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赫爾利的談話[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

　　我們歡迎赫爾利將軍到延安，並感謝赫爾利將軍幫助中國團結抗戰之熱忱。中國的事情很難辦，這一點在中國多年和來延安已有一些時候的包[2]上校知道得很清楚，還有許多美國朋友也都知道。中國有豐富的人力、物力，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團結。但是要團結必須有民主，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在民主基礎上團結全國抗日力量。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國正面戰場上打得不像樣子，這是因為中國缺乏民主。現在赫爾利將軍到來，幫助中國人民一手，促進中國民主團結，我們極表歡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國西南進攻，美軍打到菲律賓需要中國配合，但國民黨當局所負責的正面戰場卻天天打敗仗。中國人民和盟國朋友都非常著急，希望經過赫爾利將軍的努力幫助，中國局勢能有一個轉機，就是從破壞團結、破壞戰鬥力、破壞民主、和同盟國[3]關係搞不好的方向，轉變到加強團結、加強戰鬥力、加強民主、和同盟國關係搞好的方向。經過赫爾利將軍幫忙，能做到這一點，這是全中國人民都會感謝的。

　　今天上午赫爾利將軍說要自由的、公開的、坦白的談話，現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來談一談。

　　直到現在國民黨還是一個大政黨，擁有龐大的軍隊，這個軍隊在抗戰頭兩年打仗打得比較好，現在總算也還在打日本，國民黨當局還沒有最後破裂民族團結，這是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們一向願與蔣先生合作打日本，我們從未放棄過這一條。但是，還應當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國的困難、缺點與嚴重危機。如果不看到這方面，就不能解決問題。現在中國政府的政策(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希望有所改變)是不利於全中國人民的團結的，是妨礙全國人民起來打日本的。

　　中國現在分為三個區域:敵佔區，中國共產黨人與非党人士所領導的解放區，國民黨直接統治的區域。

　　對於第一種區域，即敵佔區，國民黨當局是不管的；對於如何在這個地區內組織地下軍以期配合盟軍登陸作戰，國民黨當局也是不管的。

　　對於第二種區域，即解放區，國民黨當局則是拼命妨礙、限制、縮小、消滅，但是解放區還是天天生長。你看解放區為什麼這樣廣大，這就是八年來廣大人民艱苦戰鬥的結果。他們前面要打日本，同時後面又有國民黨破壞，他們是處於被前後夾擊的非常困難的環境中。關於國民黨如何對解放區施行包圍、進攻和派遣特務搗鬼等等，可以說是千方百計，一言難盡。

　　在第三種區域，即國民黨直接統治的區域，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尤以軍事危機為甚。自今年四月起，在日寇進攻面前，國民黨軍隊已由二三百萬減至一百九十五萬。大部分國民黨軍隊是打不得仗、一觸即潰的。在大後方，民不聊生，土匪橫行，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從未有像今天這樣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學教授、學生、小黨派人士以及國民黨員，都對當局不滿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國三個地區的概況，希望盟國朋友能瞭解真相。

　　現在日寇進攻中國西南，美軍打到菲律賓急需中國配合，我們怎樣才能很快解決問題，來團結全中國一切力量，配合盟國迅速打敗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上午赫爾利將軍說，美國要增加一點力量，來幫助解決這一問題，我們中國人民對此非常高興。

　　關於如何解決，赫爾利將軍曾提出幾個要點[4]希望作為形成協定的基礎。我們感覺還有這樣一些問題，雖然還沒有形成條文，值得提出來談一談。

　　中國大多數人民，包括我們共產黨人在內，首先希望國民政府的政策和組織迅速來一個改變，這是解決問題的起碼點。如果沒有這一改變，也可能有某些協定，但是這些協定是沒有基礎的。因此必須改組現在的國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黨派和無党無派人士的聯合政府。同時，現在政府的不適合於團結全中國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須有所改變，而代之以適合於團結全中國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為了挽救國民黨直接統治的區域的軍事、政治、財政、經濟各方面的嚴重危機。解放區雖然非常困難，但是沒有危機。如果不改組現在的國民政府，就無法振作大後方軍隊的士氣，就無法挽救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嚴重危機。國民黨總是埋怨盟國軍火接濟不夠，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組，老的政策不改變，雖有大量坦克、飛機等新式武器，也是無濟於事的。國民黨統治的各種機構，腐敗達於極點，改組政府，首先是為挽救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危機。如果國民黨自以為大權在握，不肯改變，人家有什麼辦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機，便會無法挽救。

　　關於「政府民主程序」一點，我感覺似乎首先應當改組國民政府，成立聯合政府，改變政策。可是蔣先生歷次所表示的，卻是想拖，拖到戰爭結束後一年以內，才來辦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組政府和成立聯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這樣下去，只有把危機拖長和擴大，使國民政府有崩潰之危險。對於這一危險，不只我們共產黨人，就是外國朋友，如許多外國記者，都是感覺到的。

　　因此，國民黨統治區域危機的來源，在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與腐敗機構，而不在於中國共產黨的存在。

　　現在看一看我們共產黨人如何工作。

　　在淪陷區，我們組織地下軍，準備配合盟軍作戰。

　　在解放區，我們進行公開工作，組織人民，實行民主，堅持抗戰。我們從不妨礙國民黨，而國民黨卻來妨礙我們的抗日民主活動，在一百九十五萬國民黨大軍裡面，有七十七萬五千人被用來包圍我們，其中有一部分在進攻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還是用一切力量對日作戰。

　　在國民黨區域，當局見到共產黨人，非捉即殺。從一九三九年起，我們在那裡的党便被迫成為地下黨。只有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的少數共產黨人還被允許公開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數共產黨人可以公開活動；在大後方其他各地，我們的黨都被迫在地下工作。雖然如此，我們一不罷工，二不罷市，三不罷課，我們還是擁護國民政府打日本。

　　因此，我願重說一遍:國民黨統治區域危機的來源，在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與腐敗機構，而不在於共產黨的存在。

　　相反的，我們在敵後戰鬥的六十三萬軍隊和九千萬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這樣保護了大後方；假若沒有這個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國民黨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六月間國民黨當局提出了一個方案[5]，要取消我們軍隊百分之八十，還要取消解放區的民選政府，這方案如果實行，就沒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國民黨自己。

　　上午赫爾利將軍所提的要點中，有一條說改組我們的軍隊，說在改組後我們的軍官和戰士將獲得和國民黨軍隊一樣的薪俸和津貼。這一條主要地恐怕是蔣先生自己寫的。我以為應當改組的是喪失戰鬥力、不聽命令、腐敗不堪、一打就散的軍隊，如湯恩伯、胡宗南[6]的軍隊，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現在美軍觀察組[7]，在參觀陝甘寧邊區、晉西北、晉察冀等抗日根據地。我們在敵後有幾十個根據地，大的有十七個。我們願意你們組織幾百個人的觀察組，到各根據地去看看來做出結論，應當改組的究竟是哪一種軍隊。中國人民的公意是，哪個軍隊腐敗，就應該改組哪個。關於薪餉待遇，國民黨軍隊的士兵饑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動，士兵月薪五十元，只夠買一包紙煙。我們的軍隊，吃得飽，穿得暖，走起路來蠻有勁。現在要我們拿同國民黨軍隊一樣的薪俸，那不是要我們軍隊也和他們一樣吃不飽、穿不暖，走路都沒有力嗎?這如何使得呢?

　　我們的意見大要如此。對赫爾利將軍為了幫助中國而不辭勞瘁長途跋涉的熱忱，我們在延安的人們深表感謝。關於中國三個區域的實況，我們感覺到有告訴你的必要。

　　在不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及不妨礙民主的基礎上，我們願意和蔣介石先生取得妥協，即使問題解決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們並不要求一下子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要破壞解放區的抗戰力量和妨礙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願意和蔣介石先生見面，過去有困難，沒有機會，今天有赫爾利將軍幫助，在適當時機我願意和蔣先生見面。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刊印。

　　注釋

　　[1]赫爾利（一八八三——一九六三），美國陸軍少將。一九四四年九月以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身份來華，「調處」國共關係。同年十一月七日帶著經蔣介石修改、同意的題為《協議的基礎》的文件飛抵延安，在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　、朱德、周恩來進行了三天的會談後，表示贊同中共關於廢除國民黨一党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雙方共同擬定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草案）》。但是，蔣介石拒絕這個「協定」，赫爾利即跟著變卦，支持蔣介石的意見，背棄他在延安的諾言。以後，赫爾利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在國共兩黨多次接觸和談判中，他總是企圖施加壓力，迫使中共接受國民黨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並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發表聲明，宣稱美國政府只同國民黨合作，不同共產黨合作。本篇是毛澤東同赫爾利第二次談話的主要部分。

　　[2]包，指包瑞德（一八九二——一九七O），美國陸軍上校。當時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美軍觀察組組長。

　　[3]同盟國，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同對德、意、日軸心國作戰的中、蘇、美、英、法等國家。

　　[4]赫爾利帶來的《協議的基礎》的主要內容是：一、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工作，來統一在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二、中國共產黨軍隊將遵守與執行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三、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原則，雙方將遵行為了提倡進步與政府民主程序的發展的政策。四、在中國將只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一個軍隊，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與一切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組時，將依照他們在全國軍隊中的職位得到一樣的薪俸與津貼，共產黨軍隊的一切組成部分將在軍器與裝備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地位，並將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中國一切政黨將獲得合法地位。

　　[5]見本卷第135頁注[7]。

　　[6]湯恩伯，曾任國民黨軍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魯蘇豫皖邊區總司令，因在河南作戰中潰敗，當時貶任國民黨軍黔桂湘邊區總司令。胡宗南，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7]美軍觀察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駐延安瞭解中國共產黨政治、經濟、軍事情況的調查組，該組的第一批人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到達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