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1]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同志們!我們的大會開得很順利，三個議事日程已經過去了，大會結論等兩天就可以做。

　　第四個議事日程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關於選舉的方針，主席團交換過幾次意見，決定了一個方針，我現在向同志們報告一下。

　　一　選舉的標準

　　我們要選舉一個全黨的領導機關，即在大會閉會以後、兩次大會之間的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我們採取一個什麼標準，用什麼原則來進行選舉呢?各個代表團的主任反映了許多同志的意見，有這樣的，有那樣的。主席團認為應該採取這樣的標準，就是要由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志來組成中央委員會。採取這樣一個原則比較好，比較恰當。這樣一個原則，應該是我們選舉中央委員會的原則。

　　這次要選舉許多過去不是中央委員的同志到中央委員會來。就是說，有兩批人要選進中央委員會來。一批是過去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人數並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十七年了，這十七年中間，經過三中全會[2]、四中全會[3]、五中全會[4]、六中全會[5]幾次的選舉，現在剩下來的中央委員還有二十五個人。這二十五個人，大部分應該繼續選進中央委員會工作，因為他們有很多經驗。再就是應該選舉大批過去不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員會來，因為他們也有很多經驗。新的中央委員會必須比過去老的中央委員會的二十五個人擴大，我們大會必須採取擴大中央委員會的政策。這樣一個政策，對於我們黨現在的情況、國內的情況、國際的情況都是適合的。就是說，新的中央委員會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須比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擴大，如此才能夠適應黨的目前情況、將來的發展以及國際國內的形勢。

　　按照這樣的標準和原則，於是就提出:(一)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舉?現在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不應該選舉，一種是應該選舉。(二)這次選舉中央委員會要提拔許多過去不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員會來，要不要照顧各方面?就是所謂要不要照顧山頭?也可以有兩種考慮，一種是不要照顧，一種是要照顧。(三)中央委員的資格和標準是能夠執行大會的路線，這是重要的，但對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識的人我們才選他?還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識的就可以選他?這個問題，同志們也提出來了。總之，在選舉方面有這樣三個問題。

　　關於第一點，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舉?只選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凡是犯過路線錯誤的我們就不選，這樣一種意見，主席團認為是一種好的願望，一種好的理想。這種意見是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我們吃了虧，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線錯誤。同志們!我們這次大會跟過去歷次大會都有很大的區別，過去的大會我參加過三次，代表們一般對選舉都不大認真，只有少數人認真。而這次大會，我們各方面的同志對選舉都非常認真。這證明什麼?證明我們有了經驗。過去我們的經驗非常不足，覺得我自己也選不到中央委員會去，隨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麼人，我就選什麼人，結果是我們自己受了懲罰。這次情況變化了，大家對選舉都非常關心。所以這個問題提出來，是有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不選過去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甚至絕對化一個也不選，那就不好，就不恰當。

　　我來講一點我們黨的歷史。

　　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就是六次大會不選舉陳獨秀[6]到中央。結果是不是好呢?陳獨秀後頭跑到黨外做壞事去了，現在看不選他是不對的。我們黨是不是因為六次大會不選陳獨秀，從此就不出亂子，天下太平，解決了問題呢?六次大會選舉出的中央純潔得很，沒有陳獨秀，可是我們黨還有缺點，還是鬧了糾紛，出了岔子，翻了筋斗，並沒有因為不選他，我們就不鬧糾紛，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選陳獨秀，這裡面有一條原因，就是為了圖簡便省事。在預備會上我曾講過，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願意和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的。再有一次，是六屆四中全會把李立三[7]開除出政治局，要他離開中央工作，雖然中央委員的名義還保留，但實際工作離開了。以為這樣一來立三路線的問題就解決了。是不是真的解決了呢?我們把陳獨秀趕走得乾乾淨淨，結果我們還是跌筋斗；李立三沒有到黨外幹壞事，還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趕開了，中央的工作也趕開了，但四中全會也跌了筋斗，趕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個筋頭，以後翻的也不少。這兩次的經驗，都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

　　我們黨也有另一方面的經驗。在最近的十個年頭之內，從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8]到現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這十個年頭之內的中央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中央委員會主要的成員，是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選舉的，六次大會選舉的現在只剩下五位[9]，就是說現在的二十五位中央委員中，絕大多數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的，就是翻筋斗的兩次全會選舉的。六中全會也選了三位。恰恰在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點，亂子鬧得少了一點，我們的工作還算有進步。這一條經驗是不是很重要的呢?是一條很重要的經驗。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就是積極擁護四中全會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出來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他們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對這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個賬掛在我身上，我要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次是六屆六中全會，大家知道，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沒有六中全會，今天的局面不會有這樣大。當時如果不克服那麼一種傾向，即對放手動員群眾這樣一條路線不贊成、有所畏懼、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束縛起來的傾向，如果不贊成放手動員群眾，發展自己，發展八路軍、新四軍，擴大解放區，不被國民黨反動派的政策所束縛同時又不脫離統一戰線這個原則，那末，今天的局面就不一樣。參加六中全會的是一些什麼人呢?還不就是這麼一批人。沒有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對這條路線的贊助和擁護，六中全會就不可能糾正右傾投降傾向。但是，在六中全會的文件上，在六中全會的記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麼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至於到了一九四二年整風以後的這三年中間，情況就更加起了變化，到七大前作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這個變化更大。相信經過七大這樣重要的党的最高領導機關會議以後，我們党會更加向好的方面前進。我們的這種信心與估計是有根據的。這十年中，雖然也出了些糾紛，但比較順利，比較內戰時期犯的三次路線錯誤(連張國燾[10]的那一次就是四次)就不大相同。內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願意同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瞭」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們採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因此，七次大會應該接受過去的經驗，就是說，對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過去中央委員會裡頭，有的人錯誤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錯誤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聲明一下，我就是犯過許多錯誤的。沒有犯過錯誤的人有沒有呢?我說就沒有。一個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錯誤的道理呢?所以說:「錯誤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情況的確是這樣。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的方針，團結這些同志，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有信心、有根據斷定將來是要好的。如果說對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不應該選舉，我看就不如採取這樣的原則，即: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已經承認錯誤並且決心改正錯誤，我們還可以選他。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黨在原則上是不含糊的，與資產階級不同，我們必須有「承認錯誤並且改正錯誤」的這樣一條原則，在這個原則下去選他。這個原則和不選的那個原則不同，那個原則是一個很好的理想。雖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還要結合一個東西，叫做「現實」。我們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或者叫做革命的現實主義，我們不是無原則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是原則性，現實主義就是靈活性，理想主義的原則性與現實主義的靈活性要統一起來，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凡是犯過錯誤的一概不選舉，這是理想。但只確定這一條還不夠，還缺少一條，就是說，人家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我們就要選舉他。我們黨必須有一個原則，就是犯錯誤是不好的，但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是好的。一定要把這後一條加上，這樣才是全面的。這兩條一定要結合起來，不然就要出毛病，我們就會喪失好處，就可能產生缺點，甚至可能造成錯誤。我們只有制定一個很好的選舉方法，才可以避免過去的錯誤。鑒於歷史上鬧的亂子，這次要謹慎一點，不是凡犯過錯誤的就不選，只要承認錯誤又決心改正錯誤的同志我們還要選。這就是現實主義，這也是一條原則。這兩條原則看起來好像是不一致的，但只有使這兩條原則結合起來才能夠辦好事情。這才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就不完全正確，就搞得不好，就會犯錯誤。我看沒有哪個同志想犯錯誤，說「我一定要犯錯誤」。如果對一些同志犯錯誤這個問題不加以分析，對歷史不加以具體的分析，不採取革命的現實主義，那就不行。就是說，如果不把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起來，不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那我們就要造成缺陷、缺點，甚至造成錯誤。這一點，是必須向同志們提出來的。對犯過錯誤的同志，從感情上是不願意選的，但從理智上我們可以選。感情和理智這兩個東西，現在我們要統一一下，也是可以統一的，就是在理智指導下的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鑒於歷史，為著將來，為著全國人民，為著全黨，我們要採取這樣的方針——現實主義的方針。過去對陳獨秀，對李立三，痛快明瞭，從感情上說倒很痛快，沒有煩惱，但結果搞得不痛快，很煩惱。世界上的事，往往是這樣，就是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準備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點。所以我們要下決心不怕麻煩，下決心和犯過錯誤的同志合作。你不大來，我就去；你口裡有許多閒話，我長了耳朵，這個耳朵聽不完那個耳朵聽；你說那邊窗戶開得不夠，我就連這邊也打開。要練習和那些曾經同我鬧過糾紛、有過原則分歧的人，打擊過我以及開除過我的黨籍的人合作。我們在要求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這個原則下去同他團結、合作。這一條，的確要練習，不練習就做不到，練習就可以做到。所以感情和理智這個矛盾是可以解決的。

　　我在這裡再舉一個馬克思、恩格斯的例子，國際的經驗。馬克思和恩格斯組織第一國際時，為著團結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的群眾，曾經同無政府主義者合作，也曾經同意大利自由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合作，同馬志尼[11]合作。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這樣的榜樣，這就告訴我們要避免宗派主義，因為實質上是一個廣大群眾的問題。那個時候，無政府主義者有很多的群眾，因此要同他們合作，逐漸來改造他們，感化他們。後來無政府主義者分裂出去了，意大利民主分子也不幹了，但這並不損傷馬克思主義，你不幹就不幹吧!

　　中國的和外國的經驗都告訴我們，黨內要盡可能的團結。我們的原則是什麼?就是盡可能地團結更多的人在我們的綱領下，爭取他們和我們的團結、合作。我在報告裡已經說了，任何一個同志，只要他願意遵守黨綱黨章，服從黨的決議，我們就要和他團結起來。我們的團結也是有原則的，就是遵守黨綱黨章，服從決議，要在這樣的原則下，和所有同志團結起來。這是一個問題。

　　關於第二點，要不要照顧到各方面?這個問題，就是所謂照顧山頭的問題。也有兩種解決方法，一種是要照顧，一種是不要照顧。主席團認為還是要照顧才好。昨天傅鐘[12]同志在這裡講了一篇很好的話，我全篇都贊成。在選舉上，應不應該照顧山頭?應不應該照顧到各方面?我看那個主張不應該照顧山頭、不應該照顧各方面的意見，也是一個理想，但事實上行不通，事實上還是要照顧才好，照顧比不照顧更有利益。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內戰時期，有蘇區有白區，在蘇區之內又有這個部分那個部分，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離開了這個實際，中國革命就看不見了。內戰之後是八年抗戰，抗戰時期也有山頭，就是說有許多抗日根據地，白區也有很多塊，北方有，南方也有。這種狀況好不好?我說很好，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這些就沒有中國革命。所以這是好事情，不是壞事情。壞的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而不是山頭。山頭它有什麼壞?清涼山有什麼壞?太行山有什麼壞?五臺山有什麼壞?沒有。但是有了山頭主義就不好。因此，對這些問題要分析，任何一塊根據地中，也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有山頭主義。山頭主義的情緒，也有各種各樣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軍就有不同，一方面軍裡又有好幾個部分，昨天傅鐘同志講了。有一、二、四方面軍的區別，還有三軍、七軍、十軍等的區別，因為在各個地方工作，情況不同，關係搞得不好，這就有山頭主義傾向，但有些也是我們工作沒有做好造成的。昨天傅鐘同志講了山內山外的關係，彼此間關係好，山頭主義就可以消滅。但許多事情還帶著盲目性，工作就做不好，這就要先分析一下。現在我們在這裡搬石頭，搞關係。現在我們來他一個總結性的辦法，把大小石頭紛紛搬開，這樣關係就會好一點，山頭就少了，山頭主義也就少了，這樣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關係搞好一點，那一半也沒有了。有山頭而沒有主義，另外來一個主義叫做馬克思主義，叫做山上的馬克思主義。從前有人講山上無馬克思主義，現在我們把這個「無」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馬克思主義。如果山上沒有馬克思主義，那我們七大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因為七大是在清涼山開的。

　　一定要認識山頭。從前我們說要承認山頭，承認世界上有這麼一回事，或者講認識山頭更確當一點，要瞭解它。照顧也一定要照顧，認識了以後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後才能夠消滅。所以消滅山頭，就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縮小山頭，這是一個辯證關係。山頭的關係搞好了，首先是山內的，然後是山外的，山頭主義很快就可以消滅了，所以不要怕。將來許多年之後，全國鐵路如網，飛機也比這幾天來往的要多，那時，你再找山頭就沒有了。沒有全國產業的發展、交通的便利，要徹底消滅山頭主義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的革命發展了，根據地也更多了、壯大了，如果我們去掉盲目性，比較善於處理矛盾，那末問題就一定能解決得比較好。

　　過去的中央委員會，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員會，沒有反映這種實際情況，就是說，在組織成分上沒有反映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這個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點的。整風以來，我們提出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在政策上反映了這一點，但在組織成分上還沒有反映這一點。這是一個缺點，是不好的。鑒於這一點，我們這次選舉就要注意這個問題。新的中央委員會應該反映這方面的情況，要成為一個缺陷最少的中央。完全避免缺點恐怕也困難，但是我們可以要它少一點，也可能使它少一點。

　　我們顧及到前面所講的第一點，則對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可以選舉；顧及到第二點，就使我們黨能夠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這樣，我們的缺點就會少一些。

　　關於第三點，每一個中央委員是不是都應該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也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每一個中央委員都應當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一種是每一個中央委員不一定要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主席團認為，前一種意見也是一個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樣，當然很好。但是事實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所謂各方面的知識，就是各方面事物發展的邏輯。斯大林講過:聯共中央委員會有各種各樣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經濟建設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們的新的中央也應該是包羅各種人才的，盡可能地照顧各個方面、各個部分、各個山頭。我說的是盡可能的照顧，各方面都照顧得那樣周密、完全，就可能是一種湊數，那就不好，完全不照顧也不好。因此，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對過去犯過錯誤的人，無原則地選他們，他不承認錯誤、不改正錯誤，我們還要選他們，這是右；但是人家已經承認錯誤、改正錯誤，還說不要選，就是「左」。對知識的要求也是一樣，要盡可能地通曉的方面多一點。

　　我們採取這樣的方針: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通曉一個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的知識就行了，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就變成了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中國有句老話: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如果我們有各方面的人，每一個人都通曉一方面或者有比較多的專長，選這樣幾十個人，我們的中央就會比較完全。我們要從集體中求完全，不是從個人求完全。我們要完全或者比較完全一點才好，但是再過幾年我們的中央又會是不完全的。比如現在經濟建設才開始，將來還要搞大工業，陳雲[13]同志講不要打爛機器，搞大工業我們相當生疏。為什麼這次大會提出不要打爛機器這樣一條呢?因為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知識，從前因為沒有知識就打爛過，我們進過城，把玻璃打爛了，把機器也打爛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爛機器的問題。鑒於過去的中央不完全，再選一個中央將來也還會不完全，因此，我們就有一個學習的任務。現在我們在軍事上是不是很高明呢?早兩天林彪[14]同志講，我們比國民黨的某些方面要好一些。但是我們也有比不過他們的，比如我們就不會駕駛坦克，不會駕駛飛機，不會打大炮。在這一點上，我們黨不完全，在經濟建設上、文化建設上也不完全。那怎麼辦呢?我們就來一個比較完全，搞一個現實主義，再來一個學習。選舉中央委員會，就要選有學習精神的人，他不懂得這不要緊，我們選他，讓他去學。我們的選舉，就應該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即不是從個人求完全，而是從集體中求完全，從對現實的學習中求完全。

　　總起來講，我們大會的代表同志們應該有一個希望，希望有這樣一個中央委員會:包含有大批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這裡不是講沒有犯過錯誤，而是說沒有犯過路線錯誤)，也要包含一批過去犯過路線錯誤但今天表示放棄錯誤路線接受正確路線的同志；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國影響的同志(就是出了名的，在全國範圍內有影響的)，也要包含大批過去有地方影響、將來可能有全國影響的同志。現在有地方影響、將來可能有全國影響的同志，要提拔他們到中央委員會來，把他們提高，因為將來我們還要發展。我們現在有近一萬萬人口，將來還要發展，很快也許就有兩萬萬人口，也許還要多一些，因此我們現在就要訓練領袖，首先要訓練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會是我們党的領袖，全黨都要拿眼睛來望著它，這就是訓練；拿嘴巴哇啦哇啦地講，這也就是訓練；打開窗戶，要空氣透進來，這也就是訓練。我們的中央過去雖然不大，只有二十幾個人，也做了事，現在應該擴大一點。所以我們要有意識地訓練領導幹部，這倒不是說現在要故意地搞「成名幹部」，但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我們還要搞，以便適應發展著的中國革命。這個中央還要包含有一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多的同志，也包含大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少或者專門通曉某一方面的同志。總之，新的中央要包含這樣一些同志:大批未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一批犯過路線錯誤而又改正錯誤的同志；大批有全國影響的同志，大批現在有地方影響、將來可能有全國影響的同志；一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多的同志，大批通曉的方面比較少的同志。如果經過同志們考慮，採取了主席團這樣一個組織路線的話，我們相信這個中央將是缺點比較更少的中央。這樣一個中央委員會，就可以保證大會路線的實行，包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就是說，這個新的中央要既能弄通思想，又能團結同志。同志們!我們這次大會就要選出這樣的中央。我們的代表多得很，有的同志送給他一個代表名義他還不要，有許多同志要求不要當選中央委員，這種態度是好的。孔夫子講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15]不要說什麼革命沒有勝利就是因為我沒有當中央委員，這樣說是不好的。我們要慎重地選舉，慎重地就職，這樣才是好的態度。這樣的中央，才能夠保證執行大會的路線；這樣的中央，就可以避免或者大體上避免重複歷史上的缺點錯誤；這樣的中央，才適合於我們黨目前發展的情況及適應於將來的發展情況；這樣的中央，才能夠給全黨同志、全國人民以好的影響。這樣一個中央，就是一個缺點比較少的中央，一個比較更有保證的中央，一個使人比較放心的中央。歷史的經驗證明:要圖痛快，就不痛快；準備了麻煩，麻煩就少。世界上的事，大體上都是這樣。

　　還要解釋幾個問題:有同志說這樣的中央豈不太龐雜了嗎?還有同志擔心，有一批人難免要落伍、要掉隊，就是說要再犯錯誤怎麼辦?能不能保證不犯錯誤?還有人說，這樣的選舉不大公平，名單規定的人數只有那麼多，又要照顧這個方面，又要照顧那個方面，就勢必使得有些同志甚至是能力比較強的同志不能當選，這就不公平。

　　首先，關於龐雜問題。我們黨過去就是龐雜的，現在我講一下龐雜的歷史。我們黨在大革命的後期是龐雜的，存在著一條錯誤的陳獨秀路線沒有被清算。結果怎麼樣呢?因為這個寵雜大革命失敗了，是一個不良的結果。革命一失敗，使成千成萬的人民受了損傷，黨也大大地縮小了，被打入了地下。這是第一個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從大革命失敗到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在我們黨內曾經存在盲動主義路線與立三路線，後頭雖然清算了，但是沒有解決問題，而且還有長期沒有被清算的第三次「左」傾路線與後頭的張國燾路線。這種情況龐雜不龐雜?龐雜，而且是路線的龐雜。受了損失沒有?受了損失，而且受了很大損失。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已經寫了。第三個時期是從遵義會議到七大。這中間又可以分為兩段。第一段，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這時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已經結束，但還沒有從思想上徹底清算。凡是一個東西不搞徹底，就總是不能最後解決問題，因此又出了一些亂子。第二段，從六中全會到七大，這時逐步地比較徹底地清算了「左」傾路線。以上三個時期比較起來，究竟哪個時期不龐雜呢?第一個時期有路線的龐雜；第二個時期有幾次路線的龐雜；第三個時期，六中全會以前還有點龐雜，六中全會以後，特別是三年整風以後，龐雜問題解決了，人還是那麼多的人——二十五個中央委員。這是不是事實?是事實。所以對過去犯過錯誤、翻過筋斗的人，現在要以新的眼光去看，犯過錯誤是事實，但說現在還犯錯誤就不適當。遵義會議以來，十年工夫，六中全會以來，七年工夫，整風以來，三年工夫，逐步改變了過去龐雜的歷史，現在比較不龐雜了。一個龐雜，一個不龐雜，有性質上的區別。是質的區別還是量的區別?是質的區別，性質上的不同。這個質我們要抓到，不抓到這一點就不好。我們要記得這個歷史，關於龐雜這個問題不必害怕，再選他們，不會使我們新的中央搞得很危險。

　　第二，會不會落伍，會不會再犯錯誤呢?有些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評，我們大會代表都一致地歡迎。在他們講話的時候，就是希望在大會代表的幫助之下改正錯誤。我看這講了一個真理，就是所謂「一個好漢三個幫」，「荷花雖好，還須綠葉扶持」，任何一個人也需要大家幫助的，互相批評，自我批評，大家幫助，才能進步，才能解決問題。從我們全黨現在的情況看，從我們這次大會的情況看，以及從我們過去三個時期的經驗、抗戰八年中的好的壞的事情和整風中的經驗看，都可以證明這一真理。落伍問題、重犯錯誤問題會比過去少，可不可以這樣說?可以這樣說，就是說更有了保證。那末是不是可以絕對地完全地有了保證呢?也不能這樣說，還有落伍的可能，還有再犯錯誤的可能。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如果不謹慎，還可能再犯錯誤；沒有犯過錯誤的同志，如果不謹慎，更可能犯錯誤。因為推起車子走路，跌過跤的和沒有跌過跤的，會有有經驗和沒有經驗的不同。推車子沒有跌過跤的人更要注意，更要謹慎，說不定正是你高興自滿地說「我就沒有跌過跤呀」的時候，恰好跌了跤，翻了車。過去跌過跤的人，往往比較穩一些，眼睛到處望，還有站在兩旁的人提醒說:「你要謹慎一點，過去跌過跤呀!」他的幫手也多一點。但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有比較先進的、中間狀態的、比較落後的這樣三種情況，現在我也不能寫保字，保證我們這次大會絕不選錯一個人。現在看來他是好的，將來他又不好了，這種可能還是有的。我們這次要選舉幾十個人，可能中間有若干人，走到半路上腳痛蹲下去了，這就可能落伍、掉隊。過去沒有跌過跤、翻過筋斗的，也許這次跌一下，跌過的可能再跌一次。這樣的事，世界上還不是有過?老百姓推車子，並不是跌了一次就再也不跌了，搞不好可以跌好幾次。所以幾十個人中間要一個也不落伍，這個險是保不了的。我們要選舉幾十個中央委員推車子，載小米，推的推，拉的拉，可能漏掉一些小米，但只要保證明天早上靠得住有吃的就行了。當然這也要謹慎，不然一大堆糧食都翻掉，明天便沒有飯吃。同時也不要怕，丟一兩顆、兩三顆小米也沒有什麼，我們生產的小米很多，丟兩三顆不要緊。如果個把車夫搞得不好，在八次大會還可以另選，或者在兩次大會中間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改選一下就行了。

　　第三，關於不公平的問題。要照顧各方面，老的裡頭，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和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兩方面，這兩方面都要照顧；新的裡頭，要照顧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即是所謂山頭。這種照顧，我在前面講過，只是盡可能地照顧。知識也是盡可能懂得多一點，但是懂得少一點，必要的時候我們也選他。這樣就會發生一個問題，既然老的新的都要照顧，知識又不一定能通曉各方面，我們又不能選舉幾千幾萬的中央委員，這就會在選舉中使有些在能力上知識上比較好、對黨也有功勞的同志沒有當選，這豈不是不公平嗎?從一個側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從更大的方面看、從全面看，是公平的。因為雖然犯了錯誤又改正了錯誤的同志與沒有犯錯誤的同志有不同，但是我們不選他們，單選沒有犯錯誤的同志，就會有另外方面的缺點，所以一定要選他們。當然，我這也是一個建議。因為要照顧各方面，就會使得有些同志按他的能力、知識本來可以當選，但是沒有被選上，這種情況會有的，就是說我們要有這種準備。如果我們不在這裡說清楚這個問題，就會有同志說:犯過錯誤的倒又選上了，沒有犯錯誤的倒選不上；人家知識不及我被選上了，我還不錯卻沒有選上。對這種情況，我們大家在精神上都要有準備。大會閉幕以後，如果有同志對這個選舉方針不理解，我們要好好解釋，從歷史上解釋，從歷史的經驗上說明這個方針。

　　二　選舉的人數

　　今天要通過選舉法，選舉法的第一條，就規定了要提兩回候選名單，第一回是預選的名單，第二回是正式選舉的名單。通過選舉法以後，大家就要考慮，在代表團進行小組醞釀，明天或後天主席團就要提出預選的名單。

　　關於人數問題，主席團考慮了很久，但是沒有提出確定的人數，我做這樣一個數目字的提議，叫做七十人左右。上面我講過，我們要照顧各個方面，照顧新提拔的、知識比較多的、知識比較少的、代表各個地方的革命力量的，這個數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七十人左右。在人數問題上，也考慮過三個方案，一個是一百人左右，一個是七十人左右，一個是三十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個方案。這三個方案中，我想我們兩頭不要，取一個中間，就是七十人左右。主席團認為這個方案比較好，太小了不能夠反映我們黨的現狀和發展，今天我們黨有一百多萬黨員，將來還要發展，比如一年之內可能發展到兩百萬黨員。新的中央委員會比過去擴大些，擴大到七十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應該採取這樣的方針。我們要採取一個慎重的方針，不要選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選得太少。三十個人、四十個人左右太少了，一百個人左右太多了，七十個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團提出這些意見，當然最後還是決定於大家。

　　這次選舉，同志們是要為著保證大會路線的實行，要考慮這是有關全黨的利害的，對黨、對人民是有利還是比較沒有利?是完全有利的，是完全為著有利的。這裡還要特別提出的是:我們要注意沒有到會的、我們不認識的同志，如果候選名單裡有他的名字，我們就要注意；自然，到了會的也不見得都認識，這就要經過各代表團主任的介紹。這樣，我們這次選舉，就會選舉出一個比較好的(當然是比較的)領導機關，作為指揮中國革命的工具。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相信工具論。政府是什麼東西呢?國家是什麼東西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個機器，是個工具。我們的政府是什麼呢?是壓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麼呢?是壓迫革命的工具。總之，都是一種工具，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黨的中央委員會、党的領導機關，也是黨的工具，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党是階級的領袖，中央是全黨的領袖，我們都當作工具來看。這一點，我今天講一下。過去我們有許多同志不瞭解這個問題，認為自己是英雄，出來是幹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對的，但應該是作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們是階級使用的武器，我們階級要勝利，就要選出先鋒隊來。群眾是從實踐中來選擇他們的領導工具、他們的領導者。被選的人，如果自以為了不得，不是自覺地作工具，而以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錯了。我們党要使人民勝利，就要當工具，自覺地當工具。各個中央委員，各個領導機關都要有這樣的認識。這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就是《國際歌》上所講的，少奇同志在這裡念過幾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16]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選舉黨，選舉工具。

　　總之，我們大會主席團希望同志們，全體代表同志，採取這樣的選舉路線。主席團認為這種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數的意見，反映了全黨同志大多數的正確意見的。這樣的選舉路線，如果得到了同志們同意的話，那就這樣做。請同志們考慮。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2]三中全會，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指出了李立三的錯誤，停止了李立三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決定恢復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性工作這樣，就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但是會議沒有完全擺脫「左」的觀點，認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錯誤」，而不認為是路線錯誤。

　　[3]四中全會，見本卷第76頁注[12]。

　　[4]五中全會，見本卷第77頁注[13]。

　　[5]六中全會，見本卷第143頁注[4]。

　　[6]陳獨秀，見本卷第101頁注[8]。

　　[7]李立三，見本卷第101頁注[9]。

　　[8]遵義會議，見本卷第102頁注[14]。

　　[9]即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李立三、關向應。

　　[10]張國燾，見本卷第101頁注[7]。

　　[11]馬志尼（一八○五——一八七二），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民族解放運動中民主共和派領袖。

　　[12]傅鐘（一九○○——一九八九），四川敘永人。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

　　[13]陳雲（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北局委員、西北財政經濟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4]林彪，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師長。

　　[15]見《論語·述而》。原文是：「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16]這是當時翻譯的《國際歌》歌詞中的一段。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經過修訂的《國際歌》歌詞的譯文。這段歌詞的新譯文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