[8]，現在他對蘇北的土地改革不滿意，但能和我們共同抵制偽國大[9]。堅持土地改革不至於嚇跑民族資本家，但不堅持土地改革勢必會喪失農民，從而喪失革命戰爭，也喪失民族資本家。土地改革應該採取平分土地的方針，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土地改革要和統一戰線相結合。十年內戰時期我們犯過「左」的錯誤，一是在土地革命中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現在我們是一律平分；二是在城市中沒有建立統一戰線，不團結民族資本家，現在我們是採取打倒官僚資本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

　　關於國際情況，英、美繼續聯合在一起，企圖孤立蘇聯，似乎德黑蘭會議、波茨坦會議[10]關於通過國際合作來解決問題的原則發生了動搖。現在雖然還不能說英、美、蘇一定不會共同簽訂對德和約，但分別簽訂的可能性已經存在，這是對於七大關於國際形勢的分析的一個修正，但現在還不能作最後的結論。出現了以美國反動派為首的各國反革命統一戰線是可以肯定的，他們企圖搞第三次世界大戰。另一方面，以蘇聯為首的各國革命統一戰線也大大發展了，這個統一戰線將要戰勝反革命的統一戰線。我們不要來一陣風就被嚇倒，對形勢要作分析。中央今年二月一號指示[11]中提到的三個因素——蘇聯的強大，各國人民的進步，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仍舊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將迫使英、美和蘇聯進行貿易，給蘇聯以建設的機會，給中國革命和各國人民加強團結的機會。上一次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使美國不能不和蘇聯複交。波立特[12]說一九二八年是資本主義世界反共的最高峰，而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使這一高峰下降。現在的反蘇也只是限於宣傳和外交方面。反共實際上是反對各國人民。各國反革命和中國反革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外強中乾，這是由於他們存在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蔣介石的總動員令[13]就說明了這一點。總動員令還解決了一個極大的問題，就是使要求和平的人民認清了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本來面目。分析形勢，要看到全國人民的同情、全世界人民的同情、民族統一戰線、土地革命，這些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國民黨軍隊的優勢，發動突然的進攻，這些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蔣介石內部緊迫的危機，美國即將到來的危機，終歸要使他們走向眾叛親離。眾叛是群眾不要他們，親離是內部不和。蔣介石內部不和，蔣、美之間也不和。

　　地方工作就是要聯繫群眾，其中心是要解決土地問題。要學晉西北的方法，搞貧農團，堅決克服一些幹部中偏向地主富農的情緒。犯了錯誤的幹部，多數可以教育好，少數教育不好的清除出去，有利無害。這是一個原則問題，相信西北局的同志可以實現這個任務。

　　二

　　金融、貿易系統存在的根本錯誤是兩個:第一，只看財政不看經濟，只看少數不看多數。不知道金融貿易系統如果不採取正確的方針，其他方面的工作就難以著手。第二，沒有對外嚴格統制，大公、小公、群眾貿易都要嚴格統制，這是任何弱小革命力量對反革命勢力的包圍作鬥爭時所必須堅決實行的。總之，以後一個時期應該堅持自給自足、對外統制、軍民兼顧的原則。這個問題解決起來是有困難的，必須有步驟地去做。

　　三

　　處處從全面、長期著想，這一個口號非常重要，要在全黨全軍中去解釋。敵人把取勝放在我們不能長期支持這一點上。我們的對策就是主力轉入外線，內部精簡節約。各個邊區要實行簡政，降低生活水平，先從幹部降起。對外貿易必須嚴格統制，不但奢侈品、非必需品不許入口，就是日用必需品必要時也不許入口，而由自己生產。中紡公司的布又好又便宜，我們還是要禁止入口，發展農村的自紡自織，只有這樣才有活路。金融、貿易是為整個國民經濟服務的，一定要實行軍民兼顧。

　　四

　　關於土地問題。我們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土地政策，到抗戰時期必須改變，否則就不能緩和國內矛盾和根據地內部的矛盾，發展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共同打日本。當時，我們根據地的政權實行「三三制」[14]，同地主階級也搞統一戰線，這並不影響下層政權，也不限制群眾的鬥爭。現在一般來說「三三制」仍舊不變，但對它的解釋是共產黨員、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動地主。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15]更進一步，因為農民群眾要求更進一步，如土地推平。平分土地是一個原則，但按情況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縮，如對杜斌丞、侯外廬[16]，但對共產黨員不應該有例外。中農的土地應該不動，但在群眾運動的大潮流中和中農同意的情況下，要富裕中農拿出少許土地也是許可的，這種做法不要正式寫在文件上。我們的部隊打到外線去以後，與其馬上沒收地主的土地，不如先按階級路線攤派徵稅，立即實行耕者有其田勢必造成強迫群眾去做。西北財經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中央領導上也應該負責。西北局的領導應該增加魄力，對錯誤採取尖銳、嚴肅的態度，加強具體領導，以達到團結同志和團結群眾的目的。陝甘寧這個區域有幾個有利條件便於團結群眾堅持鬥爭:第一，有本地領導骨幹。這是就整個邊區來說的，但三邊[17]、隴東及其他某些縣區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個邊區是土地革命時期留下的唯一的一個區域，保存了幾千幹部，其中只有極少數人是腐化得不可救藥了，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有些人犯了錯誤也是可以教育的，他們在工作中出的問題有許多是因為我們在政策上交待得不明確。領導上承擔一定的責任，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方法。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軍隊。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時期老區的許多好的工作作風。有了這些條件，敵人是可以被戰勝的。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本篇一是毛澤東的講話，二、三、四是毛澤東的插話。

　　[2]陳賡，當時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司令員。

　　[3]胡宗南，當時任國民黨軍西安綏靖公署主任。

　　[4]參見本卷第258頁和第264頁。

　　[5]指白勞德解散美國共產黨的錯誤。一九四三年蘇、美、英三國首腦德黑蘭會議後，當時擔任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的白勞德，用「階級合作」的觀點來解釋德黑蘭會議，並於一九四四年四月發表了《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一書。白勞德認為，要實現同壟斷資產階級的合作，無產階級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奮鬥目標和取消自己獨立的政黨。一九四四年五月，白勞德主持解散了美國共產黨，另組非黨的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白勞德的錯誤一開始就遭到以福斯特為首的許多美國共產黨員的反對，一九四五年六月，在福斯特領導下，美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通過了批判白勞德路線的決議，同年七月，又舉行特別代表大會，決定重建美國共產黨。

　　[6]指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人民日報》（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七七」紀念日發佈對時局口號》，其中提出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蔣介石進犯軍，反對蔣介石的內戰、饑餓、獨裁、賣國政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及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保護民族工商業等項主張。

　　[7]黃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上海川沙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建國會常務理事。

　　[8]國民參政會，是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決議設置的最高諮詢機關。參政員由國民黨政府指定，國民黨員占大多數。國民參政會成立初期，對於團結全國人民，發揚抗日民主，推動全面抗戰起了一定作用。隨著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的發展，國民參政會越來越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御用工具。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國民參政會于一九四七年五月舉行第四屆第三次大會後撤銷。

　　[9]見本卷第201頁注[14]。

　　[10]德黑蘭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蘇、美、英三國首腦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的關於加速打敗法西斯和戰後世界安排等重大問題的會議。會議簽署了《蘇美英三國德黑蘭宣言》和《蘇美英三國關於伊朗的宣言》。 波茨坦會議，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蘇、美、英三國首腦在德國柏林附近的波茨坦舉行的進一步商討關於戰後世界的安排及蘇聯對日出兵問題的會議。會議期間，經中國政府同意，於七月二十六日發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11]指毛澤東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1217頁）。

　　[12]波立特（一八九○——一九六○），英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當時任英國共產黨總書記。

　　[13]總動員令，指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發佈的《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

　　[14]「三三制」，見本卷第225頁注[13]。

　　[15]五四指示，指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指示》決定將抗日戰爭期間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

　　[16]杜斌丞（一八八八——一九四七），陝西米脂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兼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侯外廬（一九○三——一九八七），山西平遙人，歷史學家。

　　[17]三邊，指陝西定邊、安邊和靖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