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工作報告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今天因為時間的限制，我只能向全會作簡單的工作報告，詳細的中央工作報告是否還需要，請大家考慮。我覺得不必作詳細報告了，因為最近這個時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參加全會的同志也大體知道。至於是否要向七大作從六大到現在的詳細的中央工作報告呢?我覺得從六大到現在有十六年，中央主要負責人換了幾次，這個詳細報告也很難作，對於過去工作的檢查，準備放到歷史總結中去。過去聯共中央向大會作的工作報告，實際上也就是政治報告，我們只準備對七大作政治報告，不另作工作報告，工作的總結也可以在這個報告中提到，只解決已經成熟了的中心問題。

　　我今天只講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的主要問題。在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我們的目的就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鬥。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方針就是發展自己，團結友軍。這個方針最初決定於瓦窯堡會議[1](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後的民主共和國決議(一九三六年九月)、党的全國代表會議[2](一九三七年五月)、洛川會議[3](一九三七年八月)、六中全會[4](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直到現在，都是為執行這個方針而鬥爭的。我們在執行這個方針中，對於如何發展自己與團結友軍，對於日本、國民黨與我黨的看法，對於當時形勢的估計與具體政策，是有爭論的。我今天講話的目的，就是要為中央的政策作辯護。

　　這裡有國民黨河南調統室給其中央調統局的一個關於河南戰爭[5]的報告，是最近時期抗戰情況的典型材料之一，請王首道[6]同志宣讀一下。這個材料表明，蔣介石的三個主力之一湯恩伯[7]如何完全無能，日寇亂沖一頓，他們就亂跑一頓，胡宗南[8]有兩個師在河南也只剩下一個團。這證明抗戰中的兩個方針帶來的不同結果:不民主的方針必然使抗戰失敗，只有民主的方針才能戰勝敵人。蔣介石的中央軍沒有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戰鬥力完全瓦解，一擊即潰。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實行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教育，我們充分發動了人民的力量，在敵後建立了十幾個根據地，曾經停止了敵人在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達五年半之久。現在日本進攻河南，是因為日本要救死，國民黨太不行，而共產黨的力量又還沒有達到保護湯恩伯的程度。現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軍隊調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湯恩伯一樣，蔣介石的三個主力就塌掉兩個，中國政治局面就會起大的變化，國民黨與共產黨力量的對比也會起變化。將來在英、美準備反攻的條件下，日本的軍心民心和中國敵佔區民心大大動搖時，日本力量和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對比也就會起變化。實行民主則勝，不實行民主則敗，以前這還只是我們的一種理想，現在開始變為現實了。去年我們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之比較》，使外國人注意共產黨的抗戰力量。英、美從來沒有像現在對國民黨和蔣介石作過這樣露骨的批評的。胡政之[9]訪問英、美回國後，請董必武、潘梓年[10]同志吃飯，說他在外國講中國共產黨有前途，他又說國民黨十二中全會無希望。最近孫科[11]說要辭職，于右任[12]不願參加十二中全會。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況要有變化。

　　關於發展自己，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根據地，以此為代表中華民族打擊日寇的中心力量，這個問題中央曾做過很多工作來同反對這個方針或不積極執行這個方針的同志作鬥爭。華中與山東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曾經表現得最嚴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糾正過來，但後來還是出了皖南事變[13]，到皖南事變後才徹底糾正過來。當日軍佔領江、浙，國民黨逃走一空時，我們的同志不敢當縣長，說是沒有人委任。當山西新舊軍衝突[14]時，舊軍向新軍開槍，新軍要不要還槍也成為問題。這些就是在民族戰爭中不敢實行獨立自主政策的具體表現。問題就是要不要獨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蘇聯的政策是最獨立自主的，美國次之，英國猶豫，在法國、意大利、波蘭等問題上，英國都徘徊於兩可之間。蔣介石也是這樣，對共產黨及其他許多政策都表現出徘徊猶豫，表裡不一。湯、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為教材教育其軍隊，這樣的軍隊對日一定是沒有戰鬥力的。我們就不同，始終採取獨立自主的政策，我們始終站在團結國民黨抗日的立場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則要同它鬥爭，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舉進攻共產黨，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鬥爭一個目標上去。在反磨擦中，我們是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使磨擦鬥爭歸於緩和，我們對於三次反共高潮[15]都是如此。我們在抗戰初期只是一個很小的黨(不超過四萬有組織的黨員)和一個很小的軍隊(只有四萬五千人)，發展到現在的近百萬的黨員和近五十萬的軍隊。當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到陝北時，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我們當時說長征是勝利了，長征是播種機和宣傳隊，留下的這點力量，不要看輕了它，它的發展前途是很大的。當時有些同志發生悲觀情緒，其實是很不符合實際的。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我們曾經希望改造國民黨，所根據的是張學良[16]進步的先例與國民黨喪失了江、浙的地盤。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不過我們並沒有虧本。歸根結底，主要是靠了八路軍、新四軍，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擊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軍與百分之九十的偽軍。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中國的抗戰決不能有今天。我們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團結友軍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確的。

　　我黨在抗日時期的發展，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這一階段的頭兩年，日本以主力對付國民黨，國民黨也比較有朝氣，國共關係比較好，我們採取了遊擊戰爭的方針，發展了軍隊，建立了根據地，開辦了幹部學校。對運動戰還是遊擊戰的問題，我們內部也發生過爭論，但是還是執行了以遊擊戰為主的正確戰略方針。統一戰線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受過一次挫折，後來被六中全會糾正了。在第一階段，我們隊伍中生長了一股驕氣，有些同志過於輕視日本，過於相信國民黨，自以為萬事大吉，驕傲得很，這一點是吃了虧的。

　　第二階段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以主力對付共產黨，舉行了無數次的殘酷「掃蕩」，實行「蠶食」政策與「三光」政策，我們的根據地、人口和軍隊都縮小了。但是這種困難教育了我們的同志，我們採取了適宜的政策，例如對敵鬥爭、整頓三風、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發展生產、統一領導、「三三制」[17]、減租減息等，都有成績，因此我們在敵後站穩了腳。我們雖然受了損失，但是得了經驗，渡過了困難。這一階段，日本對國民黨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這個政策還是從一九三九年就開始了的，到一九四一年汪精衛[18]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對國民黨差不多沒有大的軍事行動。國民黨則日趨反動，對日本的進攻採取消極的態度，對共產黨和人民大眾發動進攻則是積極的。

　　第三階段，從去年開始。我們的根據地、人口和軍隊又上升了。軍隊現在有四十七萬人，戰鬥力提高了；黨員發展到九十余萬；根據地人口，在第一階段直接、間接負擔糧稅的近一萬萬，第二階段降到不滿五千萬，一九四三年又上升到八千多萬。各種政策更有進步，特別是整頓三風與發展經濟。整風是為著弄通思想，團結全黨。我們黨基本上是團結的，但在各種政策問題上有許多不同意見，有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而在糾正之後又團結了。統一是我黨第一個側面，不統一是第二個側面，這兩個側面都要看到。歷史上的曾經起過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的殘餘還是有的。現在還嚴重存在著帶有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這是由於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廣大、長期被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與我黨教育工作的不足而產生的，必須加以克服。經濟工作是我們在長時期內缺乏經驗的，現在我們要大大地注意。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未解決根據地問題，而提出準備暴動，奪取大城市。這在六大到現在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將在七大以後去實行，七大以後我們必須實行這條方針。一九二七年我們曾經配合薛嶽[19]佔領了上海，但是隨即受到國民黨的襲擊。現在我們要將薛嶽進上海變為陳毅[20]進上海，而且我們有了幾十個「薛嶽」。六大至七大我們實際上走了根據地路線，現在也必須堅持根據地。在根據地上，我們必須發展經濟。一九三九年陝甘寧邊區只有七百個工廠工人，一九四二年即有四千個，今年有了一萬二千個。如果邊區有三萬個工廠工人，邊區工人同邊區人口的比例即超過全國工人同全國人口的比例。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到農村，曾經發生過許多爭論，將來由農村轉到城市，又會發生許多問題，這就要求我們要有精神上的準備，學會做經濟工作，學會做城市工作。將來農村是供給軍隊糧食和幹部的地方，沒有我們，沒有八路軍、新四軍，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大城市的。

　　我們党要準備應付將來的大事變。七大要選出比過去二十三年更強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關於國共談判，林伯渠[21]同志這次出去，國民黨派文武兩大員[22]迎接，每天談四小時，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來我們的估計很低，以為這次不能解決問題，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據林彪去年提的四點[23]來談判，林老答以根據恩來今年提的五點[24]來談判，彼方又不贊成，故黨中央提出了二十條[25]。前途不外兩個:一仍是拖；一是解決部分問題，如軍隊問題、邊區問題、防地問題、在個別地點辦黨辦報問題。他們如決心解決這四個問題，我們應準備接受，向全國表示我們願意搞好國共關係。

　　今年軍事仍以精練為主。明年準備發展，並佔領一批小城市，準備驅逐日寇出中國。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瓦窯堡會議，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陝西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和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會議全面分析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批判了成為當時黨內主要危險的關門主義，同時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時期預防右傾機會主義復活的必要性，完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

　　[2]党的全國代表會議，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他分析了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總形勢，指出從一二九運動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進入了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提出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和實現抗戰的三位一體的任務，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號召全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批准了從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

　　[3]洛川會議，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陝西洛川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會議分析了抗戰爆發後的政治形勢，指出抗日戰爭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是實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實現全面抗戰的具體的道路。會議決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推動全國的抗戰，爭取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以減租減息作為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

　　[4]六中全會，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全會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批判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重申黨的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後。這次會議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5]指日本侵略軍為打通平漢鐵路南段的交通於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發起至五月下旬結束的河南戰役。國民黨軍蔣鼎文、湯恩伯、胡宗南部在日本侵略軍的進攻面前敗退，鄭州、洛陽等三十八個縣市相繼陷落。

　　[6]王首道，一九○六年生，湖南瀏陽人。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

　　[7]湯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義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魯蘇豫皖邊區總司令。

　　[8]胡宗南，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9]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四川成都人。當時任《大公報》總經理。

　　[10]董必武，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統戰部部長。潘梓年（一八九三——一九七二），江蘇宜興人，當時任新華日報社社長。

　　[11]孫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院長。

　　[12]于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陝西三原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

　　[13]皖南事變，見本卷第50頁注[8]。

　　[14]山西新軍，指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是抗日戰爭初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裝。山西舊軍，指閻錫山的軍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武裝進攻山西新軍和八路軍。山西新軍同八路軍一起進行了堅決反擊，重創頑軍，鞏固了抗日根據地。此後，山西新軍納入八路軍的戰鬥序列。

　　[15]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國民黨蔣介石連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國民黨軍隊侵佔了陝甘寧邊區的寧縣、鎮原等縣城；閻錫山發動了十二月事變，進攻決死隊等山西新軍；石友三、朱懷冰等部進攻冀南和太行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第二次是在一九四O年秋季至一九四一年春季，在這期間，國民黨軍隊包圍襲擊了從皖南北移的新四軍部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第三次是從一九四三年春季至秋季，蔣介石發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又乘共產國際解散之機，指使特務假冒民眾團體叫囂「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調集大量河防部隊準備閃擊陝甘寧邊區。

　　[16]張學良，一九○一年生，遼寧海城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楊虎城一起發動西安事變，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被蔣介石長期關押。

　　[17]「三三制」，見本卷第25頁注[8]。

　　[18]汪精衛，當時是日本帝國主義扶植的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

　　[19]薛嶽，一八九六年生，廣東樂昌人。一九二七年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20]陳毅，當時任新四軍代理軍長，這時在延安準備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21]林伯渠，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這時正在重慶進行談判。

　　[22]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傑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當時他們是參加國共談判的國民黨代表。

　　[23]見本卷第135頁注[4]。

　　[24]指周恩來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會上所作的《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演講中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的五點要求，即：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承認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為國民黨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認八路軍、新四軍及一切敵後抗日武裝為國民黨政府所管轄所接濟的部隊；恢復新四軍的番號；撤銷對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的封鎖和包圍。

　　[25]二十條，見本卷第131—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