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林伯渠[1]起草的複王世傑、張治中[2]的信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雪艇、文白兩先生大鑒:

　　九月十日兩先生來函，及在這次參政會[3]上雙方關於談判經過的報告，和蔣主席在參政會上對於本問題的表示，均已報告我黨中央。茲將複示以下幾點，奉告兩先生，並請轉達國民政府蔣主席及貴黨中央。

　　(一)我們對於蔣主席在參政會上表示繼續用政治方式解決問題一點，表示欣慰。因為國內一部分強有力的人士，對於內戰的準備，並未放鬆，內戰危機，依然存在。並且愈到反攻之時，危機將愈嚴重。按照他們的計劃，是要把反攻與反共合併舉行，以達其所謂一舉兩得之目的的。但是蔣主席在參政會上有此表示，足使我們及國人暫時放心。對於參政會所組織的延安視察團，我們表示歡迎。對於兩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駕。至於兩先生問是否能派負責代表偕返重慶一節，要看延安談判結果如何而定。但可確告者，只要國民政府與國民黨方面不拒絕繼續談判，又能保障來往自由(至今天為止是沒有這種自由的)，即使無人立即出來，不久一定會有人出來。雖然周恩來、董必武[4]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5]師長來渝，祖涵此次來渝又已五月，無一人獲有談判結果；但是只要還有一線希望，我們總是有人來談判的。

　　(二)鑒於目前抗戰形勢之危急，而國內一般情況遠未走上適合抗戰需要之軌道，不論在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到處都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政府與人民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軍官與兵士之間、軍官與軍官之間、軍隊與軍隊之間無一不發生異常嚴重的脫節現象，全國人民皇皇不可終日，煩悶、苦惱與怨恨的情緒與日俱增，大家感覺沒有出路，在此種種情況下，以致軍心動搖，民心離異，以致不能停止敵人的進攻，不能配合盟國的反攻。造成這些嚴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一黨獨裁制度下完全沒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動員與團結全國抗戰力量，不能鞏固軍心民心，不能使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符合抗戰、民主與團結的需要。現在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並由這個政府宣佈並實行關於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這樣的新政府，但決不是請客式的、不變更一黨專政實質的、不改變政策的所謂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發出積極抗戰的軍令與民主主義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增強抗戰力量，停止敵人的進攻與實行我們的反攻，也才能實行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大會與實現民主選舉的政府。有了這樣的新政府，國家統一也就可能實現了。如果一黨專制的局面繼續不變，則無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種危機只會增大，人民不能動員，抗戰不能勝利，離心離德的危險現象無法克服，國家統一斷乎不能實現。我們這個建議，實是代表全國人民的要求，即貴黨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這個建議，祖涵已在此次參政會內正式提出，茲特重申此意。兩先生歷次談話與函件，對於實行民主，全屬敷衍之詞，使人感覺不到任何誠意。即九月十日來信，仍是如此。此計不決，則兩黨談判即使可能解決若干枝節問題，至於關係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必不能獲得徹底解決的。

　　(三)兩先生九月十日來信中有「要求與時俱增」一項責備之詞，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師長所提四項[6]，時在一年半之前，當時已為政府拒絕，林師長空勞往返。五月間祖涵在西安與兩先生所談，約定各呈報自己中央請求指示，祖涵與兩先生均無權作最後決定，故只有六月四日(於六月五日由祖涵面交兩先生的)敝黨中央所提正式十二條與委託祖涵所提口頭八條[7]，才是敝黨中央的意見。且西安所談，原約定雙方簽字呈報雙方中央，但祖涵簽字後，兩先生不願簽字，應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後又引為根據?兩先生此種作法，說得客氣一點，叫做不友好態度；說得正確一點，叫做玩弄無謂的手腕，是只會影響問題的解決的。至於「華中華南」四字，明是電文脫落，後經校正，故即補上。華中、華南廣大解放區人民抗日政權之存在，已曆多年，豈有不要政府承認之理?

　　(四)綜觀兩先生九月十日來信，仍如政府提示案[8]及兩先生前次來信一樣，不從抗戰利益出發，故總是不著邊際，毫無結果。除前述實行民主一項關係國家興亡之大問題外，關於廣大中國解放區軍、政兩項要求國民政府承認問題，亦複如此。現在再一次明告兩先生:全部敵後解放區的軍隊與政權是一定要請國民政府承認的，而且一定會「與時俱增」。因為整個敵後戰場的戰爭情況，與正面戰場恰成相反的對照，在正面是節節敗退，在敵後是節節勝利。十八集團軍、新四軍與華南抗日縱隊是在一天一天地發展，收復的國土、解放的人民與民選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這些難道國民政府與國民黨都不喜歡嗎?難道蔣主席也不喜歡嗎?不見得吧!不管國民政府、國民黨承認與否，萬惡的日本強盜總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國土的。我們所以請求承認，是要求統一，要求國民黨、共產黨及全國一切抗戰力量，都在民主基礎之上，而不是在獨裁基礎之上，統一團結起來，好配合盟國早日把日本強盜打倒。如果你們堅持不承認主義，或少承認主義，祖涵以為是不妥當的。為什麼打勝仗的軍事力量你們不要，打敗仗的軍事力量你們盡要呢?為什麼收復的國土你們不要，反加責備，而幾個月之內從鄭州到桂林喪失如此廣大國土，你們反而不可惜，不加責備呢?我現在敬告兩先生，並請轉告國民政府與蔣主席，請你們嗣後再也不要討厭我們共產黨人請求你們承認打勝仗的軍隊與收復的國土了，因為這種嫌惡情緒是很不合於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鑒諒!

　　林祖涵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釋

　　[1]林伯渠，名祖涵，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這時正在重慶進行談判。

　　[2]王世傑，字雪艇；張治中，字文白。均參見本卷第134頁注[3]。

　　[3]參政會，指國民參政會，是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決議成立的最高諮詢機關。參政員由國民黨政府指定，其中國民黨人占大多數。中國共產黨參政員為毛澤東、秦邦憲、陳紹禹、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七人。隨著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的發展，國民參政會越來越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御用工具。一九四七年五月舉行第四屆第三次大會後撤銷。

　　[4]董必武，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

　　[5]林彪，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師長，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慶與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

　　[6]見本卷第135頁注[4]。

　　[7]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將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二十條以書面形式送交國民黨代表王世傑、張治中，王、張以二十條如此寫法無異暴露政府之罪狀為藉口，拒絕接收和轉呈國民黨政府。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就修改中共提出的二十條致電林伯渠，指出：「為尊重張、王意見，以利談判，以示我方希望解決問題之誠意，特修改文件內容詞句，請再次提交張、王。」「又二十條均屬事實，請求政府解決極為必要，為尊重他們意見，改為十二條，其餘八條，作為口頭要求，仍請政府考慮解決。」修正後的十二條為原二十條中關於全國政治方面的三條，關於兩黨懸案方面的第一至第七條和第十、第十三條。原二十條意見中的其他八條即作為口頭要求提出。二十條，見本卷第131—134頁。

　　[8]見本卷第135頁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