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局問題及其他[1]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同志們:

　　今天這個報告會是中央黨校五部、六部發起的。五部、六部的同志們以及許多別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話也沒有來講過。今天就是專為五部、六部的同志們開這樣的會，此外還有許多別的同志參加。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同志們給我出的:一個時局問題，一個山頭主義問題，一個審查幹部問題。此外，我還想講一點其他的問題。

　　一　時局問題

　　 大家關心時局，這很好。所謂時局，有全世界的時局，有我們中國的時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是幾個大國能不能團結到底消滅法西斯。中國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是中國能不能團結起來消滅日本帝國主義。

　　關於時局問題，有些報紙特別是敵人方面經常散佈謠言，說英國、美國、蘇聯這三個大國是不能夠團結的，說他們的團結是要破裂的，說他們中間有糾紛，有矛盾，有鬥爭。他們中間有沒有糾紛?有糾紛。從前就有過糾紛，現在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正在開會討論，將來也還會有。但是在所有的問題中間，有很多問題是能夠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夠和氣解決的；當然也有一部分問題有些爭論，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解決。法西斯主義者就希望三個大國不團結。還有一部分人(我們中國也有這樣的人)是反蘇反共的，他們早就希望英、美兩國有一天去打蘇聯。這樣的人還不少，英、美兩國裡頭也有許多人是反蘇反共的，反對他們那個地方的共產黨和革命，也反對別的地方的共產黨和革命。那末，三個大國的情形到底怎麼樣呢?可以這樣說，磨擦是有的，但是團結占主要地位，占統治地位。這幾個大國自從訂立了條約共同反對法西斯以來，大部分問題都能解決，現在又在黑海開會[2]，我們估計有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他們能夠團結，並且我們估計不但在戰爭時期而且在戰爭以後也是能夠團結的，能夠保持很長時間的和平。理由是什麼?理由就是有一個共同敵人，打倒這個敵人是要各國人民都來參加的。蘇聯是大指頭，是主力。你們看歐洲打法西斯，英、美兩國隻出了八十個師，蘇聯出了二百多個師。蘇聯出了很大的力量，沒有蘇聯就不能夠勝利。沒有英、美能不能勝利?當然也不能夠勝利，但是沒有蘇聯那就更不能勝利。所以蘇聯是很大的力量，是決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英、美兩國人民比過去也不同了，現在覺悟起來了。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人，都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國家那個時候的政府——北洋政府，就參加了戰爭。那個時候全世界人民的覺悟程度怎麼樣?比現在就差得多，英、美兩國人民的覺悟，歐洲人民的覺悟，中國人民的覺悟都是如此。那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是反動的戰爭。列寧領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反對那一次戰爭，而第二國際領導下的一些國家的工人政黨卻擁護參加那次戰爭的本國資產階級政府，可以看出那個時候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怎麼樣，應當說覺悟程度很低。無產階級尚且如此，其他勞動人民或知識分子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中國那時候怎麼樣呢?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帝國主義，不知道什麼叫共產黨，甚至連馬克思的名字都沒有聽到過。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將世界歷史劃分為兩個時代，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流行了。十月革命頭一天爆發，第二天中國人民就知道了。同志們，革命行動的實際影響比理論宣傳文章傳播得快得多，當然，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十月革命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七十年來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主義的政黨才誕生，現在已經發展到一百多萬黨員。從一九二一年到今年二十四年了，這二十四年中，中國起了變化，而且變化得很快。這二十四年的變化，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二千四百年，甚至超過了三千年、四千年。現在，中國人民的覺悟提高了，我看這是很好的。這幾年來法西斯到處在侵略，到處在殺人，歐洲人民的覺悟也提高了，美國人民的覺悟、英國人民的覺悟也提高了。現在的一個月抵得歷史上的很多年。過幾個月之後，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國法西斯打倒了，那對全世界的影響會更大的。這一點我們要看得到。由於這個原因，英、美的人民覺悟了，歐洲人民覺悟了，我們東方中國人民也覺悟起來了。因為人民一致要求打倒法西斯，結果使得各國政府不得不採取打倒法西斯的政策。那一班反動派，英國、美國、中國都有，他們反對聯合蘇聯，但是廣大人民不贊成，他們就沒有辦法。比如美國的選舉，孤立派就吃了虧，因為孤立派分子反對同蘇聯合作，美國工人反對他們，所以他們就倒下來了。同樣，我們中國人民的覺悟使得蔣介石國民黨反蘇反共的陰謀不能得逞。比如前年七、八、九三個月中，國民黨宣傳要解散共產黨，他們說共產國際都解散了，你們為什麼不解散?又說什麼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等等。老百姓的態度怎麼樣呢?沒有一個拍掌的，延安的群眾開大會，發通電進行聲討，《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揭露國民黨破壞團結的行為，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是這樣打平下去的。

　　這就是說，大家都擁護英、美、蘇三個國家團結，三個國家也會團結。為什麼會團結?因為全世界人民覺悟了，因為這一團結現在能夠保證打敗法西斯，將來能夠保證世界的進步。

　　打日本要打到哪一年終止呢?這是大家關心的問題。現在美國把菲律賓佔領了，會不會在中國海岸登陸?日本是不是在幾個月之後就會倒?看樣子幾個月它還不會倒，因為日本法西斯手裡現在還有東西，它不和美國人打硬仗，留下本錢慢慢打，它就是這麼一個計策。

　　日本佔領了中國大片國土，要靠我們把它打出去，要靠我們黨校的同志們畢業之後到華北、華中、華南各個根據地堅持工作，把它打出去。我們現在小米不足，步槍不足，機關槍也不足，軍隊還不夠，根據地還不大，我們還要增加小米、大米，增加步槍、機關槍，增加軍隊，擴大解放區。同志們都要懂得一個道理，這就是世界上的東西，你不去搬它，它就不動。比如這張桌子，我不搬它，它不走，這把茶壺我不拿它，它不起來。日本人也是這樣，要我們「請」他走，他才走的。現在我們的軍隊發展了，我們的解放區也擴大得很快，生產運動在各個根據地也都發展了，但是還不夠，城市工作尤其不夠。正是因為我們的力量還小，日本人他才不走，所以我們要準備力量。

　　國民黨和共產黨能不能夠團結起來?能不能團結一致打日本呢?我們天天要求團結起來。國民黨現在口裡也講要團結起來，因為他們不講不行，但是他們心裡恨我們恨得要死。我這個話是有根據的，不是亂講的。蔣介石親自講過:「共產黨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時候眼睛還是睜著的。」死後眼睛還不閉，一句古話就叫做「死不瞑目」。現在周恩來同志又到重慶去了，同他們再談判。看樣子國民黨是不準備真正解決問題的，說要解決問題就要照他們的辦法，我們提的事情他們一樣也不辦，只是要我們加進他們那個政府裡頭去，去一兩個人到重慶吃大米。我們說，委員長請你辦幾樣事:第一條，廢止一黨專政。他說此事難辦。第二條，成立聯合政府。他說那也不行。第三條，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他說這個可以。我們說這要看是怎樣的合法，在特務制度底下說合法是合特務制度的法。第四條，我們說你那個特務機關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說那不行，特務機關好得很。第五條，我們說有些東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壓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這個他也不幹。第六條，我們要他釋放政治犯。我們說，把張學良[3]放出來吧!把楊虎城[4]放出來吧!把葉挺[5]放出來吧!把幾百幾千的共產黨員放出來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條，叫做一個也不放。還有一條，我們說你把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兵撤走吧，包圍我們邊區，老百姓不高興，你打日本沒有兵力，就把你在華北、華中打我們的軍隊開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幹。最後一條，我們說我們這個解放區你贊成不贊成?要求你承認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這一條也是談不好的，去年就談過。他說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說，留下四個師，其他的統統解散。我們提出了八條，他一條都不辦。我們說，你先辦兩三條或者先辦三四條吧!他說一條也不辦。談判情形就是這樣。

　　總而言之，同志們，趕走日本侵略者，要靠我們在座的同志，靠我們在西北、華北、華中、華南工作的同志們，靠中國人民多搞小米、大米，多搞步槍、機關槍，多搞軍隊，擴大解放區，在日本佔領區組織遊擊隊，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展民主運動。做這些事就靠得住，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英、美、蘇三國的團結等，都只是條件。

　　時局問題就講這些。

　　二　山頭主義問題

　　大家正在討論山頭主義問題，這是一個事實上存在的問題。我們這個黨是由很多部分結合起來的。所謂山頭，這是中國社會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的產物。中國這個社會，人民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因為受壓迫就要革命。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家，交通很不方便。內戰時期，黨以及革命隊伍被敵人割開了，分為一個白區、一個蘇區。白區有這個省那個省，蘇區有這個蘇區那個蘇區，時間很長，達十年之久。抗戰時期也是這樣，時間很長，有八年之久，也是這個根據地那個根據地。我們中國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辦法，劃了很多方塊，這不是我們自己劃的，是敵人給我們劃的。

　　像我們現在這樣的黨校，內戰時期沒有辦過。現在西北、華北、華中、華南、東北，全國各處大概都有在我們這裡學習的。但是，我們的根據地還是被敵人分割的，不是連成一個整體的。一個地方的革命黨、革命軍隊起來打敵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個集團、各個山頭。所以我說山頭主義是中國社會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殊情形的產物，應該承認這個東西。要消滅這個東西，需要我們開辦黨校來分析，來講清楚。但是，只有在將來全國勝利了，有了大城市，到處交通很便利，報紙能夠銷到全國，電訊能夠通到各地，開會也很方便，那個時候才會徹底消滅山頭主義。現在不僅我們黨校討論山頭主義，延安各個機關也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提倡各個機關開會，曾經在各個根據地奮鬥的人、各部分軍隊的人開會，檢討歷史，進行自我批評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要消滅山頭，使它溶化，全黨都變成一個整體。而各個部分檢討歷史，要在一個前提下，就是指導思想必須是正確的，這樣檢討才會有益處，才會有益無害。

　　什麼是正確的指導思想呢?我提出幾點意見，請大家討論。

　　首先是從團結出發，從團結全黨出發，從團結一百萬黨員出發，從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以及討論其他任何別的問題，就是這個出發點，或者叫做立場。還有什麼別的出發點、別的立場沒有?沒有了。為了全黨與全國人民的利益，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就是我們的立場。

　　第二是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評，批評自己也要批評別人。我們分析一個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兩個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哪些是應該發揚的，哪些是應該丟掉的，這就是批評。對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歷史加以分析，這是自我批評；對別人進行分析，就是批評別人。被批評的時候總會有些不舒服和難過，這是正常的。現在中央有決議案，提倡大家講話，無論是什麼時候，你們凡是看到工作中間有缺點，有毛病，你們就講。我們工作中間一定會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確的就要承認它正確，做得不正確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上次在這裡講過的兩條: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正確的東西就是真理。所謂真理就是在我們鬥爭實踐中被證明了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東西，它適合人民的要求，使我們取得鬥爭的勝利。已經被客觀事實證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認，而且要堅持；如果有人反對這樣的真理，我們就要解釋，就要批評。認識了的真理就一定要堅持，如果不堅持會怎麼樣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爛就是把中國人民打爛，把中國無產階級打爛，把共產黨打爛，革命就會失敗。所以大真理也好，小真理也好，整體真理也好，部分真理也好，凡是真理都應該堅持。還有一個東西叫做錯誤，這就是在人民鬥爭中間不適合的，在鬥爭中間講的話不對的，做的事跌了跤子的，寫的決議案或者全部不對或者部分不對的。錯誤的東西應該丟掉，人民不需要的東西應該丟掉，沒有理由保持下來。在實際工作中行不通的，話講錯了，事做錯了，決議案寫錯了，就應該修正。如決議案有十條，九條不錯，一條錯了，那錯的一條就要修改，這叫做修正錯誤。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要不要採取這種態度?要的。一個共產黨員要不要這樣呢?要這樣的。在黨校學習要不要這樣呢?要這樣的。這就叫做公道。堅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錯誤也是公道。這就是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的辯證法。辯證法最基本的一條叫做矛盾的統一，一個統一的東西可以分為兩個方面，比如對的和不對的，不承認這一條，就是不承認辯證法。如果有人認為他是不能分析的，那他就沒有作自我批評的精神準備。許多同志因為沒有這種準備，毫無主動性，經常是被動的。我們要提倡主動性，經常檢查自己所做的事、所說的話、所寫的決議，把自己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正確的要堅持，錯誤的要改正。有了這樣的精神準備才能辦好事。我們黨校就提倡這一條。黨校出去的同志，都採取一致的態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並且到處宣傳，對你前後左右的人宣傳，到哪裡就跟哪裡的人宣傳。這樣，事情就好辦了。當然，自己看不到的缺點、錯誤還很多，那就要準備請人家講。缺點錯誤，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有則說之，無則不說；講對了很好，講出了真理；講的不對也不要緊，言者無罪。

　　同志們!我們奮鬥了二十四年，革命還沒有勝利，這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太大了。國家太大就出現一個革命的長期性。國家太大了敵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沒有勝利，北伐戰爭沒有勝利，國內戰爭沒有勝利，抗日戰爭也還沒有勝利。現在到了這樣的時候，就是有可能勝利。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有一百多萬黨員，這就是要勝利的條件。從客觀條件(國際條件、國內條件)來說，有勝利的可能，但是還要有主觀的條件。主觀條件是什麼?就是我們要不要勝利，我們思想上有沒有準備，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時期是怎樣失敗的?客觀原因是帝國主義力量強大，主觀原因是我們沒有精神準備，思想糊塗，政策錯誤，就失敗了。內戰時期也差不多是這樣，白區工作、蘇區工作都沒有取得勝利，客觀條件是由於帝國主義力量太大，國民黨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條是我們黨在政治上還非常幼稚，精神準備不夠。這兩個時期留下了寶貝，這個寶貝就是人。第一個時期留下的人很少了，是不是還有一兩千人，要調查一下。人雖然很少，但這是一堆寶貝，一不是金，二不是銀，比金銀還貴重。第二個時期的人便多一些了，有多少呢?現在還保存下來的黨員有兩萬左右。第二個時期包括第一個時期有兩萬人或者兩萬人多一點，這一批人是很可寶貴的。現在我們有一百多萬黨員，是哪裡來的?是土裡長出來的，種子就是那兩萬多人。前兩個時期我們做了正確的事，也做了不正確的事，叫做跌跤子。我們把內戰時期的歷史檢討了一下，有些同志還檢討了大革命時期和抗戰時期，這是很好的事情。檢討的目的在於得出經驗教訓，不在於把責任加在個別同志身上，因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沒有好結果，把同志放在磨子裡頭磨成粉，有什麼好處呢?能不能解決問題呢?不能解決問題。

　　中國共產黨經過多年的實踐，學會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並且要從團結全黨出發。從團結全黨出發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評是第二，然後再來一個團結。團結、批評、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方法，這就是辯證法。如果事情沒有搞好，原因在什麼地方?原因就是沒有照辯證法辦事。鄧小平[6]同志講:事情怎麼樣辦?照辯證法辦事。我贊成他的話。你們各部分開會，檢討歷史，大革命時期也好，內戰時期也好，抗戰時期也好，那部分也好，這部分也好，第一個出發點就是團結。講團結那就一團和氣吧，開會喊一聲「團結」，再喊一聲「團結」，不就完了嗎?照辯證法辦事就還沒有完，要分析，要批評，要搞清問題，分清是非輕重。講團結就要加上分析，並且是精密的分析，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看一下，反復地看，思想醞釀成熟。我們有很多經驗證明，搞錯事情常常是因為看了這個側面，沒有看那個側面，只聽這一面的話，沒有聽那一面的話。人為什麼要長兩個耳朵，長一個豈不好嗎?這很可以研究一下，我看長兩個耳朵的好處是:這個耳朵聽這一面，那一個耳朵聽那一面。團結加上分析，對各種矛盾的意見、不對頭的意見，對每個人的意見，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對的，只是句把話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對的，一部分是不對的；或者全部是不對的。分清是非，然後落在一個地方，就是團結。我們講團結，是從團結全黨出發，不是從團結一個山頭出發，不是從團結小部分人出發。如果不謹慎，頭一步走得就不對，就不是為了團結，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評工作也不很妥當，那末，落下去的地方就必然是不團結。這種情況，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不少。瞭解這些歷史很有好處，它教育了我們，使我們覺悟了，盲目性逐漸減少了、去掉了。我們有了現在這樣一套正確的方法，這對於我們準備在中國的勝利，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用這樣的方法來進行學習和研究，會不會達到勝利呢?會要達到勝利的。這幾年全黨的工作中有一個整風，就是要在思想上準備勝利，很快我們黨要開七大，也是在思想上準備勝利，準備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客觀條件有了勝利的可能性，我們現在要加緊主觀條件的準備。

　　在山頭主義問題上，各位同志還要注意一點，就是你們畢業以後到每一個地方都要估計到各種情況。王震[7]同志率部南下出發時，我對他講:第一條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條叫要看到困難。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難，這是辯證法，是矛盾的統一。又是光明又是困難，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講光明就講光明嘛，又講什麼困難?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這樣的時候，只講光明，講不得黑暗，這不是辯證法，沒有照鄧小平同志的意見辦事。我們講光明，同時一定要講困難。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進抗大的學生過五關斬六將，像潮水一樣湧向延安，滔滔而來，源源不斷。我那時不太忙，給他們三天一小講，五天一大講，所講的大都忘記了，但有一點我還記得。我說同志們從廣東、廣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綏遠[8]、新疆，「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抗戰的事是為了國家。我說清涼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義，中國要獨立，要民主，要解決民生問題，這些對不對?很對。有沒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們跑到延安來，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這樣想就錯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是人間，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點沒有講錯，正確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國社會的一部分，這個地方有很多缺點，我對他們說了七八條，並說你們要裝進頭腦裡去。不然三五個月後，你們畢業時就要長歎一聲說:「早曉得是這樣的延安，老子就不來了!」果然，後來有人寫文章叫《野百合花》[9]，如此等等，那些人大概沒有聽到我講這些話，或者沒有聽進去。以後開了文藝座談會，這個問題講通了。那末，怎樣看延安，怎樣看我們的革命根據地呢?照辯證法的方法，從整體出發。陝甘寧邊區是什麼地方?邊區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的根據地之一也。之二晉西北，之三五臺山，之四太行山，之五……，東嶽泰山，南嶽衡山，還有華中、華南，都有中國革命的根據地，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據地。這樣的定義對不對?當然對。在這樣的定義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何一個根據地採取什麼態度呢?首先是萬歲!就是一個萬歲嗎?萬歲之外，思想上還要準備著任何一個根據地還有它的缺點。陝甘寧邊區十年之後還會有缺點，就是全中國革命勝利了，這裡還會有缺點。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已經二十多年了，三個五年計劃也完成了，紅軍相當強大，打仗的時候希特勒都怕得很，但是他們還出了戈爾洛夫[10]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準備。你們出發到各地去，到每一個地方要喊萬歲，九千歲都不行，因為那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據地，做的是艱苦奮鬥的英雄事業。但是同時，你們要有思想準備，準備那裡有缺點，有官僚主義，人多了擠在一個小房子裡，小米、大米沒有那樣多。還有，那6裡不曉得你是團長、旅長，只曉得你有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沒有說一聲「團長同志請坐呀」，不很尊重，也沒有開歡迎大會，讓你坐冷板凳，或者你小有缺點人家話就來了。這樣，你心裡就容易產生一個東西，叫做氣。所以同志們都要有思想準備，準備各種不如意的事，有多少封鎖線，有敵人襲擊，不開歡迎會，開了歡迎會掌聲不夠，稀稀拉拉的幾個巴掌。要講這些喪氣話，但是不是只講喪氣話?不是。我講的頭一條，就是壯氣話，沒有專講喪氣話。但是如果只講壯氣話，只講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實上有缺點，有困難，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訴同志們:不要只說豐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隨意開支票。對同志、對戰士、對人民，要講老實話，是則是，非則非。每一個地方都有缺點、困難，我們要事先估計到那裡的缺點、那裡的困難。到一個地方不要去批評人家，要採取學習的態度，在那裡落下來，工作搞熟了，那裡的人瞭解你了，然後再講有什麼缺點，這樣人家就能聽進去了，人家就會贊成，也會改的。要採取這樣的態度，採取謙虛的態度。現在各個部分開會，領導骨幹要經常商量，指導要恰當，作風要好。這一點很重要。指導恰當，運動就能勝利，會就可以開好；指導不恰當，會就開不好。

　　三　審查幹部問題

　　上次我在這裡講過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沒有聽到，我再講一下。

　　前年和去年我們進行了審查幹部的工作，這個工作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進行過，但沒有像整風以後的最近兩年這樣認真來做。在這個工作中，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犯了許多錯誤，這是兩條經驗。

　　第一條經驗，成績是偉大的，這對於我們黨、對於中國人民準備勝利是有重要意義的。我們的方針有兩條，即採取嚴肅的態度和謹慎的態度。為什麼說在組織問題上我們的党區別於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區別於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因為像共產黨這樣的嚴肅性和紀律性，是任何其他階級的政黨所沒有的。無產階級是被壓迫的階級、手裡沒有權力的階級，要從被壓迫的地位、沒有權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權力，非有嚴肅的紀律不可，必須堅持集中統一、思想一致、行動一致，保持黨的純潔性。』這樣的黨，是自有政黨以來從未有過的模範黨派。在整風以前，同志們都知道，我們黨在思想上並不純潔，有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思想，並且相當濃厚。現在怎麼樣?大有進步了。肅清了沒有?還沒有，還要做工作，所以黨校還要辦。辦黨校或其他幹部學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們黨在思想上是純潔的，是馬列主義的；在組織上也要是純潔的，我們審查幹部就是要在組織上使我們黨純潔。這樣一種嚴肅態度非有不可，但講起來容易，具體採取怎樣的態度時卻經常會忘記這一點，似乎不大嚴肅也不要緊。農業社會的人在觀念上反映農業社會的散漫狀態，自由主義是小生產的反映。同志們，我們黨在七八年中由幾萬人發展到一百多萬人，思想不純潔，組織不純潔，有些壞人混進來了，不純潔的分子混進來了。怎麼辦?我們在組織上應該純潔，應該搞清楚。這兩年的運動怎麼樣?我講有很大的功勞，我們學會了整風、審幹、審查黨員，這方面有很大的成績。有人看不到這一點，他只看到我們犯了錯誤，舉了幾十件幾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幾千件，拿件數來算還不能否定我們運動的性質。這個運動的性質根本上是正確的，它有益於中國共產黨的團結和鞏固，有益於中國人民的勝利。我們把許多問題搞出來了，這是一條經驗，有了這條經驗，將來我們出去，每個人都可以去做建設黨的工作，去整理我們黨的組織使它純潔，整理我們同志的思想使它純潔。一百多萬黨員中，抗戰爆發以後加入的占九十多萬。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我們要不要勝利，要不要在全國勝利?如果要的話，就要有一個有紀律的、思想上純潔的、組織上純潔的黨，合乎統一的標準的黨。《聯共黨史》結束語第一條講要有一個黨，要有什麼樣的黨呢?不是社會民主黨，而是有革命作風的共產黨。我們要看到成績，這一條經驗對於我們全黨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條經驗，就是犯了錯誤，拿件數來算就很多。黨校就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我是黨校的校長。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們，對這條錯誤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個叫做壞處，一個叫做好處，壞處是犯了錯誤，好處也是犯了錯誤。在審查幹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務、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黨派分子，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們對這些人要和氣，和他們團結，他們自動講出的也好，被逼出來的也好，只要講出來，我們就歡迎，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我講的話是算數的，發出去的支票是要兌現的。一個支票——一個不殺，這一條兌現沒有?還不是兌現了!現在如果口頭講一個不殺，結果殺了兩個，那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確我們是一個也沒有殺。要分清是非輕重。是則是，是特務、叛徒、自首分子、其他黨派分子，怎麼辦呢?團結他抗戰。人家現在願意抗戰，過去走錯了路，現在不再走，就算了。我們宣佈這一條，主要是幫助這些走錯了路的同志。因為黨過去有很多缺點，人家害怕，不敢講，就沒有講，現在講出來就很好。對於戴錯了帽子的，把非當做是的，怎麼辦?非則非，取掉帽子，賠一個不是。黨校也搞錯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這樣的同志，我賠一個不是。那末，被戴錯帽子的人應取何種態度呢?當著我們給他戴帽子的時候，他應該生氣吧!他想我不是特務、叛徒為什麼給我戴上這種帽子?亂戴一頓，這樣對不對?這樣不對。現在我把帽子給你拿下來，賠一個不是，你應該採取何種態度呢?你應該還我一個禮吧!現在我向你敬禮，你不還禮，我的手放不下來。同志，過去把你當特務、叛徒，不是當同志，我們搞錯了。本來這種憤怒之火要向著敵人而不是向著同志，可是結果是向著了同志，這叫做錯了。但是，開始的動機、目的是向著敵人，整個運動的方向是向著敵人，不是向著同志，因此凡是戴錯帽子的都取下來。所有這些被戴錯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們沒有道理，所以你在這點上應該把心安下來。同志們，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給人戴錯帽子取下來的事有沒有?有。但是像我們去年採取的那樣的態度，過去就很少，過去搞錯了把帽子取下來就不理了。所以我說，在審查幹部工作中，對被搞錯了的人承認錯誤，賠一個不是，這是我們的進步，是我們全黨的一個進步。我們對人民講的話，作出的決議案，制定的這樣那樣的政策，都是這樣，凡是搞錯了的，都要修正錯誤，賠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地賠不是。我們要有這樣的態度。這叫做什麼態度?自我批評的態度。斯大林寫了一本書叫《列寧主義概論》，講列寧主義的方法論有四條，其中有一條就是自我批評。我前面講的山頭主義問題，講來講去就是講自我批評這個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第二個步驟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國革命要勝利，我們就要採取這種態度。犯錯誤本身有兩個方面:第一是犯了錯誤，不好。第二是犯了錯誤之後又會變成經驗，比如以後再來審查幹部，雙方都有了經驗。給別人戴錯帽子的同志，因為犯過錯誤，以後再給別人戴帽子時，就會比過去謹慎。被戴錯帽子的同志，以後給別人戴帽子時，也會謹慎，因為他吃過虧。將來我們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審查幹部，做反奸工作時，就會好得多。所以，我說是兩條經驗:一個是成績，一個是缺點，這兩條都有用處，成績要發揚，錯誤要修正。我們採取嚴肅態度和謹慎態度，這是兩條戰線的鬥爭。嚴肅態度是反對右傾，不嚴肅就是右傾、自由主義；謹慎態度是反對「左」傾，不謹慎就出亂子。

　　我要講的主要問題講完了。

　　上次我在這裡講到各部分革命團體，講到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四方面軍，每一方面軍裡頭又有各個部分，其中講得不完全，還有一個十五軍團講漏了。在我報告以後，有一個同志寫信給我，說十五軍團從前有過很大的犧牲，應該講到它。今天我想補充講講那天沒有提到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於南方、北方問題。這個問題我早已注意到了，那天忘記提了。現在在西北、華北、華中這三個地方工作的同志，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外面來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這個問題為什麼要提一下?因為要使得我們的同志注意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性質就是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在抗戰時期發生亂子和磨擦的很多，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我想外來同志首先要有一種認識，要認識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地的本地同志們的功勞和他們的長處。我過去沒有講清這點，沒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風後我才講這個問題，綜合了好多經驗。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華北、華中，現在還活著的不到二萬人，他們有很大的功勞，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應該感謝他們，西北的人民，華北、華中的人民，應該感謝那些南方的老布爾什維克。中國革命長期在南方發展，到了抗戰時期才轉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榮的。但是同志們，這些革命都失敗了，太平天國失敗了，辛亥革命失敗了，北伐戰爭失敗了，土地革命失敗了，都失敗了。又有光榮，又有困難，還是講兩方面。南方有老布爾什維克，北方也有老布爾什維克，並且也不很少，陝甘寧邊區就有，華北也有一大批，陳毅[11]同志講華中也有。南方的老布爾什維克，不要以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我們要認識這個陝甘寧邊區，它有缺點，叫做「地廣人稀，經濟落後」，但是只有陝北根據地保留下來了，其他的根據地都丟了。陝甘寧邊區的作用非常大，我說它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樞紐，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長征結束以後，起是從這個地方起的，轉也是從這個地方轉的。萬里長征，腳走痛了，跑到這個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腳點。我們不是要永遠住在這裡，這個地方是落腳點，同時又是出發點。你們等兩天就要走，將來中央也要走。抗戰以來，我們的隊伍除新四軍外，都是從這裡出發的，最近王震又是從這裡出發的，戴季英[12]也是從這裡出發的，北方的隊伍都是從這裡出發的。在北方，在華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黨員，像彭真、薄一波[13]，當然還有很多，他們在班房裡頭同敵人鬥爭了許多年。在北方、在華北的地方黨也發動過一些暴動，雖然是失敗了。許多同志經歷過三個時期，即北伐戰爭、國內戰爭、抗日戰爭。聽陳毅同志講，華中也發現當地有這樣的同志，特別是蘇北、蘇南。這個問題為什麼要提一下?就是我們的同志應該看到這個問題，外來的同志應該看到這一點。不但南方是光榮的，我自己是光榮的，華北也是光榮的，華中也是光榮的；不但一方面軍是光榮的，二方面軍是光榮的，四方面軍是光榮的，陝北紅軍也是光榮的。各部分裡頭的每一部分都是光榮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榮。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榮。抗戰時期入黨的有九十幾萬人，這應當引起幾萬外來幹部的注意和重視；同時，這九十幾萬人應該感激這幾萬人，因為他們教會了我們關於戰爭這一套經驗。

　　第二個問題，關於大後方黨的問題。大後方黨大概有十萬人，是周恩來同志、董必武[14]同志還有在座的許多同志他們負責領導的。在前年審查幹部的時候，有的同志覺得那些地方的黨不大靠得住，「紅旗政策」[15]很多。根據去年甄別的結果，事實上證明也應該是兩條:首先應該採取嚴肅態度，因為在國民黨統治底下，有壞人混進來破壞我們，一些壞人混進來了，一些不純潔的人混進來了，我們今天應該承認這一條。第二條不可誇大，切記不可以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現在還無法計算，等將來全國勝利後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計可以作，十萬人裡頭大多數應該說是好的，不是特務。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在那裡大批的是農民同志，國民黨就是在被它破壞了的地方，對他們也不大注意，我們又採取疏散的方針，到處散了，一盤散沙，所以就能隱蔽下來，就可以不被破壞或者少被破壞。此外，還要估計到國民黨的官僚主義，不要把國民黨看得神乎其神。我們對自己內部要搞清楚，大體上是這樣兩條:一條承認地方黨有問題；一條承認大多數的同志是好的，是沒有問題的，是純潔的，少部分是不純潔的，有問題的。這樣的估計應該作出來。應該講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績，總的說來在抗戰期間有成績。在戰略方面來說，只有根據地也不行，要有三個方面——解放區、淪陷區、大後方，三位一體，缺一不可。

　　最後，關於白區工作問題。這個問題我從前沒有想到，那天陳毅同志告訴我有這樣一個問題，他提得很對。從前我們批評內戰時期白區工作的領導路線有問題，有某些時候應該說是有錯誤，因而使白區工作受了很大的損失。過去說損失百分之百，現在看沒有到那樣的程度，還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損失了。領導路線是錯誤的，應該受批評。批評的目的，是為了今後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樣的錯誤，並不是說所有在白區工作的同志、幹部沒有功勞。這就像南方根據地丟掉了，並不等於說紅軍戰士和幹部、地方同志和幹部他們沒有功勞，沒有艱苦奮鬥、英勇犧牲一樣。白區工作的同志中，沒有坐過班房還活著的、沒有坐過班房犧牲了的、坐過班房還活著的、坐過班房犧牲了的這幾部分人，他們為黨為無產階級作了英勇鬥爭，他們拿著命去拼，因為這樣才坐了班房，少數僥倖逃脫的沒有坐班房，應該估計到他們鬥爭的成績。

　　這三個問題，因為上次沒有講今天補充一下，我想講的問題就是這些，完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報告。

　　[2]指克裡米亞會議，又稱雅爾塔會議。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蘇、美、英三國首腦在蘇聯克裡米亞半島的雅爾塔舉行會議，協調最後擊敗德國的軍事計劃，討論歐洲的戰後安排和對日作戰等問題，秘密簽訂了《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即《雅爾塔協定》），並發表了《蘇美英三國克裡米亞會議公報》。

　　[3]張學良，見本卷第144頁注[16]。

　　[4]楊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陝西蒲城人。曾任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和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次年六月被迫「出洋考察」，十一月回國後被蔣介石長期囚禁，一九四九年在重慶被殺害。

　　[5]葉挺，一九三七年十月起任新四軍軍長。一九四一年一月在蔣介石發動的皖南事變中被扣押。

　　[6]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委員。

　　[7]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上旬，王震、王首道率八路軍南下支隊從延安出發，王震任司令員。

　　[8]綏遠，即綏遠省，一九五四年撤銷，原轄區劃歸內蒙古自治區。

　　[9]《野百合花》，見本卷第121頁注[4]。

　　[10]戈爾洛夫，是蘇聯劇作家柯涅楚克在話劇《前線》中塑造的蘇聯衛國戰爭期間一個前線總指揮，他脫離實際，不肯學習新知識，又好擺老資格。

　　[11]陳毅，當時任新四軍代理軍長，這時正在延安準備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12]戴季英，一九0七年生，湖北黃安（今紅安）人。一九四四年十月被任命為八路軍河南軍區政治委員，同司令員王樹聲從陝北率兩個團及大批幹部進入河南，建立河南人民抗日軍。

　　[13]彭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九年任中共順直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同年六月被捕，一九三五年出獄。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等職。薄一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太原地委組織部部長，一九二九年被捕，一九三六年出獄。抗日戰爭時期，任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一總隊政治委員、中共太岳區委書記、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書記等職。

　　[14]董必武，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

　　[15]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特務機關曾開辦和組織一些偽裝進步的報社、書店及文化團體，甚至組織假共產黨，誘捕進步青年和共產黨員，迫其自首，再讓他們加入或留在共產黨組織內部充當內奸，同時又派遣幹探，以「左」的面目混入共產黨機關內潛伏，伺機破壞。國民黨的這種反共策略被稱為「紅旗政策」。在延安整風審幹期間，曾出現過對這方面的敵情估計過於嚴重，反「紅旗政策」擴大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