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們!我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同志們作報告。政治報告的書面稿已經印發，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這個書面稿來講，只講一下這個報告裡頭提出的一些問題，以及這個報告裡頭沒有充分展開來說的一些問題。我講三個問題:路線問題，幾個政策問題，關於黨內的幾個問題。

　　一　路線問題

　　我們黨的七大應該決定一條什麼路線呢?一條什麼政治路線呢?怎麼樣決定才好呢?我們想，應該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就是我們黨的路線，我們黨的政治路線。這裡所說在我們党的領導之下，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就是組織我們的隊伍。組織隊伍幹什麼呢?不幹別的，就是要打倒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打敗以後，得來一個什麼結果呢?就是得到全國的解放，全國人民的解放，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中國。這就是我們的總路線。

　　這樣的路線是不是我們黨歷來就有的呢?是的，我們黨歷來就是這樣的路線。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革命的性質就起了變化，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產生以後，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三個時期裡，中國人民不都是在為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嗎?正是這樣。

　　我們的路線，我們的綱領，拿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是什麼性質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因此，我們的政治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們的經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經濟，我們的文化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總之當前的各個革命任務，都是這樣一種性質，各個革命力量都是這樣一種性質。這條路線裡面有一個隊伍問題，有一個敵人問題，還有一個隊伍的領導者、指揮官問題。這個隊伍就是人民大眾，這個敵人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個領導者、指揮官就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什麼呢?領導人民大眾。領導人民大眾幹什麼呢?幹反帝反封建。

　　我們的綱領就這樣幾個字，可是常常被我們的一些同志忘記了。是不是忘記反帝呢?有時也忘記，不過反帝不大容易忘記，比較記得牢一點。反封建有時就忘記了。反封建為什麼有時會忘記呢?是因為忘記了農民。

　　是要農民呢?還是要地主呢?在這個問題上，要地主，就忘記了農民；要農民，可以不完全忘記了地主。要農民不忘記地主比較容易，要地主不忘記農民就比較困難。所謂人民大眾，主要的就是農民。不是有一個時期我們忘記過農民嗎?一九二七年忘記過，當時農民把手伸出來要東西，共產主義者忘記了給他們東西。抗戰時期，這種差不多相同性質的問題也存在過。靠什麼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靠什麼人建立新中國?力量在什麼地方?有些人在這個時候弄不清楚，給忘記了。

　　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再其次才是別的民主分子。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書讀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靠幾個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分子，雖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沒有農民，誰來給飯吃呢?飯沒得吃，兵也沒有，就抵不過兩三天。

　　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就是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裡頭出了那樣一部分比較先進的人，組織成一個政治性質的團體，叫共產黨。共產黨裡當然還有別的成分，有別的階級如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有別的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進黨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無產階級，進黨後是無產階級，他的思想、他的行為要變成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組織隊伍，組織隊伍主要是組織農民，還有其他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有時還有大資產階級，甚至地主。隊伍要有司令官、指揮官，司令官、指揮官在中國主要是兩個，或者是無產階級，或者是大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國這個社會兩頭小，但是兩頭強，中間大，但在政治上是軟弱的。中間階層是動搖的，無論哪個中間階層都有它的動搖性。堅決的階級就只有兩個: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們的政治代表分別是共產黨和國民黨。自由資產階級也同我們爭領導權，不要以為自由資產階級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產黨差不多。自由資產階級也有它獨立的意見，有它獨立的政治團體，現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裡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但主要的是自由資產階級，它有它的性質。最近《參考資料》發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張瀾老先生的一篇聲明，同志們不知道看了沒有，那就是他的立場，他的獨立的政見。最近左舜生[2]在招待外國記者的會上，又發表一個聲明，也有他獨立的立場。現在，民主同盟在聯合政府的主張上，與共產黨是一致的，國民黨說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友党，我們要團結它，聯合它。但是它有它獨立的意見，它現在是「左右開弓」，區別於兩方面，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是不贊成國民黨一黨專政，另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產黨，它說它是站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間。這個話說得很透徹，是對的，它自己規定了它的性質，屬￿中間派。

　　大革命後期，在執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條路線上，我們黨是犯過錯誤的，那時光講無產階級領導，而實際上放棄了領導。在那時以前，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一個很長時期內，中國共產黨的廣大同志，組織工人，領導工人運動，領導學生運動；後來推動國民黨改組，幫助組織國民黨；最後在革命過程中組織了廣大的農民協會，會員有幾千萬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這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呢?昨天林老[3]講得好，那時候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來，被中國人民拿到了，也實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沒有。這就是說，在那時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那時候我們党的領導中占統治地位的以陳獨秀[4]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後期就不要馬克思主義了。

　　什麼是不要馬克思主義?就是忘記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忘記了人民大眾，忘記了農民。當地主哇哇叫的時候，就向農民潑冷水。他又要無產階級的領導，又不要農民，你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還有沒有?在中國，現在搞馬克思主義，怎樣搞法呢?他不搞無產階級領導，他又不要這個領導地位，那還領導什麼呢?無產階級領導，主要應當領導農民，他不要農民，當農民伸出手來的時候，就潑冷水，因為地主也伸出手來了。地主說:共產黨，你可不行!於是乎，共產黨就夾在地主與農民中間，最後接受了地主的影響，向農民潑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農民，還有什麼反封建?沒有反封建，還有什麼反帝呢?帝國主義是幹什麼的?就是看到中國身上有油水，要揩一點油。中國五個人裡面，有四個是農民，如果把四萬萬五千萬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萬，那末就有四個九千萬是農村人口，只有一個九千萬是城市人口。用五個指頭去打那個「帝」，他說多了，無須乎那麼多，要割掉四個，拿一個指頭去打，力量大得很，那個「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臉了，光哭還下不得台，就跪在我們面前。你看四個指頭都掉了，就剩下了一個，無產階級也孤立了，變成了無軍司令、空軍司令。當一個總司令，你總要有兵。你沒有農民，你看小資產階級還來不來?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沒有幾個人，就嚇得不來了。小資產階級最容易變，有時他神氣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時就屁滾尿流。你屋子裡一個兵也沒有，又沒有飯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開了小差。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們總司令，因為你不招兵。小資產階級的脾氣就是這樣，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積極，「我來一個怎麼樣?要不要我去打先鋒?」他看見你屋子裡沒有幾個大人，就說:「下一回來吧!我今天還有事，家裡老婆生病。」只有無產階級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五個指頭中間有了四個指頭，另一個指頭無產階級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成了指甲，那半個指頭是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這時如果你再說:「來不來?同志，來開會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說了。他看見你有那樣大的力量，就說:「我家沒有事，飯有得吃，老婆很好。」

　　我們曾經犯過錯誤，忘記過領導權，忘記過農民群眾。所謂領導權，你總要有一個東西去領導，有被領導者才有領導者，有被領導才發生領導的問題。你不要農民，小資產階級跑了，自由資產階級也跑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中力量來打我們，無產階級就從臺上滾下來了，鼻子也跌爛了。然後爬起來望一望:「為什麼你打老子?你蔣介石不是朋友!」於是腦子清醒了，搞了一個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時期又來了一個急性病。但還是不要農民，不要領導權，不要中國人民最大的力量，五個指頭不要四個。為什麼急性病也不要農民呢?因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動，城市起義，對搞大城市很積極，農民雖然也要，但是是附帶的，它不注意去研究農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個子大小，研究他姓張姓李，心裡想些什麼，有些什麼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過二萬五千里再加多少裡，參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個題目給他:「什麼叫富農?」他說對不起，沒有研究。問他:「什麼叫中農?」也沒有研究。即便是走馬觀花，那也應該看啊，可是他走馬不看花，這個花就是農民。當然下馬看花是更仔細，那叫做調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連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也不要，結果自己變成了空軍司令，隊伍越打越小。我們黨有兩次變小過，大起來又小了，大起來又小了。頭一次，五萬多黨員剩下沒有多少；後來一次，三十萬黨員也剩下沒有多少。按比例說，頭一次的損失還小些，五萬多人剩下萬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後來三十萬剩下不到三萬，只有二萬五千左右有組織的黨員，還不到十分之一。現在又大起來了，小指頭變成了拳頭，今後不要再讓它變小了。

　　抗戰爆發以前，我們的準備就是這樣。抗戰一起來，我們的方針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那時候，中央認為只有人民戰爭，才能打敗日本。所謂人民戰爭，基本上或者說主要的，就是農民戰爭。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沒有廣大農民參加的抗日戰爭，可以打倒日本。從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已經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是說過不要人民的鬥爭可以打敗敵人呢?從來也沒有說過。所謂人民的鬥爭，或者是比較和平的鬥爭，比如罷工、思想鬥爭、經濟鬥爭、政治鬥爭，或者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峰，也就是戰爭。如果有一個什麼人，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說「不要人民的鬥爭可以打敗敵人」，那末，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原來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假的。有些人有這種思想是暫時的，是暫時的動搖，好像不要人民的戰爭也可以打敗敵人。那他想依靠什麼力量呢?比如，依靠國民黨，甚至依靠國民黨裡面的頑固部分，認為依靠他們可以打敗日本。但是過一個時期，他又覺得這樣不行了。那時候這些人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很多，後來才多起來的。在我們黨裡頭，這種情況很多，這種同志也相當多。我們黨一九三七年五月開了全國代表會議[5]，八月開了洛川會議[6]，十一月在延安開了一個党的活動分子會議。在這些會議上，中央曾經肯定了這樣一條路線，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党的領導之下，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中國，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條路線被這些會議批准了、決定了。在這些會議上，中央不相信不發動人民戰爭的專制政府能夠解放中國，這一點，在決議案上是寫了的，在文件上也寫了的。一個壓迫人民的專制政府能夠解放中國嗎?依靠它能夠勝利嗎?我們是堅決不相信的!因為相信了這個，馬克思主義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個早晨暫時地跑掉了。以後就要找一下，把馬克思主義找回來。馬克思主義，你要找它，它就會回來，你不找它，它就不會回來，因為它不曉得你要不要它!我們不相信不要廣大人民的力量，能夠輕輕巧巧地打敗日本。我們這樣地提出問題，不是將無產階級的綱領降低到資產階級的綱領，而是要將資產階級的綱領提高到無產階級的綱領。這樣的提法曾經被人家駁過，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說這個提法是要領導權。他們說，資產階級的綱領，特別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綱領有力量，要在廣大人民中，在農民中，在小資產階級中進行宣傳，共產黨這一套沒有用處!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加以分析，並廣泛地宣傳我們的主張，說:「農民們!小資產者們!各位同胞!你們要知道:只有自己團結起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制度，把它改造成為有民主，有人民的軍隊，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團體的，日本帝國主義才能打倒!如果沒有這些，中國就是黑暗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就打不倒!即p使借外國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國還是黑暗的!」我們的宣傳員就是要講這樣一些話。對於非共產黨員，我們要告訴他們，要向他們宣傳:「全國人民要團結起來，組織人民的軍隊，組織人民的政黨，組織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國民黨，改造國民政府，改造國民黨的軍隊。」我們為什麼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們綱領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來，它就不起來，怎麼辦?那就要依靠全國人民，依靠進步力量的發展，依靠中間勢力的爭取，還有依靠國民黨裡頭的民主分子。我們曾經設想過改造國民黨，這件事似曾犯過錯誤，就是說這個估計不確當，沒能照那時候我們所設想的做，國民黨並未改造。應當說，要改造它並沒有錯誤，但是它不聽你的。國民黨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們那時候要改造它，就要創造一定的條件，要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並且國民黨內部要發生分化，但是沒有來得及。進步勢力沒有發展得那樣大，中間勢力也沒有來得及爭取，國民黨裡頭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結果改造就落空了。這樣我們蝕本了沒有?一個大麻錢的本也沒有蝕。我們說改造它，並不是說我們就不發展進步勢力，不發展八路軍，不發展新四軍，不做廣大的宣傳，而且說要改造它這個宣傳本身就是一個收穫。老百姓聽了我們這個話以後，會覺得共產黨的話有道理，委員長的臉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聽說西安有一次開大會，三青團[7]的人當主席，當時到了很多農民，散會的時候臺上喊口號「蔣委員長萬歲!」農民就喊「趕快完糧納稅!」什麼原因呢?因為國民黨要農民開會沒有別的，就是要農民完糧納稅，他們腦子裡裝的就是完糧納稅，所以臺上有人一喊，他們也就喊出來了。國民黨那個臉上黑得很，如果說要給它洗臉，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裡頭恐怕就有四萬萬三四千萬人是贊成的。我們提出要委員長洗臉，他不洗，我們並沒有蝕本，而且賺了錢，這就是讓老百姓知道了為什麼要他洗臉。同志們，直到今天我們是不是還是這個方針呢?是請他洗臉，還是要割他的頭?直到今天，我們還是請他洗臉，不割他的頭。我們開這個會，不是決定割頭!這個頭割不得!還是執行「洗臉政策」，請他修改他那個錯誤政策。至於他洗不洗?還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難說。年紀大的老人不愛洗臉，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員長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許稍微抹一下做個樣子，也許連抹都不抹，弄得滿頭大汗，烏煙瘴氣!

　　同志們!在中國境內和我們爭領導權的，要把中國拖回到黑暗的世界裡面去的，主要是什麼人、什麼力量呢?這就是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大銀行家、大買辦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黨的六中全會[8]上，我們糾正了上面所講的這類錯誤思想，即不要求國民黨洗臉，而是說它那個臉漂亮得很，我們的臉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時時擁護國民政府，事事擁護國民政府，處處擁護國民政府，就是這類錯誤思想的一個標準的口號。這樣的東西是錯誤的。

　　六中全會來了一個糾正，許多同志瞭解了這個問題。六中全會以後，還有人覺得國民黨很好，很漂亮，後來出了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又出了一個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這兩件事情以後，國民黨「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脫掉了，他那個不好看的樣子就露出來了，這時我們一些同志就逐漸覺悟了。以後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變[9]，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到這個時候，我們黨內就大體上肅清了對國民黨的幻想。消除了認為國民黨不要改造，中國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趕出去的思想；改變了認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們自己，發展我們的力量，發展解放區，使八路軍、新四軍不受限制的思想；樹立了要放手動員人民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的領導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思想，在廣大的人民中間，在同志們的腦子中間，展開了一幅新圖畫。所以思想這個東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壞的東西，不適合於馬列主義的東西，不適合中國情況的東西，就要經過一定的階段，就要有經驗，單靠講是講不通的。列寧說「要在經驗中來教育人民」，因為人民是只信經驗不信講話的。但是講還是要講的。我們有兩個大教員: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委員長。這兩個大教員不要薪水給我們上課。沒有這兩個大教員，就教育不了中國人民，教育不了我們黨。至於我們黨裡面有一些小教員，字也認得不多，也講不出好多道理，他們去講人家就不聽。後來請了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一個是日本法西斯，一個是委員長，這兩個教員幫我們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堅決實行了對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甚至於對地主的領導權。在我們解放區搞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著我們走。由於堅決實行了這樣一個領導權，我們發展了軍隊、解放區和我們的黨。從此以後，就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無數次的進攻，並且逐漸展開了攻勢，比如像去年開始的攻勢，今年就更大了。抗戰初期我們是攻勢，中期是守勢，現在是攻勢為主，防禦為輔，這是對日本而言。對國民黨，我們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無數次的進攻，包括思想上的進攻，政治上的進攻，軍事上的進攻，將國民黨放在一個什麼地位了呢?使它的影響低落了，勢力縮小了。國民黨也請了一個教員，跟我們是同一個教員，叫岡村寧次[10]，他從前住在北平，現在住到委員長附近去了。這個教員一教，國民黨的影響就低落了，勢力就縮小了。現在國民黨的影響還有沒有呢?還相當大。國民黨有「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歷史，我們還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四年的歷史。要我們的影響去，他們的影響才會走；我們的影響不去，他們的影響就不走。所以說，國民黨的影響是低落，而不是沒有，勢力縮小了，但還有相當大的力量。他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我們只有九十一萬軍隊；他們有國際地位，我們沒有；他們有兩萬萬人口，我們只有一萬萬人口；他們有六十年的影響，我們只有二十四年的影響。

　　由於在抗戰時期正確地執行了我們黨的路線，堅決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党的領導下打敗敵人，建設新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戰爭，就把國民黨擠到了那樣一個地位，即影響低落，勢力縮小，而把我們黨放在了這樣一種地位，即成為抗日救國的重心，全國廣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著我們。

　　現在已經完全證明，只有這樣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力爭領導權，力爭獨立自主的路線，是我們黨中央的路線，是反映了全黨大多數同志要求的路線，是反映了全國大多數人民要求的路線。這條路線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從外國送來的嗎?也不是。它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魯迅講過:路是人走出來的。[11]我們這條路線，也是中國人民用腳踩成的。力爭領導權，力爭獨立自主，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也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抗日戰爭的路線。這條路線的正確性，現在已經完全可以證明得清清楚楚了。現在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會後一個時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時，還有若干同志不相信這一條路線。那末，是不是現在都覺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樣徹底了呢?都是馬克思主義萬歲了呢?我看有各種不同的情況，有萬歲的，有九千歲的，有八千歲的……。就是從我們黨員來講，一百二十一萬黨員的認識也是不同的。最近華北、華中開了很多座談會，反映出來不但在黨外人士中間有相當多的人，而且在黨員中間也有些人，對於我們這樣一條路線，是不完全認識、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說，在我們廣大黨員中，馬克思主義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別很大，我看是從一歲到九千九百九十九歲都有，雖然萬歲也有。

　　我們對國民黨的方針，是又團結又鬥爭。講到鬥爭，我們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我們是在自衛的立場上和它鬥，我們是有理的；這鬥爭是局部的，對我們有利才鬥；但這種鬥爭又是暫時的，為了團結我們是有節制的。反過來講，自衛的、局部的、暫時的鬥爭，要有利於團結。國民黨天天想打我們，但也不敢和我們作大的決裂。我們的鬥爭也是有節的。比如我們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參加舊金山會議[12]，國民黨開始不肯，但結果我們還不是去了?至於我們說去三個，他說你去一個，一個就一個，我們不大爭，現在我們的代表[13]已經到了華盛頓。同志們!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了。有人說我們黨的哲學叫「鬥爭哲學」，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珊[14]的就是這樣說的。我說「你講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他們就向被壓迫的人民進行鬥爭，「鬥爭哲學」是他們先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鬥爭哲學」出來得比較晚，那是鬥爭了幾千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放棄鬥爭，只要團結，或者不注重鬥爭』馬馬虎虎地鬥一下，但是鬥得不恰當、不起勁，這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小資產階級還有另外一種性質，叫革命性。他們革命是革的，但是有點軟弱。現在已經完全證明軟弱是不對的。有一個章乃器[15]，我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叫「章乃器主義」，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現在已同我們講和，他對周恩來同志說他犯了錯誤，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黨的一次會議上批評過他，說章乃器的哲學不好，因為他那時提出了「少號召，多建議」。這是自由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他的意見被我們戰勝了。他是中間派，只有我們堅決地聯合他，才能在長期的經驗中教育他。以後自由資產階級還會拿它的軟弱性經常影響我們，因為它有那樣一種性質，好像《紅樓夢》上的林黛玉洗澡後身上發出的那樣一種「香」，自由資產階級身上也出了那樣一種「香」，這種香就是「軟弱香」。它出了那種「香」就要找市場出賣，有目的地向我們延安送，給我們黨以壞的影響。我們的宣傳有時也太刺耳，玫瑰花雖然可愛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燙得慌」。對於那些紳士，玫瑰花雖可愛，但因為刺多他們不大喜歡。他們喜歡薛寶釵，不喜歡探春。這個是很麻煩的。同志們!麻煩還在後頭，不要怕麻煩。要革命就會有麻煩，而且有時非常麻煩。如果想省掉麻煩，就坐在家裡抽長煙管。現在夏天來了，坐在樹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煩比較少。但是還有風波，魯迅不是寫過一篇《風波》嗎?世界上不會沒有風波，怕風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趕快到閻王那裡去交帳。我們黨現在經常遇到風波，有大風波，中風波，小風波，我們不要怕風波。現在我們的意志更加堅強了，不至於被風波淹沒。要在中國這個海裡淹死我們黨，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會的。

　　關於這一部分，最後我講幾句，結束一下。

　　第一、農民的情況怎樣?農民抱什麼態度?八年以來也好，二十四年以來也好，農民非常歡迎我們的政策，非常歡迎像我剛才所講的政策。但是作為黨來說，作為領導思想來說，我們和農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這對於農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農民，為什麼不能和農民混同呢?」我說你現在叫做共產黨員，農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黨是兩件事情，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這一點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兩年，兩年搞不清楚，三年，不要講我們共產黨開了會，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說:季米特洛夫[16]書上寫的一個德國同志，在柏林一次失業工人大會上講話時，就照念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十三次全會的決議，所以老百姓不喜歡聽。現在我們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說「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你回去這樣一講，很多農民同志就不贊成，他說他就是農民。我說不要和農民混同，是說要把農民提高一步，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將來幾十年以後，要把一切黨外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如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

　　第二、小資產階級怎麼樣?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黨內也好，黨外也好，有他的動搖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動搖性是他們壞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說來，能夠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從黨內來說，延安整風就是一個證明。藝術家和作家，對文藝座談會這樣的方法也贊成，從前他們不知道怎樣做，我們黨給他們指出方針，向他們進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義，而是逐漸使他們自覺，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要靠我們党經常地向他們進行適當的宣傳，主要是靠實際行動，靠我們自己有廣大的力量，有廣大的解放區和軍隊。

　　第三、自由資產階級怎麼樣?自由資產階級有更大的動搖性，但自由資產階級現在要民主，他們要他們所想的民主，因此他們是我們的同盟軍。自由資產階級在我們堅決的影響下，是能夠中立，以至於跟我們一道走的。比如對聯合政府這個口號，他們是贊成的；又比如在幾次反共高潮中，他們是抱中立態度。國民黨和共產黨打架，他們在兩邊勸架，給這邊說不要這樣，給那邊說不要那樣。最明顯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開國民參政會，我們的參政員不出席，委員長一定要我們出席，我們一定不出席。，我們說:「你給我們一點東西，我們才出席。」他們說「出席以後再給」，我們說「給了以後再出席」。就這樣幾反幾複，我要你給，你要我出，結果一個不給，一個不出，還是給的沒有給，出的沒有出。在這中間，一些中間人士就兩面拉，對國民黨說「你給吧」，對我們說「你出吧」。這是自由資產階級動搖性的一個標本例子。這樣的事，多得很，現在時間有限，一下子說不完。總之，在我們堅決的影響下，能夠使自由資產階級中立，以至於使他們跟我們走。

　　第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怎麼樣?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是以國民黨反動集團為代表的，他們是國內抗日戰線中的反動派。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就好像英國共產黨對丘吉爾[17]一樣。昨天報紙上有英國共產黨總書記一篇文章[18]，同志們可以看看。他提出的口號是同自由黨、工黨、公安党成立聯合政府，在下次大選當中用選舉來推翻丘吉爾。他說的「推翻」在我們中國容易引起誤會，因為我們的特點和外國不同，在我們這裡，「推翻」就是要爭取領導權，過去我們曾經「推」過一次，我們要力爭領導權。所謂力爭，要注意這個「力」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千方百計要爭取領導權，要把廣大人民，主要的是三萬萬六千萬農民放在他們的領導之下，不受我們的影響。中國什麼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農民。日本人打來就是要刮中國農民的油水，蔣介石也要刮農民的油水，還要注意中國將來會有斯科比[19]老先生來刮油水。在希臘，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國刮希臘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要把中國變成黑暗的中國，因此他們是我們長期鬥爭的對象。

　　最後，講到外國。外國怎樣呢?蘇聯，毫無問題是朋友，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我在報告中講得很清楚。其他外國，幾個大國，同盟國[20]，也要堅決地聯合他們；但是他們搞得不對的地方，也要鬥一下。為什麼《解放日報》上沒有登這個話呢?沒有登不是永遠不登，並不是否定要鬥一下。他們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在報告中提醒了這個意思。在國外還有反動勢力，而反動勢力還很強大。現在整個國際形勢是好的，有蘇聯參加的反法西斯陣線的團結，主要是英、美、蘇三國的團結。這個團結是主要的，統治一切的。現在的世界面目已完全變化了，這一方面在我的報告中寫得很多，很充分。關於黑暗的一面，我寫得很少。給蔣介石撐腰的那些外國人，他們的臉也不好看，有些裝著天官賜福的樣子，還是不好看，我們要警覺。

　　這是第一個問題，可以叫形勢與路線。

　　二　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綱領有一般的綱領、具體的綱領。

　　第一個問題，一般的綱領與具體的綱領。這樣的劃分是不是從這次才開始的呢?從前也是有劃分的，不過從前沒有在同一個地方把它分開來寫:頭一條是一般綱領，第二條是具體綱領。比如《新民主主義論》那本小冊子，沒有說具體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綱領。但是我們各個時期都有具體的政策，比如抗戰初期的十大綱領[21]，抗戰中期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在陝甘寧邊區有二十一條施政綱領[22]，其他敵後各抗日根據地也都有大同小異的綱領，性質相同，條文小異。內戰時期，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的十大綱領[23]，就是新民主主義總路線下的具體綱領，更具體的還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條例等等。北伐戰爭時也有類似的東西，黨發佈過很多對時局宣言，都是具體的綱領。這次我們把這個問題在這裡說清楚一下，使我們的同志們懂得新民主主義就是我們的總綱，有綱有目，「綱」就是魚網上拿在手裡的大繩子，「目」就是魚網的眼。

　　第二個問題，關於孫中山。在我的報告裡很說了幾句好話。孫中山這位先生，要把他講完全。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講歷史辯證法的。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裡儘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但是我們和孫中山還有區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比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差，新民主主義的確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更發展，更完整。現在的新民主主義在將來還會發展得更加完整。我們黨內有一種情緒，不喜歡孫中山，這種情緒在相當廣大的黨員中存在著。認真說，這種情緒是不大健全的，是還沒有真正覺悟的表現。這是反映了內戰時期的情緒，那時候，因為環境不同，連孫中山也不要了。那個時期為什麼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裡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就不喜歡。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

　　第三個問題，關於資本主義。在我的報告裡，對資本主義問題已經有所發揮，比較充分地肯定了它。這有什麼好處呢?是有好處的。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於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裡面的。在寫具體綱領的時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條:「沒收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財產」。其實在全文裡，引用了孫中山所說的「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24]，意思已經有了。現在如果講沒收，就是要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沒有講要沒收他們的財產，但是這個意思也講了，因為那是孫中山講過的。在後頭，我還要講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就是這個革命的對象，因為他們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所謂一般的資產階級，就是指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就是中小資產階級。孫中山講過的「操縱國民之生計」的特殊的資產階級，則不在其內。將來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在大城市裡也要沒收操縱國民生計的財產，沒收漢奸的財產(這一點，我在報告裡已經講過了)。我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收這些財產為國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說到要廣泛發展合作社經濟和國家經濟，這二者是允許廣泛發展的。

　　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於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裡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了他們以批評的。最後，他們變成了社會革命黨。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布爾什維克就不是這樣。他們肯定俄國要發展資本主義，認為這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列寧在《兩個策略》中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其說對資產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有利。」[25]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那時糧食主要出於富農，一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才把城市的中小資本家與鄉村的富農消滅。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人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集體農莊發展了，糧食已主要不由富農出了，才提出消滅富農，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個問題，關於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在我的報告裡已經提到了，但是沒有強調。為什麼不強調呢?如果要強調，就要列出共產主義的綱領，可是我們認為現在還是不列出的好，因為共產主義的綱領就是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把這些東西寫上去，只有一點好處，就是對教育黨員是有利的，因為我們有很多同志還不曉得什麼叫共產主義。從前我在井岡山打土豪時，曾到一個土豪家裡去看有沒有書，一個老媽媽走出來問我來幹什麼，我說來找東西，她說:「昨天已經共了產，東西都共掉了，現在沒有東西可共了。」我們的農民同志很多都認為，把地主的財產分給他，這就叫共產主義。這當然不對。

　　有人說我們黨要改改名稱才好，他們說我們的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不但蔣委員長來電報要我們改名稱，中間派也勸我們改名稱，像左舜生就說過:「你們的綱領實在好，如果你們不叫共產黨，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個月的反共高潮中，我們有很多東西搞出去了。他們看到之後，非常高興，說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很多美國人也要我們改名稱，我們若是改了名稱，他們就喜歡了。他們喜歡我們改成國民黨，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稱莫過於國民黨了。另外，還有一個第三黨，然而它也不過是第三而已。再有還可以叫保守黨。但是，一切問題並不在乎名稱，你叫保守黨也好，什麼黨也好，他們還是叫你紅黨。美國的新聞記者福爾曼寫了一本書叫《紅色中國的報導》。還有一個美國記者斯諾寫了一本書叫《紅星照耀中國》，現在翻譯為《西行漫記》。不論你名稱怎樣改，它都是紅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們還總是把紅賬掛在你的身上。所以並不在乎名稱。國民黨這名稱總算好吧，但是為什麼人家還是那樣不喜歡國民黨呢?從前有許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個壞的名字叫貓，叫狗。歷史上有個人名叫王鎮惡[26]，名字這樣好聽，可是他還是死了。我們是不是要起一個名字使黨不死呢?隨便你起一個什麼名字，只要它所做的還是那樣，那是不會改變實際的。有一個新聞記者叫愛金生[27]，多少帶點自由主義，是一個舊民主主義者。他稱我們為「溫和的民主集中制」，可見我們並不那樣「紅」。資產階級的代表都那樣講，所以我們黨的名稱還是不要改。我們的名稱，中國人民是喜歡的。

　　第五個問題，關於國民黨。對國民黨我們尖銳地批評它，但也很客觀，並沒有超過他們的實際。他們有一點好處，我們也要給他們掛在賬上。可惜國民黨的好處不多，雖然想掛，卻是很難，只能掛幾筆，而且還拖了一個尾巴，要委員長洗去臉上黑的東西。這是我們的方針。我們一方面是尖銳的批評，另一方面還要留有餘地。這樣就可以談判、合作，希望他們改變政策。我們說過打倒委員長沒有呢?沒有。在我的報告裡，就連一個委員長也沒有提。這位委員長寫了一本「很好」的書，叫做《中國之命運》，本來應當提一提，但還是沒有提，這實在是可惜。我的報告裡提到的，去世的人有孫中山，現在又加上一個羅斯福[28]，活著的人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為妙。因此，我們給國民黨留有餘地，就不會犯錯誤；如果不留餘地，實際的結論只有一條，就是「打倒」，那我們就會犯政治上的錯誤。關於這一條，委員長也看出來了，他有幾次要挑動我們去犯這樣的錯誤，挑動我們的軍隊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動我們提出推翻國民黨。同志們!我們要注意這些東西，注意這些挑動。你說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須要洗一洗臉，才同你「結婚」；你若不洗臉，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結婚」。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關於自衛與反擊。我們要站在自衛的立場反擊國民黨的進攻，一個是自衛，一個是反擊。一切國民黨的大小進攻，必須給以反擊，給以回答。不論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別是武的，只要它進攻，就要把它消滅乾淨。我們曾經提出，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我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也這樣講過，我說我們的方針:第一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天下先」。就是說，我們不打第一槍。第二條，就是《左傳》上講的「退避三舍」。你來，我們就向後轉開步走，走一舍是三十裡，三舍是九十裡，不過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們講退避三舍，就是你來了，我們讓一下的意思。第三條，是《禮記》上講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就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在一九三九年我們就提出了這個口號，現在還是這個方針。好比說，我們有一百條槍，你們繳了我們九十九條，我們當然不高興，但是不怪你們，因為你們本領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條槍，我們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們手裡還有一條槍，我們被打倒了，就把槍交給我們的兒子，兒子再交給孫子。有一個愚公移山的故事[29]，說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現在這兩座山比較矮，從前比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個人名叫愚公，是一個很笨的老頭，在他附近還住著一個老頭名叫智叟，是一個很聰明的老頭。有一天他們兩個人吵起架來了，為什麼吵架呢?因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帶著他的兒子孫子挖山、挑土。那個聰明的老頭就告訴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這樣高，怎麼能挖掉呢?愚公說:這兩座山雖然高，但是我死了還有兒子，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兒子的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父而子，子而孫，孫孫子子，子子孫孫無盡，而山是不會再增高的。後來，有一個神仙為愚公的精神所感動，報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這個故事是書上講的，並不是我編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國的反動派，不把他們打倒是不行的。對於國民黨的進攻，我們是站在自衛立場上反擊的。超過這個自衛的立場，我們就要犯錯誤。但有些同志勁來了，就忘記了這一點，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衛的立場，有了這樣的立場，就不會犯錯誤。自衛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暫時就是有節，這就是有理、有利、有節。違反了這個方針，就會犯錯誤。麻煩是很多的，我們和國民黨的麻煩更多得很。

　　第六個問題，關於改造舊軍隊。改造舊軍官，利用舊軍官，這裡有思想問題，要在我們全黨進行廣泛的宣傳。舊軍隊多得很，這中間有很多的軍官需要改造，不能個別地對付，要有整個的政策。除徹底的反動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犯過錯誤，不相信舊軍官能改造，認為舊軍官不好搞，舊軍官沒有馬列主義，不會有布爾什維克。其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裡，許多舊軍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飯吃、找出路的，到我們這裡才有出路，我們不怕他們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兩種，一種是公開造反，一種是秘密造反，搞特務。公開造反我們有準備，而且公開造反已造了好多年，並未造出結果來。秘密搞特務我們要防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的眼睛望著他，這就是嚴肅性、警惕性。另一個就是走人，如果他帶了槍走，我們並不蝕本，因為槍支是他帶來的又帶走了。你要走，送你幾塊法幣，開個歡送會，並且告訴他將來要來還可以來，這就叫做政治。對比較進步的軍隊，要適當地幫助，從前我們對這些軍隊也有過幫助。有兩種極端思想，一種是對舊軍隊一個都不要，不信任還要繳槍，這是不好的。另外一種是對比較進步的軍隊，什麼東西都送給他，這叫幫倒忙，也是不好的。我們改造舊軍隊，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

　　第七個問題，關於我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山西的新軍[30]等等，也是實行統一戰線的政策，內部外部都是實行統一戰線政策，這就是聯盟的意思。內戰時期的紅軍也是聯盟，是工農聯盟，黨和非黨的聯盟，我們的軍隊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我們的軍隊，不像國民黨的軍隊那樣人人都要入黨，我們也講過黨軍，但這是指的党的領導，不是要求軍隊裡所有的人都是黨員。歷來我們軍隊中的黨員最多只有一半，經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黨員是占少數的。在軍隊裡，少數共產黨員應該跟多數的黨外人士合作，所謂「人士」就是指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我們的軍隊是人民大眾的軍隊，它屬￿人民大眾，它為人民大眾，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的軍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軍隊。這個軍隊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有些人聽說無，產階級領導他，他就不高興。有些人卻偏要喊你要歸我領導，如果你不歸我領導那就不正確，路線就發生問題。這種神氣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歡迎。在這裡，我們要講清領導的性質。什麼叫做領導?它體現於政策、工作、行動，要在實際上實行領導，不要常常叫喊領導。常常叫喊領導，人家不願聽，就少說些。對領導權要弄清其性質，而不要天天像背經似地去念。

　　現在，我們的軍隊在盡可能地擴大和黨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東有三支偽軍過來了，現在他們不叫偽軍叫八路軍了。我們給他們開會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們一開始是害怕的，以後逐漸打破了思想顧慮，覺得很舒服。這個方法很好，《解放日報》也發表了社論。我們大會各代表，如果覺得這個方法很好，就做一個決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對革命，我們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隻小眼睛去注意特務活動。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麼呢?我們有飯大家吃，有敵人大家打，發餉是沒有的，自已動手，豐衣足食，還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他們內部政治工作相當好，當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們裡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沒有進行整風。那個盧俊義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義強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願的。

　　我們對於只要不是堅決的反動分子，而願意革命並和我們合作的，就來者不拒，「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姜太公他發表宣言:你願來就來，不願來的就拉倒。人家瞭解得很清楚，釣魚都可以發宣言，我們也可以發表一個宣言。

　　第八個問題，擴大解放區。在一切可能進攻的地方，就要發動攻勢。但是我們要注意防禦敵人的進攻，敵人進攻我們就粉碎它，我們要以進攻為主、防禦為輔。

　　在抗戰初期，是進攻的，到處發展。在抗戰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縮小，以防禦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發展。根據這兩年的經驗，我們規定了這樣兩條:第一條是進攻，第二條是防禦。不要因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損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見繩子就怕。根據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別是一九四四年的經驗，我們的任務需要發展攻勢，擴大解放區，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個團)和小的兵力(武工隊)，到敵後之敵後舉行攻勢。因為日寇的情況變化了，它的兵力疲憊，自顧不暇，而我們的地方擴大了。我們和敵人兩方面的情況都變化了，世界的情況也變化了，柏林快打下來了，所以我們應該集中相當的兵力，在可能條件下，對敵人最薄弱的地方舉行進攻。這對我們的防禦，也有很大的好處。現在各地作的關於一九四五年任務的計劃，第一條就是進攻，第二條就是防禦。這不是冒險主義，因為我們講是在可能條件下，不是講在沒有可能的條件下去進攻，而且還講了敵人有可能來進攻我們，要注意鞏固根據地，所以這不是冒險主義。

　　第九個問題，準備轉變。由分散的遊擊戰逐漸轉變到正規的運動戰，由遊擊戰為主逐漸轉變到以運動戰為主。在抗戰初期，我們提出過，但那時只是一種希望。那時候的任務是什麼呢?有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搞清楚。那時我們前面的敵人是日本人，後面有國民黨內的反動派，我們被夾在中間。我們的力量在那時是個小手指頭。一九三六年我們在全國的軍隊，包括南方遊擊隊，僅有三萬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點，也不多。那時候我們的任務是增加力量，長大起來。加一個指頭，又加一個指頭，再加一個指頭，使它長大起來。怎樣長法?靠打麻雀戰，打遊擊戰。麻雀滿天飛，哪裡有東西吃，就飛到哪裡去。六中全會時我們特意為遊擊戰列出十八條好處，這個方法是好的，八年來證明了這一點。滿天的麻雀就是種子，可以發很多芽。有了這個種子之後，党建立了，政權建立了，根據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飯也有得吃了，幹部也鍛煉出來了。那時候我們到處飛，前面的敵人日本人搞我們，後面的國民黨反動派也搞我們，他們兩個都在挑動我們，挑動我們幹什麼?集中兵力打大仗。他們對我們一鼓一罵，一個說共產黨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個又罵我們是機會主義，怕死。誰願意當機會主義?誰不願意當民族英雄?但是我們還要學麻雀，雖然麻雀有機會主義，哪裡有糧食到哪裡去，雖然它現在還是小麻雀，但集合起來有九十一萬。是不是就永遠做麻雀，「麻雀萬歲」呢?客觀事實完全證明了，我們這個麻雀與別的麻雀不同，可以長大變成鵬鳥。從前中國神話中說:有一個大鵬鳥，從北方的大海飛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掃，就把中國掃得差不多了。我們也準備那樣，準備發展到三百萬、五百萬，這個過程就要從小麻雀變成大麻雀，變成一個翅膀可以掃盡全中國的大鵬鳥。

　　我們現在要「就敵就糧」。敵人的據點很多，但敵人只有點、線及小面。敵人要搞點、線，我們就分散搞面，這是「就敵」。人要吃飯，集中在一起沒有飯吃，要分散吃飯，這是「就糧」。內戰時期搞正規化，就是因為忘記了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用腳走的，子彈是會打死人的，沒有搞通這一點。軍隊不生產，專門吃老百姓的，吃上幾個月，吃上一年，糧食吃完了，只好向後轉，開步走，來個萬里長征，可謂「英雄豪傑」。現在我們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勝少，去打敵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滅你一百人。此外，還要轉向正規化。報告裡寫了這樣一條，有哪一天我們得到新式武器，就會更加無敵了，就能最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裡就包含準備轉變的意思。在解放區的任務裡面，我講到進攻為主、防禦為輔，就是說，進攻應在前，防禦應在後。我們要有這樣的準備，將來一旦得到新式武器時，如果沒有準備就不好了。現在情況變了，我們的方針也要變，要來一個完全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我們要做好準備，由小麻雀變成大鵬鳥，一個翅膀掃遍全中國，讓日本帝國主義滾蛋。

　　要轉變，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個早上改變。要看具體情況，有力量就打堡壘，打大城市。打堡壘時打得開，有飯吃，我們就打；打不開，又沒有飯吃，我們就向後轉，把隊伍分散開，來一個「聾子放爆竹——散了」。還有一個十幾年來爭論的問題，就是從鄉村到城市，還是從城市到鄉村，爭得一塌糊塗。正確路線是要先搞鄉村，要研究農村情況。大家說這是正確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哪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當然在鄉村盡走盡走，走他幾百萬年，這也不叫馬克思主義，而叫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當需要在鄉村時，就在鄉村；當需要轉到城市時，就轉到城市。現在要最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奪取大城市，準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那裡有成百萬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萬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莊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轉到城市去，必須要做很好的準備。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鄉村，說要我搞鄉村工作我就不幹，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幹部政策不正確。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沒有那麼多房子，鄉村沒有人去，行嗎?所以我在報告中號召大批知識分子下鄉，不要穿學生裝，而要穿粗布衣。但我們奪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這樣大的三五個中心城市，我們八路軍就要到那裡去。我們一定要在那裡開八大，有人說這是機會主義；恰恰相反，八大如果還在延安開，那就近乎機會主義了。

　　城市工作要提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不是口頭上講講的，而是要實際上去做的，要派幹部，要轉變思想。七大散了會，要把幹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條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滸傳》裡的好漢，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換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莊沒有秘密工作就打不開，如果內部沒有動搖，內部不發生問題，就很難解決問題。

　　由於作戰方法從遊擊戰轉變為正規戰，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向城市，我們也要準備在這個轉變上發生意見分歧。在這個問題上，我看一定會或多或少發生意見上的分歧，我們準備得好，意見上的分歧可能少一點，準備得不好，意見上的分歧可能多一點。這一點中央應該有準備，各地也應該有準備，事先要頭腦清醒，首先是高級幹部要頭腦清醒，這樣意見分歧可能減少一些。

　　第十個問題，軍隊與地方。要深入農村，爭取國民黨統治區，爭取淪陷區。我們要奪取大城市，但我們現在的旗子並沒有插在北平、武漢，還是插在山上，像清涼山、太行山、五臺山等等。我們現在的根據地，是戰略的出發地，但現在擁有的人口太少了，我們要發展到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一半。我們要是發展到兩萬萬人口，事情就好辦了。現在我們有一百萬軍隊，但這個軍隊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集中十萬軍隊。首先因為沒有飯吃，又沒有飛機大炮。要是把五臺山、太行山、晉綏、山東的軍隊，集中幾萬人，拿著步槍去打北平就不行。一個吉安，攻了八次沒有攻進去，一個贛州，攻了七次沒有攻進去，原因不是熱情不夠，也不是馬列主義不顯靈，而是我們能用來攻城的東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將來有了武器，能夠裝備一二十萬的軍隊，我們就能集中地從日本人手裡打開石家莊、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後退，或者退了一兩天，又向前進。能夠裝備一二十萬軍隊，條件就不同了，力量就不小了。將來我們是「武器加數量」，我們要有幾百萬軍隊，全國就在我們手裡。將來三百萬到五百萬的軍隊是需要的，這樣才能使整個中國勝利，天下太平，使中國成為獨立、民主、自由、統一、富強的中國。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擴大幾百萬軍隊，全國老百姓負擔也並不太多，但是要有武器。在目前情況下，擴大軍隊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我們將在一切可能的條件下擴大軍隊，但是如果到處擴大，擴大得不亦樂乎，一月、兩月沒有小米、大米了，老百姓哇哇叫喊，那就不對了。所謂在可能的條件下擴大，就是不加重老百姓的負擔。

　　第十一個問題，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31]。召集這樣一個會議，是我們大會向各解放區人民的提議，這是一件大事。報紙上還沒有公佈。現在只能是召集代表會議，代表不是普選的，是由軍隊、政府、民眾團體選派的，這樣簡便一些。開人民代表大會就要調查年齡、有沒有選舉權等，普選還是在戰爭結束後搞比較好。當然要搞也可以搞，現在各解放區也有普選，但是這次我們要求比較快，不能太慢了。決定召集這個會議，要準備召開以後發表宣言，作決議案，建立經常的領導機關，這個機關不叫政府，而叫「中國人民解放區聯合會」。這是我們擬定的、心裡設想的東西，報紙上現在不登，也不寫，只在這裡講一講。要召集會議作出決議案，發出宣言，打電報給委員長，請他組織聯合政府。同志們!我那個政治報告名叫《論聯合政府》，關於這個問題我今天講得很少，在這裡就講一下。請委員長組織聯合政府，我們請了沒有呢?請過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來同志去請過，我們《解放日報》、新華社不是幾天就請一次嗎?你每請一次，他總是搖頭，不大高興。他說組織聯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組織聯合政府怎麼就是推翻政府呢?我們說是和他聯合，他說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們說開黨派會議，他就叫「分贓會議」，他說他的政府是贓，不贊成人去分。周恩來同志同蔣介石講:「孫中山先生講過，將來要召集國民會議。」他就說:「你們把我的政府當作北洋軍閥的政府，你們就是總理!」那個人實在難得講理，還有一點流氓脾氣，比較壞。

　　我們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黨外人士要占大多數。我們準備選舉一個機關，它的名稱叫什麼好，大家都想一想，你們想的也許很好。現在擬定的名稱叫「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國民黨有一個政府，我們避免對立，所以叫「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要解放中國人民，誰人敢講不要解放呢?人民都有抗日的權利，都要爭取這個權利，反動派如干涉進步，取消人民的抗日權利，是絕對不許可的。提起這樣的事情，有些人會罵我們「稱王稱霸」，我們就是稱王稱霸，是稱解放之王，稱解放之霸。什麼人敢不要我們解放!

　　三　關於黨內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於個性與黨性。這個問題有人在整風中間提出過，外面也有人講過我們。有一個新聞記者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報》上，說共產黨是要消滅個性，只要黨性，他們的許多文件上只講黨性，還作出增強黨性的決定等等。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我在報告裡講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摧殘個性的，使中國人民不能發展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的身體也不能發展，精神也不能發展，都受到了摧殘。我曾經講過:魯迅的骨頭很硬，半殖民地的國家有像魯迅這樣硬的骨頭是很可貴的。半殖民地的國家是窮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飽受壓迫，於是有那麼一些人就變成了洋人的奴隸，即買辦。上海有所謂「外國火腿」，就是外國人踢了一腳，算作給一個「火腿」。到過上海的人，還看見過有的公園有「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牌子。民族戰爭就反對這些東西，外國民族壓迫中國民族是不行的，我們要獨立。外國野蠻的法西斯壓迫中國人民，不講道理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獨立!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政治上要這樣做，經濟上要這樣做，文化上也要這樣做。廣大群眾沒有清楚的、覺醒的、民主的、獨立的意識，是不會被尊敬的。講到我們黨內，這一點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黨這個軍隊同人民的其他軍隊比較有許多特點，它是先進的部隊，是有組織的先進部隊，比較別的組織更有組織性，更加嚴密，更加統一，共同為著一個目標奮鬥。一個軍隊，要有統一紀律，要聽號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開步走，瞄準放。不然敵人在前面，一個往東放，一個往西放，是要被敵人消滅的。黨這個軍隊也是一樣，沒有統一紀律，沒有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或者沒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會皇帝專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時代的事。我們實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資產階級的民主、舊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廣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優秀分子的結合，大家是自覺地願意受約束，就是承認黨綱、黨章，服從黨的決議案，願意自我犧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們的黨，他不受調動，他幹這樣工作也好，幹那樣工作也好，往東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黨員就要服從組織，服從黨的決議。

　　我們黨現在是不是統一了?歷史決議案上寫著空前的統，一，這是說比較過去要統一，沒有講党是完全統一的。有的同志講:「放下來沒有問題，提起來問題很多。」這句話有道理。因為我們黨在抗戰時期發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組織的黨員才兩萬多，現在到了一百多萬，這樣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種意見的分歧，所以我們做了一項工作，就是開展整風運動。這是使黨推向前進的運動，如果沒有整風，黨就不能前進了。那時分歧達到這樣的程度:有一個王實味[32]在延安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願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風時出了牆報，那牆報受到歡迎，橋兒溝、南門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牆報，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當時，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他們說邊區沒有韓荊州。我們說邊區有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吳滿有、趙占魁、張治國[33]。這個故事可以說一下。唐朝時，有一個姓韓的在荊州做刺史，所以人們把他叫作韓荊州。後來有一個會寫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寫了一封信給韓荊州，把他說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實就是想見韓荊州，捧韓荊州是為了要韓荊州給他一個官做。因此就出了「韓荊州」的典故。那時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韓荊州」，但是找錯了方向，找了一個打胭脂水粉的韓荊州，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韓荊州，就是《前線》裡的客裡空[34]。他們找不到韓荊州在哪裡，其實到處都有韓荊州，那就是工農兵。工人的韓荊州是趙占魁，農人的韓荊州是吳滿有，軍人的韓荊州是張治國。廣大的黨員還認識不清這個問題。總之，沒有整風黨是不能前進的。我們做的第二項工作是解決了生產問題，沒有生產黨也不能前進。當時我們沒有東西吃，王實味挑動勤務員反對我們，他像是站在勤務員的立場上反對所謂「三等九級」、吃小廚房，因為那時大廚房沒有什麼東西吃其實小廚房東西也不多。後來我們用發展生產解決了這個問題。一九四一年邊區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麼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從一九二一年共產黨產生，到一九四二年陝甘寧邊區開高幹會[35]，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當時我們的同志，不管是參加過萬里長征的也好，千里長征的也好，老共產黨員也好，抗戰時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對我們是什麼態度?我說就是「敬鬼神而遠之」。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們覺得共產黨雖然很好，他們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他們就要躲避一點。直到去年春季，趙毅敏[36]同志帶著楊家嶺組織的秧歌隊，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開勞動英雄大會，那些老百姓也組織了秧歌隊，和楊家嶺的秧歌隊一塊扭起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矣!因為外來的知識分子和陝北老百姓一塊扭起秧歌來了。從前老百姓見了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現在是打成一片了。還有到楊家灣小學工作的一位知識分子女同志，在清涼山工作的一位知識分子醫生，他們和老百姓結合得很好。我們各個根據地都有這樣的共產黨員，到哪個地方就和哪個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為老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因此，沒有整風和生產這兩個環子，革命的車輪就不能向前推進，黨就不能前進了!從前有一段時間《解放日報》有三分之一的同志進醫院，周揚[37]同志也告訴我，魯藝的學生每天早晨起來剛抬頭就打瞌睡。為什麼呢?因為沒有東西吃。如果我們解決了整風和生產這兩個問題，我們的事業就會前進。整風是前進的精神基礎，生產是前進的物質基礎，我們黨學會整風和生產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我們的黨現在比較統一了，可以說是空前的統一，歷史問題也比較恰當地解決了，但是還有問題。那天在預備會議上我已經講過:我們党並不是完全統一的，我們還需要更高的統一，更高的團結。要團結就要有民主，沒有民主，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把意見搞清楚是不可能團結的。許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漸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問題，因此我們哪一天也要解決問題。問題是解決了又發生，發生了又解決，我們就是這樣地前進。中央和各級領導機關的領導同志，要注意聽人家的話，就是要像房子一樣，經常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為什麼我們的新鮮空氣不夠?是怪空氣還是怪我們?空氣是經常流動的，我們沒有打開窗戶，新鮮空氣就不夠，打開了我們的窗戶，空氣便會進房子裡來。我們的房子是什麼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廠。開工廠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師、工程師。原料為什麼不夠?人員為什麼不夠?就要想想自己的責任。有沒有貼廣告?廣告大不大?有沒有出高價收買原料?事實上原料並不要花什麼錢，只要貼上「歡迎」兩個字，各種原料就源源而來。所以各種各樣的意見，都要讓它發表，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老話，但很有意義。我要聲明一下，如果有什麼人講起來講得很好，做起來不兌現，他講的他自己也不執行，那就不對。

　　講到個性與黨性，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築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裡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裡有黨性?黨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的性質。比如講政策上的統一，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以及各部分的綱領、整風、生產等，應在這些原則上，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這是共同的。至於每一個黨員是不是不相同?當然不相同。個性不能強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種各樣的不同，工作也各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等的不同。在軍事工作方面又有軍官、政治工作人員、後勤工作人員的不同，黨務工作方面也有根據地、淪陷區等各種工作地區的不同。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程度上人們也不相同，同一個人在幼年時期和年紀大時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也不相同。總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別的不同，年齡的不同等等，抹煞這種不同，就是不讓同志們發展長處。這些都不能統一在一條軌道之上。太陽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個。它們各循其自己的軌道，按著一定的次序走，它們都是從太陽星雲分裂形成的，大小樣子不同。至於行星上的東西，也不見得都是一樣。太陽上沒有人，我們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個有人，現在不能講，我沒有調查過。從前古時候地球上也沒有人，沒有水，沒有空氣，自從有了空氣有了水，然後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後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鬧獨立性，你們晚上抬頭看，有時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鬧獨立性。總而言之，黨員是有各種不同的個性，誰要抹煞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關於對黨內幾部分幹部的問題。黨內有幾部分幹部，平時感覺對他們不很公平，我們對這幾部分同志要特別注意。

　　(一)理論工作者。我們整風講實事求是，反教條主義，這樣一反，好像理論工作者就不那樣吃得開了。我們應該重視理論工作者，應該重視理論。列寧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38]因此我們黨內要學習理論。從前我在六中全會上講過，我們党的理論水平是很低的，現在比較過去是高了一些，但是還不夠。現在我們党當然有些進步，但從中國革命運動的要求來說，我們的理論水平還不夠。革命要求我們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繫，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繫，並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什麼是理論?就是有系統的知識。馬列主義的理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有系統的知識。

　　作翻譯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認為翻譯工作不好。我們現在需要大翻譯家。我是一個土包子，要懂一點國外的事還是要靠翻譯。我們黨內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首先要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翻譯蘇聯先進的東西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東西。還有歷史上的許多東西，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帶有進步意義的，還有一些民主主義者的東西，我們都要翻譯。

　　因此我們要重視理論工作者，看得起他們，把他們看成我們隊伍中很有學問的人，有修養的人，要尊敬他們。

　　(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一定都是理論工作者。我們党裡頭，知識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現象。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你們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魏、蜀、吳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級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奴隸主有為奴隸主服務的知識分子，就是奴隸主的聖人，比如希臘的亞裡士多德、蘇格拉底[39]。我們中國的奴隸主也有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周公旦[40]就是奴隸主的聖人。至於封建時代的諸葛亮、劉伯溫[41]，《水滸傳》裡的吳用，都是封建社會裡的知識分子。因為整風審幹，好像把知識分子壓低了一點，有點不大公平。好像天平，這一方面低了一點，那一方面高了一點。我們這個大會，要把它扶正，使知識分子這一方面高一點。是不是要反過來?那也不是。我們要歡迎他們為我們黨服務，為我們黨的利益而奮鬥，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經濟部門，我們的群眾團體，要吸收廣大知識分子為我們服務，我們要尊敬他們。

　　(三)在淪陷區、國民黨區工作的同志。這些同志一到根據地裡頭，他們就感覺吃不開。根據地裡的首長多得很，看起戲來，首長總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長、中首長、小首長，這些同志心裡慪氣。審幹的時候又找了他們的麻煩。「你是哪裡來的?上海?西安?」「有沒有問題?」看了又看，有點不相信。「你住在哪一個旅館?」「有沒有介紹信?」因為我們根據地都要介紹信，以為在上海住旅館也要介紹信，你說沒有介紹信，那就怪得很。我們搞錯了的就要說對不起，戴錯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給脫下來，承認錯誤。這些同志對根據地的工作作風不習慣，是可以理解的，這個作風問題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幹部、本地軍事幹部。我在報告裡頭已經寫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看待本地幹部。我們的軍隊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幫助本地幹部搞出軍隊來，搞出民兵、自衛軍來，搞出地方兵團、地方部隊，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團、主力部隊。我初到陝北，開頭忽視了這一個問題。這個邊區是高崗[42]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陝北人就講閒話。有人說，陝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出了這樣的言論，是由於對本地一些軍隊處理得不好。至於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有沒有對本地幹部和本地軍隊處理得不恰當的呢?如果有，應當承認是不對的，應當糾正，如我在陝北應當承認的一樣。上面那些話，證明這些同志是受了氣。我提倡做調查研究，但我到陝北後開始在這方面就沒有調查研究，現在我們有了調查研究。同時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東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見。我們要把窗戶打開，讓空氣流通，聽聽消息，聽聽輿論，有缺點有錯誤的改正一下。這一條搞不好就不行。這個問題，曾經引起我們歷史上的大糾紛。這一次開完大會之後，還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43]，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樹聲[44]，出發的時候我就對他們講過這些話，不要怕多講，不要怕講得舌敝唇焦，現在看來，舌也沒有敝，唇也沒有焦，我們說得還不夠。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點的，布爾什維克也不是那樣完美，多少還會有毛病，那叫什麼?叫帶著缺點的布爾什維克。你說他不是布爾什維克，那也很難講。「我為黨英勇奮鬥，為什麼還不是馬列主義?」不能那樣講。我想這一條我也在內，如果說我是完全的布爾什維克，那不見得，說我一點布爾什維克氣味都沒有，也不是那樣，許多同志給我寫信，還是寫此致「布禮」。我想了一下，我們可以叫帶著缺點的布爾什維克。缺點中間有一個，就是背上了一點東西，比如講多走了路，多走了二萬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講每一個同志，或者具體指某些同志，請同志們不要見怪。但是有相當一些同志，走了二萬五千里，變成了一個包袱，增加了他的負擔，變成了一個駝子，因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陝北還是一個根據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據地丟了，人家向你要那個根據地，你賠得起嗎?你賠不起，我也賠不起。如果要賠法幣邊幣，還可以想一點辦法，但是要賠江西根據地，就毫無辦法。人家沒有走路，但是有根據地；我們走了二萬五千里的路，沒有了根據地。你們看，就是用腳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還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圍繞太陽轉幾轉人就增加了幾年壽命，年紀愈長，包袱愈大，年紀老的同志們不要怪我這樣說，我今年也五十二歲了，地球走的路也變成了我們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們的包袱。他們的眼睛尖，耳朵聽得很遠，眼明手快，這是他們的長處，但青年同志說老頭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講人家「昏庸老朽」，老頭子也不要講人家「年幼無知」。大家都是從幼年來的，年幼知道得少，會慢慢地多起來。人家懂得的東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麼都知道。要講務農不如吳滿有，要講做工不如趙占魁，要講當兵不如張治國。幾萬萬樣事情我們只能做一兩樣，那是有限度的，我們不知道的、不會做的東西多得很。如果我們把態度改好了，每到一個地方，就和那裡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個地方的同志，提高共產主義的覺悟，就能縮小山頭主義。我們要肅清山頭主義，就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這樣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所以我們要承認有山頭，不承認也不行，承認以後要照顧各個部分，各個集團，各個歷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問題。如果他們的精神上被石頭壓著，有些石頭還是我們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們就要替他們解開。凡是他們精神上壓著的石頭，不論是大石頭，中石頭，小石頭，我們都要替他們解開。是我們的手放上去的石頭，就要用我們的手解下來，使得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發揚積極性。這樣，才能夠很好地團結全黨、團結全國人民走向勝利。為此目的，我們每到一處，不要當欽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長處。大家都是新民主主義解放區的，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同志，不應該發生看不起的問題。內戰時期我們曾在這個問題上吃了很大的虧。我們延安的同志大多進過黨校，在座的同志是參加七大的，你們懂得的東西更多，這是很好的，將來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們，需要你們去傳達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們，我們一定要採取上面所說的態度，不當欽差大臣，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們鑒於歷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覺的盲目性實在要不得，要來一個自覺性，自覺地注意這一點。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尊重那個地方的人民，那個地方的軍隊，那個地方的政府，跟他們搞好關係。這是共產黨員的義務。

　　(五)經濟工作和後勤工作幹部。在軍隊裡面有後勤工作，在整個根據地、解放區有廣大的經濟工作，有廣大的同志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對這方面的工作過去我們提倡、宣傳得不夠，使得許多同志感覺到，在這些部門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沒有地位。我曾經講過，延安有一個同志告訴我，要他做總務處長，他不願意當，為什麼?因為人家看不起。人家問他做什麼工作?他說我做一般工作。為什麼他說做一般工作呢?是因為做總務工作吃不開，現在我們應當使他們吃得開。有些同志認為，做軍隊工作、黨務工作吃得開，在軍隊裡面是做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開，做後勤工作還是吃不開。因為他們吃不開，所以應該把他們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們吃得開。

　　(六)民運工作幹部，工、青、婦幹部。這些幹部也感覺吃不開。有人把他們叫做「雜牌軍」，其實都是「中央軍」，沒有什麼雜牌軍。大城市打開以後，廣大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都要開展起來。我們的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現在留下的做工人運動的幹部不多了，可能有幾十個、幾百個，我們要照顧他們，尊重他們。同樣，沒有青年工作、婦女工作的幹部也不行。

　　(七)抗戰時期入黨的幹部。我們現在還叫他們是新幹部，好像老幹部就是萬里長征來的，那就沒有幾個大人，不過一兩萬而已。同志們，在座的多數同志是老幹部，因為你們富有經驗，領導正確，所以被選為代表，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做工作的同志，數目雖小，沒有他們卻不行，因為他們很有經驗。但是如果把經驗當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輕輕快快。對同志們講一個數目吧!現在，抗戰時期入黨的有一百一十幾萬，北伐和內戰時期入黨的頂多還有兩萬人，我們算一下，總共一百二十來萬。這兩萬人的眼睛，不要只看著自己，還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幾萬。否則，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味道大得很，在鏡子前照了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這樣不好，我們年紀比較老，並不十分漂亮，還是他們比較漂亮，因為他們比較年輕。在抗戰時期入黨的大多數是青年同志，當然年紀大的也有。我們有我們的長處，他們有他們的長處，沒有我們不行，沒有他們也不行。兩萬人的眼睛要看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要尊重他們，不要使他們感覺這兩萬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談話的，要談話的時候，先要想幾天幾夜，跟你談話時到底怎樣講法。要使他們像胡適之說的「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45]，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幹部團結起來。抗戰時期很長，對抗戰時期入黨的幹部，不要籠統地叫新幹部，因為都叫新幹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幹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黨外幹部。這也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在全中國，我們的黨員有四百五十萬，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現在我們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點幾。如果我們有四百五十萬黨員，在一百個人裡，也只有一個共產黨員。他的任務是什麼?他的任務是團結九十九個非党人士。我們要組織軍隊，打倒敵人，就必須這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能團結多數人，團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個好共產黨員。世界上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呢?要共產黨幹什麼呢?共產黨有無存在之必要呢?葉青說中國共產黨沒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動派的提法，我們不贊成。我們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產黨的問題，是因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請我們吃不可，因此需要共產黨，還是因為房子太多，專門要有一批房子給共產黨住呢?當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產黨，就是為了團結大多數人，組織軍隊，打倒敵人，建設新中國。此外還有什麼事?沒有了。這就是說，我們吃一點小米，吃一點大米，穿一點衣服，都是為了給人民做事，團結廣大的群眾，組織軍隊，打敗敵人，建設新中國。如果革命不是這樣的革法，那末，就是專門革財政廳的命。有的人不革別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幾十年的工夫，專門革財政廳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們不要見怪，我講的不是哪一個人，或者哪幾個人，不過我總有這樣的感想，就是我們要做事情，就要瞭解瞭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對各種所謂小事情，如生產、衛生、文化、民眾團體、政權工作等各種具體工作。老百姓的許多東西我們要學，我們的知識很差，首先我的知識很差，運鹽怎樣運，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樣辦，我不大了了，我沒有辦過合作社。因此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學習。經驗不夠，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進行研究。

　　黨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們和我們一起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單靠黨員毫無辦法，是不是這樣?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們中間有領袖，有幹部，我們要幫助他們，培養人民中的優秀分子，同時尊重他們，和他們好好合作。對這些黨外幹部，將來我們各地的領導機關、組織部門要有調查研究，要有一些辦法，教育的辦法，團結的辦法，比如開座談會、談心等等辦法，對他們進行幫助和培養。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要講真話。那一天我講過，我們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今天再說這樣一點，就是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裡插蔥——裝象」，吹就是吹牛皮。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

　　什麼叫不偷?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來說是自己的，這是不是偷?呀!有賊。我們黨內也有賊，當然是個別的、很少的。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總司令講的就是朱總司令講的，劉少奇講的就是劉少奇講的，徐老[46]講的就是徐老講的，哪個同志講的就是哪個同志講的，都不要偷。

　　什麼是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孔夫子的學生子路，那個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對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47]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為什麼世界上會出現「裝」?為什麼有人感到不裝不大好呢?這是一個社會現象。偷是社會現象，裝也是社會現象。裝的現象現在特別多，在我們黨內也特別多。愛裝的人，是他母親生下他來就要他裝的?他母親懷他在肚子裡就在觀音菩薩面前發誓、許願，一定要生一個會裝的兒子?當然不是，這是社會現象。我們黨內歷來不允許裝。不知道不要緊，知道得少不要緊，即使對馬列主義知道得很少、馬列的書讀得很少也不要緊，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這裡我提出我們要讀五本馬列主義的書。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兩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48]，一本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這兩本書寫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那兩本書也寫得很好，這四本書薄薄的，讀完它們不用花很多時間。此外，還有斯大林主持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比較厚一點。這本書是歷史的，又是理論的，又有歷史，又有理論，它是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成功的歷史，這本書要讀。前面四本書也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馬、恩、列、斯的書多得很，如果先讀了這五本書，就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是不要吹，就是報實數，「實報實銷」。在座的同志不是討論過黨的歷史嗎?有的同志在發言中說，內戰時期養成了一種習慣，向上級報告工作時，要講好一點，誇大一點，才像樣子。其實這不解決任何問題。我們的工作是整個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黨工作的一部分，我們都有份，人民都有份。為什麼我現在當首長?就是恰好要我當首長，沒有別的道理，本來張三、李四都可以當，但是點將點到了我的身上，要我當。至於這一份家業是哪個的?是張三、李四的?不是，是全黨的，是全國人民的。延安是誰的?延安是全國人民的。我曾經和一個黨外人士講過，有人說延安是共產黨的，這是不對的。說共產黨在這裡當首長，這是正確的，因為這個天下是我們領導老百姓打出來的。「實報實銷」，要求我們的情報要真實，不要扯謊。要把自己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向大家公開，讓大家來參觀，看我這個旅有沒有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來打掃一下，洗乾淨，掃除官僚主義。我提倡人家將軍，有些事不逼我們就做不出來。魯迅先生講過，文章是逼出來的，如果不逼就寫不出來。但是我們不搞逼供信的「逼」。

　　關於要講真話，我們現在發一個通令，要各地打仗繳槍，繳一支講一支，不報虛數。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支為一支，兩支為兩支，是知也。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我們一定要老老實實。

　　我們共產黨現在是一個很大的黨，一個二十四年來有了很多經驗的黨，一個準備勝利的黨。我們要在全國勝利，我們有這個志向。全黨要團結起來，為全國人民解放而奮鬥!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毛澤東向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同時又在大會上作了這個口頭政治報告。

　　[2]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代理主席。他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發表聲明，表示民盟不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

　　[3]林老，指林伯渠，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

　　[4]陳獨秀，見本卷第101頁注[8]。

　　[5]見本卷第142頁注[2]。

　　[6]洛川會議，見本卷第142頁注[3]。

　　[7]三青團，即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控制青年的工具。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一九四七年六月併入國民黨。

　　[8]六中全會，見本卷第143頁注[4]。

　　[9]皖南事變，見本卷第50頁注[8]。

　　[10]岡村寧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當時任侵華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

　　[11]見魯迅《故鄉》，原文是：「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頁）

　　[12]舊金山會議，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五十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會議。這次會議討論和通過了《聯合國憲章》等文件。

　　[13]指董必武。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參加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

　　[14]鄧寶珊，當時任國民黨軍晉陝綏邊區總司令。

　　[15]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浙江青田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日戰爭爆發後獲釋。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他在《申報》發表《少號召多建議》一文。

　　[16]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亞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

　　[17]丘吉爾，當時任英國內閣首相。

　　[18]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日報》發表的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的文章《論英國大選》。[19]斯科比，是英國派駐希臘的英軍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國侵略軍在希臘敗退，斯科比率領英軍，帶著在倫敦的希臘流亡政府進入希臘。同年十二月，斯科比指揮英軍並協助希臘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軍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

　　[20]同盟國，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同對德、意、日軸心國作戰的中、蘇、美、英、法等國家。

　　[21]指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西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要點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實行為抗戰服務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實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十、實現抗日的民族團結。

　　[22]指《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見本書第二卷第334－337頁。

　　[23]十大綱領，見本卷第102頁注[15]。

　　[24]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頁）

　　[25]見列寧《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原譯文是：「在某種意義上說，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較之它對於資產階級更為有利。」（解放社1943年H月印行）新的譯文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要比對資產階級更加有利。」（《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頁）

　　[26]王鎮惡（三七三——四一八），東晉北海劇（今山東壽光東南）人，劉裕部將。在輔佐劉裕之子鎮守關中期間，因與中兵參軍沈田子不和，為沈所殺。

　　[27]愛金生，見本卷第278頁注[10]。

　　[28]羅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國總統。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逝。

　　[29]見《列子·湯問》。

　　[30]山西的新軍，見本卷第143頁注[14]。

　　[31]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各解放區、各人民團體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開會，成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日本投降以後，因為時局變化，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沒有召開。

　　[32]王實味，見本卷第288頁注[11]。

　　[33]吳滿有，一九四二年在大生產運動中努力開荒生產，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趙占魁，山西定襄人，一九三九年進陝甘寧邊區農具廠當司爐工。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績，成為陝甘寧邊區的模範工人和勞動英雄。張治國，陝西吳堡人，一九四三年任八路軍警備第三旅第七團第七連副班長，在大生產運動中成績突出，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

　　[34]客裡空，蘇聯劇作家柯涅楚克寫的話劇《前線》中一個捕風捉影、捏造事實的新聞記者的名字。

　　[35]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

　　[36]趙毅敏，一九○四年生，河南滑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科科長。

　　[37]周揚，當時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兼延安大學校長。

　　[38]　見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頁）；並見列寧《怎麼辦？》第一章第四節（《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39]亞裡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二二），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蘇格拉底,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

　　[40]周公旦，周武王之弟，西周初年政治家。因采邑在周（今陝西岐山北），稱為周公。曾助武王滅商。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相傳他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

　　[41]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字孔明，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南）人，三國蜀漢政治家、軍事家，劉備的主要謀士。他向劉備提出佔據荊、益兩州，聯合孫權，對抗曹操，統一全國的建議，即著名的「隆中對」。劉伯溫，即劉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浙江青田人，元末進士。受朱元璋禮聘參加起義軍，提出時務十八策。明朝建立後，任禦史中丞兼太史令。

　　[42]高崗，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43]王首道，當時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政治委員。王震，當時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司令員。

　　[44]戴季英，當時任河南軍區政治委員。王樹聲（一九○五——一九七四），湖北麻城人，當時任河南軍區司令員。

　　[45]胡適之，即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績溪人。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這句話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第73頁）。

　　[46]徐老，指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47]見《論語·為政》。

　　[48]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