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大學[1]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同志們!今天延安大學開學。我們這個學校是一個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課程的學校，你們要學政治、經濟、文化，準備將來去做這些方面的工作。這個學校，過去有些部分是分開辦的，現在合起來了。像周揚[2]同志所講的我們的工作中間有缺點錯誤，但是我們的缺點錯誤是暫時的。共產黨人在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一經發覺，就會改正。他們應該不怕自我批評，有缺點就公開講出是缺點，有錯誤就公開講出是錯誤，一經糾正之後，缺點就再不是缺點，錯誤也就變成正確了。過去辦學校辦了多年沒有搞好，現在有了進步，方針、辦法上了軌道，這是同陝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晉西北等各個根據地整個工作的進步相聯繫的。

　　我們的一切工作，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深入中國國土，每一個中國人的任務就是打日本。有些人反對共產黨，和我們鬧彆扭，這些人就違背了這個方針。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兩條心。我們是一條心，開大會是一條心，開小會也是一條心，公開的、秘密的都是一條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據地。整個中國凡是沒有淪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據地，大後方是根據地，華北、華中是根據地，廣東、海南島是根據地，陝甘寧邊區是根據地，我們共產黨在許多地方創造了抗日的根據地。有人說根據地不好，不應該有根據地，這個話不妥當。沒有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就沒有飯吃，沒有地方出發去打敵人。什麼人最恨我們的根據地?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它不喜歡我們的根據地，因為根據地在它後方把它擠出去。我們有了根據地，就要做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等工作。黨校是學習搞黨務的，也有政治、經濟、文化課程，還有一些軍事課，但是比較偏重講黨的理論，黨的歷史和作風。抗大[3]也學政治，也搞生產，也講經濟。現在我們的軍隊都講經濟，三五九旅搞生產，今年要求每個戰士、幹部都要生產六石一鬥細糧，這不是經濟嗎?所有我們的軍隊，搞飯吃，做衣服，修房子，蓋大禮堂、小禮堂，做桌椅板凳，一概都是自己動手，這都是經濟。延大的學習偏重政治、經濟、文化這三門，各個根據地都搞這些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中國變為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剛才周揚同志說要為邊區服務，要為這個根據地服務。可不可以有一個兩個，兩百個，兩千個，到晉西北、太行山、泰山、五臺山的根據地去服務?那裡也叫邊區，大體上我們的根據地都叫邊區。我們是為根據地服務，為什麼不說為全國服務呢?因為你總要落一個地方，像飛機飛上天總得飛回來要落在一個地方，不能到處飛不落地。教條主義是不落地的，它是掛在空中的。我們不要搞教條主義，要腳踏實地地為實際服務。

　　日本是實在的東西，它落在中國有幾十萬軍隊打我們。現在我們各個根據地負擔的敵人很多，抗擊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軍和百分之九十的偽軍。有些人看不見這個事實，誣衊我們好像一個日軍也沒有打，一個偽軍也沒有打。去年《解放日報》發表了我們的一篇文章，叫做《國共兩黨抗戰成績之比較》，那裡頭就有數字，有百分之五十八、百分之九十等。現在我們有四十七萬八路軍、新四軍，其他黨政機關民眾團體的工作人員大概有二十五萬，四十七萬加二十五萬就是七十多萬。現在各抗日根據地直接和間接交公糧的人口一共有八千多萬。過去有一萬萬，後來日軍「掃蕩」，把正面戰場的大量兵力調回來，對正面戰場採取軍事進攻為輔、政治誘降為主的方針，集中力量要把我們搞垮，要把我們摧毀，實行「掃蕩」、「蠶食」、「治安強化」、「三光」政策。「三光」，就是燒光、搶光、殺光。我們也要有一套去對付它，這就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戰爭最殘酷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各抗日根據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解放日報》寫了一篇社論叫《破曉前的黑暗》，號召大家努力來戰勝這個困難。各個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全體努力，實行十大政策[4]，熬過難關。敵後的困難很多，延安也有很多困難，例如《野百合花》[5]問題，只有小米沒有豬肉問題。延大發展生產很好，還要繼續發展，豬肉還要吃得多一點。那天我同周揚同志談，你們大家紡紗，還有各種專門生產，都很好，但我看現在還不夠，還要努力發展。敵後的情況更困難，大體上各個根據地都很困難，因為敵人實行「三光」政策。敵後是非常艱苦的，鬥爭也非常激烈，但是我們站住了腳，堅持抗戰七年之久。這個殘酷的戰爭經過最困難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今年我們又向上發展了。中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為有我們的抗日根據地。當然，如果說大後方這個大根據地一點不救中國，這個話也不妥當。有的人說只有他那個大後方根據地救中國，邊區和敵後根據地不救中國，這就完全沒有道理。你那裡是怎樣救中國的?你們三百萬軍隊只負擔日軍的百分之四十二、偽軍的百分之十，我們四十七萬軍隊負擔卻那樣重。我們的根據地比較小，但是擔子很重，沒有任何接濟，就靠我們黨政軍和老百姓結合起來，一齊努力奮鬥。這次河南戰役[6]，日軍十余萬，國民黨軍隊約四十萬，就不挑擔子，一聽槍響就「向後轉，開步走」。現在許多事情難辦，所以要搞一個辦法，就是民主，這個辦法有的人不贊成。還有一條就是團結，有的人也不搞，他那裡發小冊子，開大會小會，罵共產黨為「奸黨」，八路軍為「奸軍」，邊區為「奸區」，很不講團結。

　　總之，延安大學要為各個抗日根據地服務。根據地的工作上了軌道，我們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黨務各項工作上了軌道，就使得我們的學校也上了軌道。但是過去的缺點一定要克服，教條主義一定要去掉。

　　政治上你們要學習黨的方針和政策，如統一戰線、「三三制」[7]、精兵簡政等。工業、農業、商業、運輸、財政，你們都要學習，現在的方針是要全面自給。「三三制」的執行，前年開高幹會[8]以前右了一點，去年又「左」了一點。我們的方針是非常清楚的、確定的，就是打日本，中國的一切黨派，一切階級，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團體，只要是贊成打日本、同共產黨合作的，不是破壞共產黨的，我們都要團結。這個方針是始終不變的。同志們學政治，就要堅持這樣的方針，團結全國人民，達到打敗日本的目的。

　　經濟上要做到全面自給，幾年以來，特別是去年以來，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發展。全面自給，除了搞飯吃，還要生產各種用的東西。現在邊區政府發了指示，要求邊區人民的所有家庭，一百四十萬人口，三十五萬家，每家有一年餘糧。不僅要防備天旱，還要準備反攻。這個目標去年沒有達到，要在今後兩三年以內實現。我們在延安、在邊區做工作，辦延大，如果使得三十五萬家農民都有一年餘糧，那末我們共產黨就了不得。還有陝北的山頭都是光的，像個和尚頭，我們要種樹，使它長上頭髮。種樹要訂一個計劃，如果每家種一百棵樹，三十五萬家就種三千五百萬棵樹。搞他個十年八年，「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此外，還有工業，現在開工廠代表大會[9]，提出日用工業品要全面自給。邊區工、農、商、學、兵一百五十萬人口，一年需要三十一萬匹布，可是我們現在每年只能生產十萬匹，還差二十一萬匹。我們要在兩三年內完全解決衣服的全部自給，根據過去經驗，這是有把握的。邊區過去的棉花、棉紗、布，都要從外面買，要花幾十萬萬元邊幣，血向外流。如果我們棉花自己種，棉紗自己紡，布自己織，一百五十萬人大家動手，血就不流出去了，我們的經濟就更堅實。每年公家和老百姓需要四百七十萬斤鐵，大部分不能自己生產，又要花幾十萬萬元邊幣從外面買，血又要向外流。現在要求在兩三年之內做到四百七十萬斤鐵完全自給，自己採礦，自己冶煉，並製造必需的機器和農具。我們的工業生產有各個種類，主要的是紡織和煉鐵這兩項。這兩項主要的要做到自給，其他各項也都要自給，這是全面自給。

　　關於文化教育問題，也有很多工作。我們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邊區一百四十萬老百姓，十萬党、政、軍，一共一百五十萬人，都要識字。我們要有文化，才能學習政治，將來當鄉長、區長、縣長都要有文化。邊區的經濟發展了，農民也要求有文化。我們要使邊區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識一千字，搞他十年八年。如果能識一千五百字、兩千字、三千字，那更好。我們至少要做到識一千字，每村要有一個冬學。識字要成為群眾性的識字運動，單靠我們下去教「一、二、三、四」，「人、手、刀、牛、羊」，那是不行的，老百姓裡頭有識一百字的就可以教別人。

　　還有衛生工作。周揚同志說了，要開一個衛生班，學一點東西。每個鄉要有一個小醫務所，邊區一共一千個鄉，一百五十萬人裡頭找出一千個人來學醫，學他四個月、一年也好，然後到醫務所當醫生。近來延安疫病流行，我們共產黨在這裡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銘同志是中醫，還有些人學的是西醫，這兩種醫生歷來就不大講統一戰線。我們大家來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講統一戰線?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還有醫術問題，不能因為治不好病就不贊成中醫或者不贊成西醫。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文化上你們還要學會演戲，扭秧歌，還要學會唱歌，唱黃河大合唱、小合唱，等等。政治、經濟、文化，是我們延大學習的內容，一定要學好，要會做這方面的工作，要為實際服務，不搞教條主義，不脫離實際。

　　周揚同志剛才說到了整風和審幹，這兩件工作有很大的意義，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時也犯了錯誤，正在糾正。除了周揚同志講的以外，我再講幾句。我們有一條方針，叫「一個不殺」。有人還不相信，說不曉得政府哪一天會要殺。真正是特務，過去做了破壞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的事情，搞了情報，只要交待清楚，我們一個不殺。從去年四月到現在，一個也沒有殺。這有沒有害處?沒有害處。對於真正的特務，過去真正的壞人，我們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們的方針是教育人，這個方針是確定了的，我現在再一次向你們宣佈。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論語》上說「言可複也」，意思是說過的話是要實行的。中央決定的方針，既然宣佈了，就要實行，大家可以看。一個不殺，這個意義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殺，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還能做點事情。過去做了壞事的真正的特務，我們希望他自己覺悟，跟我們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如果一百個人中，有一兩個人硬不覺悟，硬不合作，怎麼辦?有辦法，讓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動手，發展生產，豐衣足食，那有什麼壞處?他不覺悟，不同我們合作，頑固得很，我們刀下還留不留人?我們刀下還要留人。為什麼要留?為了穩定多數人，因為殺了他，其他有類似問題的人便要恐慌。你頑固十年，就讓你勞動十年，你頑固二十年，就讓你勞動二十年，你頑固，我們也頑固，就這樣頑固下去。這叫做是則是，非則非。是特務就是特務，要搞清楚，使他們不再做特務的工作，能同共產黨合作打日本。非則非，本來不是特務，搞錯了，給他戴上了特務帽子，我們就要把帽子取下來，要分清是非輕重。「搶救運動」[10]那時候，空氣緊張得很，「搶救」了好些人，許多是搞錯了的，非則非，今天要行脫帽禮，脫去給人戴錯的帽子。共產黨辦事，不明白的時候是會犯錯誤的，明白了以後錯誤就要改正，這樣做才是正確的。搞錯了是壞事，但可以變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現在經過我的手取下給你戴錯的帽子，從這裡我們得到了經驗，以後不要給人亂戴帽子。對於被冤枉的人來說，他們心裡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鍛煉，得到了經驗，以後他們審查別人的時候就會謹慎一些。關於審查幹部，我們實行九條方針:首長負責，親自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現在延安審查幹部，就要採取這樣的方針，是則是，非則非，實行寬大政策。

　　今天開學，還有一件事說一下，你們的一些課是由邊區政府各廳的負責同志來教的，他們是做實際工作的，你們是學習的，做實際工作的領導人自己來教課，這很好。同時，你們也要經常去請教，走上門去，也可以打電話。如果哪一天沒有來教課，便將他們的軍，請他們一定來講。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延安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創辦的一所綜合性幹部大學，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由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合併而成。一九四三年四月後，延安自然科學院、魯迅藝術文學院、新文字幹部學校、民族學院、行政學院相繼併入。

　　[2]周揚，當時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兼延安大學校長。

　　[3]抗大，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稱。抗日軍政大學成立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前身是抗日紅軍大學。

　　[4]十大政策，見本卷第66頁。

　　[5]《野百合花》，見本卷第121頁注[4]。

　　[6]河南戰役，見本卷第143頁注[5]。

　　[7]「三三制」，見本卷第25頁注[8]。

　　[8]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

　　[9]指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延安召開的陝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

　　[10]「搶救運動」，又稱「搶救失足者運動」。一九四二年底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審查幹部工作以後，由於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並使用了「逼、供、信」的錯誤方法，因而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其間，毛澤東曾明確提出防奸工作的正確路線——九條方針，反對錯誤路線——逼、供、信。當時具體負責審幹工作的康生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在延安幹部會上提出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以後，審幹工作中的錯誤進一步擴大，造成許多錯案。七月三十日，毛澤東再次強調防奸工作的正確路線，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重申九條方針。十月九日，毛澤東強調必須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經過許多努力，才制止了審幹工作中的錯誤。隨後，對錯案進行了甄別平反，對受冤屈的人賠禮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