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1]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今後的鬥爭有利益，對今後黨和人民有利益。正確和錯誤的標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標準。人民對於各黨派的情形並不很瞭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壞事，所以人民不喜歡它。我們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錯誤。現在的決議就是說這些問題，所以是關係於全國人民的。

　　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看趨勢是要做，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於各個歷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後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還是交七中全會討論通過?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後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歷史問題上。

　　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2]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問題為什麼不提?故意不提的。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

　　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麼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後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許提路線[3]，一九四一年談了路線[4]，以後就發生了王明同志的問題[5]。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6]，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已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面統一起來了。王明同志寫了這封信[7]，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志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8]犯了錯誤以後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9]。李立三[10]在大革命時代也有功勞。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

　　從前許多同志都苦於中國沒有馬、恩、列、斯那樣的革命領袖，我也是如此，中國的落後不能產生列寧那樣的偉人。現在提出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首先是我需要加強。凡是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志，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支票是要兌現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並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

　　抗戰時期有兩個關節就是整風和生產，沒有這兩項黨就不能前進。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實味[11]、「輕騎隊」[12]、「西北風」[13]占了統治地位，只有經過整風才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挽救了。生產運動也是這樣，沒有生產運動，党就要向後退，就要往下垮。這些都是學習來的，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是有些道理的。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習著前進，現在也並不是什麼都學會了，只是錯誤犯得少一些。

　　防止敵人利用，這一點也要說一下。人家成立了一個「非常委員會」，我們的決議還沒有做他們就利用，說什麼四中全會是正確的，現在做了決議他們更要利用，更要挑撥，我們必須準備。團結——批評——團結，這是不怕挑撥的。但是小廣播就不同，這需要搜集並加以分析。其中有許多是閒話，是沒有惡意的；有許多是錯誤的，但也不一定是惡意的；至於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只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閒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於多生氣。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於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

　　[2]四中全會，見本卷第76頁注[12]。

　　[3]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四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發言指出：十年內戰後期的「左」傾錯誤給革命造成的損失，比立三路線還大，使紅軍損失十分之九，根據地損失不止十分之九。遵義會議決議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在會議討論中，有同志不同意提十年內戰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因此，毛澤東稍後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其中的政策部分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題為《論政策》）中，只說在土地革命時期後期有「許多過左的政策」，這種過左政策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沒有提是路線錯誤。

　　[4]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通稱九月會議），檢討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十年內戰後期的路線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指出：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共三年多時間的黨的路線，尚未作總結，現在要準備在黨的七大作總結。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會議經過討論，對十年內戰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這個問題，取得了一致的認識。毛澤東為會議起草的結論草案中，指出：「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內，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

　　[5]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認為十年內戰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對四中全會的路線是否錯誤，認識不一致。陳紹禹（王明）在會上沒有作自我批評。他在十月七日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和在十月八日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發言中，仍然拒不承認錯誤，反而說中央在抗戰時期的方針、政策有問題，提議要檢查中央的路線。由於陳紹禹提出的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所以毛澤東在十月八日書記處會議上說要對他提出的問題展開討論。從十月十二日起，陳紹禹稱病不參加會議，討論未能進行。

　　[6]典出《史記·項羽本紀L項莊是項羽的武將，沛公即劉邦。公元前二○六年，劉邦攻佔秦都咸陽後，派兵守函谷關。不久，項羽率軍攻入，進駐鴻門（今陝西臨潼東），準備消滅劉邦。經項羽叔父項伯調解，劉邦親至鴻門會見項羽。宴會上，項羽謀士范增以「助興」為名命項莊舞劍，欲乘機刺殺劉邦。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體掩護劉邦。此時，劉邦謀士張良至軍門告訴劉邦參乘樊噲：「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於是樊噲帶劍擁盾闖入，劉邦才能乘隙脫身。

　　[7]指王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寫給任弼時並轉毛澤東及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各同志的信。他在信中表示贊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檢討了自已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

　　[8]陳獨秀，見本卷第101頁注[8]。

　　[9]普列漢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前期是俄國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一八八三年創建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翻譯和介紹了許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0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逐漸轉向孟什維克，後成為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首領之一。

　　[10]李立三，見本卷第101頁注[9]。

　　[11]王實味（一九○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員，他寫的題為《野百合花》的一組雜文，分兩次發表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和二十三日《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

　　[12]「輕騎隊」，是中共中央青委機關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辦的牆報。

　　[13]「西北風」，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辦的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