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1]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今天想把文化教育問題和同志們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深入研究，只是聽到一些不多的材料先來講一講，開一個頭。這次陝甘寧邊區高幹會議討論的問題有好幾個，文化教育問題雖然沒有列入議事日程，但是我想今年冬季再開高幹會議的時候，應該把它作為一項議程，而且應該作為一項重要的議程。

　　最近這幾年陝甘寧邊區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特別是去年一年邊區的生產更有成績。今年如果老天下雨，具備了自然條件，再有這次高幹會議作了思想準備，工作更會做好。拿環境來說，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會打了。羅斯福[2]不贊成我們中國打磨擦仗，那位蔣委員長也不想打，我們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來，所謂「和為貴」。邊區現在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面。我們的口號老早已經提出來了，就是戰爭、生產、教育。在敵後我們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同時還可以進行建設，進行生產，也可以辦教育。邊區在沒有戰爭的條件下，直接的任務就是生產和教育兩項。軍隊也有教育，有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今年冬季要來一個大練兵。早幾年，陳學昭[3]剛來邊區的時候，她看邊區建設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就說共產黨搞軍隊有辦法，建國就不大行。這是三年前講的話。這個話對不對呢?我看這個話講對了。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有些辦法，但是在生產建設上那個時候辦法的確是比較少的。大家想一想，三年以前生產成績在哪裡?如果生產搞得好，《野百合花》[4]也許不會寫出來了。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據說魯藝[5]上課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裡頭維他命不夠，所以要打瞌睡。

　　我們黨在內戰時期和抗戰初期學會了打仗，學會了戰爭。在政治、軍事這兩門上我們比較會，當然還有毛病，但對這兩門比較熟習一些。至於對經濟、文化這兩門，就不大熟習。我們也搞過經濟，因為不搞經濟，仗也沒有辦法打。要能夠打仗，首先要有飯吃，過去能夠打仗，也是因為搞過一點經濟。過去中央蘇區也搞過文化，比如有海軍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過的，也有識字組，辦過報，辦過學校，但不能說全黨都學會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績。說到老百姓，現在陝北還有一部分人吃得很差，還有許多人糧食不夠，豐衣足食在邊區還是一個目標，只有一部分人達到了。但是去年這一年，生產走上了軌道，經濟走上了軌道，這是大前提、新的東西。今年高幹會議的議事日程中有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因為經濟雖然走上了軌道，但是我們還沒有完全學會，還要繼續學。

　　這次會議文化問題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我們邊區的黨部、政府甚至某些管理機關，如某些宣傳機關，在議事日程上還沒有把文化教育問題提出來，還有同志不曉得在這些方面要做什麼事情。比如縣和區一級的宣傳部，聽說有的知道了，做得還好，有些就不曉得如何做。現在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對軍事、政治比較會，對經濟、文化不大會。經濟、文化如果不會搞，那會怎麼樣呢?如果不會搞，這個共產黨就沒有多大用處。用處也有一點，就是善於破壞舊的東西，善於打擊敵人，能夠把敵人打敗，但是很大的用處就沒有。因為你不學會經濟、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飽小米飯，老百姓就會沒有豬肉吃，又不識字，又不會鬧秧歌。現在秧歌也有一點，但如何普及還是一個問題。在文化方面還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識字組，搞唱歌，搞春聯，等等。因此，經濟、文化這兩門不學會就不好。

　　在內戰時期、抗戰初期，甚至於現在，在我們一些同志中間還有一種思想，就是認為政治、軍事是第一的，經濟、文化是次要的。這樣一種看法有沒有理由呢?的確，政治、軍事是第一的，你不把敵人打掉，搞什麼小米、大米，搞什麼秧歌，都不成，因為還有敵人在壓迫。在敵人壓迫下，你還能搞什麼學校，搞什麼生產呢?所以打敵人當然是第一的。這樣一來，做打敵人工作的人就有名譽，就吃得開，搞小米的人、搞秧歌的人就吃不大開，開會不會坐首席，選舉主席團也沒有他們的位置。不把敵人打掉，搞小米、搞生產搞不起來，因此把打敵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應該的。但我們應該知道，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是基礎。政治好比就是這個房子，經濟就是地基。我們搞政治，搞政府，搞軍隊，為的是什麼?就是要破壞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政府、舊軍隊。日本帝國主義占了我們的地方，我們還有什麼生產力可以發展?這是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事力量不取消，生產力就不能解放，經濟就不能發展。因此，第一個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事，而我們搞政治、軍事僅僅是為著解放生產力。學過社會科學的同志都懂得這一條，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我們搞了多少年政治和軍事就是為了這件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也主要是講的這件事，講生產力在歷史上是如何發展起來的。至於文化，它是政治、經濟的反映，又指導政治、經濟；它反映軍事，又指導軍事。今天我們邊區有兩種秧歌:一種是老秧歌，反映的是舊政治、舊經濟；一種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經濟。有一個秧歌叫《趙富貴》，還有一個秧歌叫《張治國》，聽說在吳起鎮演出後，警三旅有一個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來，跑到連長那裡請求處罰。為什麼要請求處罰?他說「我想開小差，不但自己想開小差，還想組織別人開小差」，還講出在他棉衣裡縫了多少法幣。他要求處罰。他自己講出來了，當然也就不處罰了。這就是我們的文化的力量。早幾年那種大戲、小說，為什麼不能發生這樣的力量呢?因為它沒有反映邊區的政治、經濟。過去，成百成千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脫離群眾。開了文藝座談會以後，去年搞了一年，他們慢慢地摸到了邊，一經摸到了邊，就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所謂摸到了邊，就是反映了群眾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邊區的政治、經濟，這就能夠起指導作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著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經濟是政治、軍事的基礎，政治、軍事是上層建築。地基是經濟，根本目的也是發展經濟。政治、軍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為如果沒有它們，生產力得不到解放，就沒有可能談其他問題。文化是反映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但它同時又能指導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封建社會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傳封建主義的道理。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資本主義的文化，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沒有文化，也沒法建立起來。現在中國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不佔優勢，所以中國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文化提高了生產技術。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這個社會沒有文化也不行。比如組織了變工隊[6]需要記帳，組織合作社也需要記帳，這就需要文化。一個村裡組織變工隊，至少要有人能寫村裡人的名字。總之沒有文化就不行。過去北伐時期，新軍隊比舊軍隊好，同建立黃埔軍校[7]就有關係。當時黃埔學生大部分是青年學生，這些青年有革命熱情，又有知識，他們有了文化，其他軍隊就比不上。革命軍隊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沒有知識也不行。如果軍隊沒有知識，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末這個軍隊的質量也不可能提高。

　　現在我們的邊區發展到怎樣的情況呢?我看如果不發展文化，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都要受到阻礙。現在我們是被拖住了腳，落後的東西拖住了好的東西，比如不識字、不會算帳，妨礙了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的發展。假如我們都能識字，文化高一點，那我們就會更快地前進。所以我提議，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提出發展文化這個問題，請大家考慮考慮，調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們開一個會展開討論，搞他十天八天，明年就會搞得好些。我們來一個五年計劃，去年算一年，今年是第二年，在這五年中間，使陝甘寧邊區一百四十萬老百姓，加上黨政軍十萬人，一共一百五十萬人，統統把文盲消滅掉，把邊區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個必要的程度。怎樣才能做到呢?我看這裡面大致有四個問題:報紙、學校、藝術、衛生。現在分別來說一說。

　　第一，關於報紙。

　　現在高級領導同志，甚至中級領導同志都有一種感覺，沒有報紙便不好辦事。飯來了，報來了，他們有些人是先看報，後吃飯。有一位本地工農出身的同志告訴我，他就是先看報的。假使每個縣上這樣的工作同志增加到十五人至二十人，那我們的工作就會做得更好。《解放日報》在邊區已成為一個組織者。沒有《解放日報》，在這樣一個人口稀少、地域遼闊、在全中國算是經濟文化很落後的地區工作，是很困難的。有一個《解放日報》，就可以組織起整個邊區的政治、文化生活。還有《邊區群眾報》，發行更廣，看的人更多。現在邊區還有許多地方報紙，是各地委辦的，我看到的有關中、綏德的報紙，隴東、三邊[8]聽說也有。關中、綏德兩個地區的報紙似乎還不錯，新聞編寫得都很好。這些地方報紙之所以需要，就是因為僅僅有一個《解放日報》、一個《邊區群眾報》還不夠，他們那裡出一個報紙，反映情況可以更直接、更快些。我想這是好的。我們地委的同志，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手裡，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反映政治、軍事、經濟並且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個武器，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一個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來注意這個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進步。我們的各旅是不是都有報紙?我知道關中的那個旅[9]有，三五九旅也有，聽說有些團也有。各縣還沒有。可不可以在各縣也辦一些報紙?這點還毫無經驗，究竟需要不需要?有些地方我看不需要，比如延安，因為《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就在它這裡出版。有些離延安遠的縣份是不是需要?比如有些縣委可以出一個油印報紙，請一位知識分子負責，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從編輯到發行，包括刻鋼板，一個人就差不多了。各縣的報紙登些什麼呢?比如我們這裡出了一個申長林[10]，就把他的事蹟登上，有一個陳德發[11]也可以寫進去，不必專等延安的《解放日報》。這個事情同志們可以考慮一下，當然也不要以為這是楊家嶺開了會的，於是就發命令要大家都辦，如果不需要就不辦，也可以先從一兩個縣辦起來試一試。

　　過去我們學會了一種工作方式，就是開會。這個方式各處盛行，多年以來我們就沒有放棄過這種工作方式。如果你們再把辦報這種工作方式採用起來，那末許多道理和典型就可以經過報紙去宣傳。現在我們要學會這種工作方式。現在我們邊區，開會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報紙發出去就可以省得開許多會。我們可以把許多問題拿到報紙上討論，就等於開會、開訓練班了，許多指示信可以用新聞來代替，所以報紙可以當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牆報也算是一種報，辦牆報也可以當做重要的工作方式。但是我們還不會使用它，還拿不出一種轟動全城的革命牆報，吸引全延安的人來看。我想一個伙食單位，比如說有一百個人，就可以出牆報一張。這裡總有一個首長，他就要把牆報當做自己組織工作、教育群眾、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武器，自己寫社論。現在有些牆報辦得不好，只有寫文章的人才看。可不可以開個牆報會議?假如現在有兩百個機關有牆報，每一個牆報來一個編輯，來一個首長，開一個四百多人的會議。這個會一定要首長參加。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牆報才能辦得好。要把牆報辦得又有革命的內容，又生動活潑，成為組織各機關工作的一種工作方式。

　　這樣來辦報，全邊區可以有千把種報紙，這叫做全黨辦報。一個機關也可以辦報，黨員非黨員都可以參加，這叫做黨與非黨聯盟。這樣一來，我們的報紙可以起很大的作用。過去在這一點上注意不夠，現在要各機關首長負責，把報紙當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們有很多的政治、經濟工作，如果辦好報紙，就可以使這些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關於學校。

　　昨天報上登了一個消息，是關於延安市完小的消息[12]。這是一條很好的新聞，有這樣一條新聞，比我們講好多話還起作用。因為這個完小已經做出了實際成績，應該把它傳播到全國去。這個小學辦得很好，過去我們有許多小學辦得不好，群眾不歡迎，我們硬要辦，這是命令主義。從前我們楊家嶺有一個教員，教了年把，我問他你講的課人家懂不懂，他說聽是聽不大懂，但是還要講。我說，我們共產黨要學會一個辦法，就是人家不聽就不講了。教育廳開了會，說學校要歸民辦，我想這樣很好。喬木[13]同志對我講，學校要村辦才好。聽說陳德發那個鄉有二十五個自然村，一個鄉只辦一個小學，學生讀書要走幾十裡路，很不方便。昨天報上還有一條消息，說鎖家崖村要辦一所小學，採取一年三學期制，農忙時放假，學生幫助家裡耕作。這樣，一面讀書，一面幫助家裡做事，同時也就沒有變成公家人的危險。在鄉村裡，一個村辦一個小學是比較方便的。如果一個鄉辦一個小學，娃娃讀書要寄宿，寄宿要交糧食，在家裡吃飯六七鬥便夠了，交學校要一石三鬥，學的盡是些九州萬國，不從農民的實際需要出發，又有變成公家人的危險，這是不妥當的。變成參加革命的公家人，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這好比民兵變成遊擊隊、遊擊隊變成正規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一樣。現在有些不自然，參加工作，脫離生產，好像從他身上割下一塊肉，很突然。關於教員問題，我們也可以想法子解決。可以組織識字組。邊區過去也搞過識字組，但是失敗了，我想實際上是沒有做。好像從前提出要增加四十萬石細糧一樣，高幹會議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沒有哪個管。而前年高幹會議[14]提出增加八萬石細糧，結果增加了十六萬石，因為去年一月初報紙上出現吳滿有[15]的按家計劃，建設廳把他找到，開了三天會，搞清楚了一個吳滿有，才曉得邊區能增加多少萬石，用什麼辦法增加。組織識字組，從前所以失敗我看是因為沒有具體領導，也因為群眾的生產運動還沒有發展。現在情況不同了，群眾有了這個要求，我們的工作方法也有了進步，我們來一個號召，就可以逐步推廣。我們大體上有這樣一個計劃，就是說邊區三十五萬戶，一百四十萬人，十年之內消滅全部文盲。一天識一個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識三百六十五個字，十年識三千六百五十個字。十年又可以分作兩個五年計劃，一個五年計劃識兩千字左右，如果能夠識兩千字，就接近消滅文盲了。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提出一百四十萬人在五年之內都可以看《邊區群眾報》。即使再推延五年，十年之內人人都可以看《邊區群眾報》，也可以。我們共產黨是以有雄心著名的，在十年之內，我們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邊區群眾報》，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日報》。一百四十萬人的三分之一能夠看《解放日報》，《解放日報》就要印得很多，到那時候恐怕要辦很多造紙廠。過去吃的是窩窩頭，穿的是破爛，冷得要死，哪裡還能搞什麼識字組?現在不同了，我們生產有了進步，今年再搞上一年，文化工作就應該提出來了。我想今年冬季要搞他一下，因為現在群眾要求這樣做，比如可以來一個三四個月的冬學。春季夏季是不容易搞的，因為人家忙得要死，要上山種地。今年冬天來一個發動，打下一個基礎，明年就會有更大的發展。提高文化，消滅文盲，要靠識字組。當然這也要以自願為原則。開始不妨組織一兩個組，約一些人識字，識字當然比不識字好，於是識字的人就神氣。再評選幾個模範出來，獎給他們幾塊手巾，字也識了，手巾也有了，搞他兩年就可以搞成一個風氣。

　　什麼人教呢?就是老百姓教老百姓。現在我們的部隊是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去年一些幹部在延安訓練了五天就回去練兵，一個連有一百多人，其中總會有一個好漢，幹部和他比一比，不一定比得過他，就可以讓他出來教。識字組也可以民教民，認識十個字的就可以當組長，認識一百個字的就可以當委員長。

　　我們還要編一些書，搞一些關於生產知識等方面的書，作為教材。學生要學會打算盤，學會寫信，學會記帳，學會寫路條。這樣他家裡的人一看，到完小讀了幾天書回來，什麼都行了，很好。這比從前的學生好，我們那個時候從學校裡一出來，就自以為是，個人突出，神氣十足。

　　另外，我們還要提倡父慈子孝。過去為了這件事，我還和我的父親吵了一架，他說我不孝，我說他不慈，我說應該父慈第一，子孝第二，這是雙方面的。如果父親把兒子打得一塌糊塗，兒子怎麼樣能夠孝呢?這是孔夫子的辯證法。今年慶祝三八婦女節，提出建立模範家庭，這是共產黨的一大進步。我們主張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雙方互相靠攏，和和氣氣過光景。

　　小學現在決定民辦的方針，這很好，此外還有公家辦的。由政府辦的高級一些的中學、師範學校現在有六個，邊區一百四十萬人口有六個師範學校和中學，這是歷史上空前的事情，是在共產黨的時代才發展的。綏德、米脂一帶，歷來教育就發展，現在比過去也許還差一點。至於三邊、隴東就大不相同，三邊有了師範學校，這是一大進步。現在把權交給專員公署和地委，你們就要管，而且還要管得很好。

　　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不根據學生要求學什麼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現在我看要有一個制度，叫做三七開。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瞭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後再拿三分去教學生。這個方法聽起來好像很新，其實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這樣教學的。同一個問題，他答覆子路的跟答覆冉有的就不一樣。子路是急性子，對他的答覆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對他的答覆就要使他快一些。聽說去年延安辦了個把月的訓練班，把各鄉鄉長、支部書記集中起來訓練，教什麼呢?教去年《解放日報》七、八、九三個月登載的一些材料，以及《國共兩黨抗戰成績之比較》。教這些東西要得要不得?要得，特別是《國共兩黨抗戰成績之比較》，更有教育意義。但是，僅僅是這幾條就還不夠，到農村裡只會講抗戰成績的比較是辦不了事的。應該教給他們工作的方法，使他們懂得一個支部書記、一個鄉長應該如何工作，使他們曉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能總是老一套，而是根據當前的情況如何做工作，如何當鄉長，如何當支部書記。至於延安的學校，如中央黨校、延安大學、行政學院也要著重聯繫實際。從中央黨校、延安大學、行政學院一直到每一個村小學，都要做到這一點。聽說兩個宣傳部[16]都注意了這個問題，那很好。現在的教育，一個是普通教育，包括社會教育、識字教育；再一個是幹部教育。有了這兩種教育，就可以把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每一個鄉就是一個學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幹部都在這個大學校裡學習生產，學習文化。幾年之內，邊區的群眾文化就會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漢、重慶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只要好好搞，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進步，就會有很大的發展，這絕不是空話。

　　第三，關於藝術。

　　秧歌是一項，還有春聯、歌曲、年畫。

　　楊家嶺的秧歌隊去安塞演出幾天，解決了一個基本問題。以前外來知識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這次楊家嶺的秧歌隊在安塞演出時，有幾個勞動英雄也參加進來，和秧歌隊一起跳起來了。我看這就很好，勞動英雄們感覺到你們秧歌隊是歌頌他們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報》昨天登了周揚的文章[17]，這篇文章是談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現在還沒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膩了，但全邊區的老百姓還沒有看夠，一個秧歌劇他們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隊可以多組織一些，這個新秧歌隊一個鄉可以搞他一個，搞新的內容，一個區搞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這樣搞。這是我的設想，不是規定了的，同志們可以考慮。我想延安的知識分子在今年農曆十月，應該紛紛開會研究怎樣下去調查和工作。楊家嶺婦委的同志學紡紗，只學了兩個星期，到了鄉下婦女就歡迎得很。你不學這個本領，想要組織婦女，怎麼行呢?你說你革命，那就要學本領。今年冬天，延安學校裡的知識分子都下去，做群眾工作，幫助群眾演秧歌、辦冬學、辦訓練班、訂按戶計劃等等，做三個月工作，真正學習本領。我看這些人要解放一下，每年都可以實行這個制度。這既可以作為放假旅行，又可以作為上邊區課。這裡有一個條件，就是去了是要幫助群眾，不要去妨礙群眾。過去我們做了很多蠢事，就是妨礙人家紡紗，妨礙人家帶娃娃。你們這回下去，就要「看菜吃飯，量體裁衣」。

　　邊區有三十五萬戶，每家都掛起有新內容的春聯，也會使邊區面貌為之一新。兩個宣傳部的同志要把這個問題研究一下。寫春聯就要編幾個本子，要搞新的春聯。新春聯是群眾的識字課本和政治課本。三十五萬副春聯，內容大體相同，文字可以不同，這是群眾文化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不是也搞幾個歌子來唱一唱呢?比如說搞他三五個歌子，使得一百四十萬人民都能夠唱，並且懂得它的意思，我看這也是一種學習，也是一種消滅文盲的辦法，和春聯的道理一樣。此外還可以搞年畫。

　　總之，我們的藝術要搞幾樣確實為老百姓所歡迎的東西。現在老百姓連好的春聯都沒有，我們還只是談提高，這只能是空談。現在邊區的主要問題，還是一個普及問題。群眾藝術生活太貧乏了，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要從多方面努力。

　　第四，關於衛生。

　　衛生問題是邊區群眾生活中一個極嚴重的問題，現在也把它放在文化問題裡面講一講。今年的春節宣傳，包括總衛生處在安塞演出的秧歌，證明老百姓是歡迎新文化的。邊區群眾中的迷信現象，現在比從前少多了，但是還不能消滅，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醫藥衛生工作還不普及。群眾沒有旁的方法戰勝疾病、死亡的威脅，只有相信神仙。現在延安只有三個醫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黨政軍三萬人，老百姓一萬四千人，享衛生醫療之福的人還不多。至於邊區其他一百三十多萬老百姓，則根本沒有人管。現在應該把醫藥衛生的知識和工作大大推廣一下，想辦法在每一個分區訓練一些醫藥人才。或者是各分區送人來延安學習，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訓練，我看都可以。這件事情，各個地委、各個專員公署、各個分區都可以訂一個計劃，在五年到十年內，做到每個區有一個醫務所，能夠診治普通的疾病。至於藥品問題，邊區應該發展這方面的工業。普通的藥儘量自己製造，必要的還可以到邊區以外去買，為了人民的福利當然可以到外邊去買。我們的經濟發展了，爭取出超就可以到外邊去買。宣傳衛生，就應該給群眾治病。在五年到十年之內，我們要求得在科學知識普及方面的進步，醫藥衛生應該放在我們的計劃裡，和生產計劃同時並進。

　　我們希望人口發展，科學進步。這個問題在早兩年講，也是辦不到的，但是現在已經有這種可能了。當然黨也要注意，有這個可能條件，就要把問題解決了，這樣可以破除迷信，使老百姓不敬菩薩。從前我從長沙到上海，乘的船有兩種，一種是洋船，一種是木船。洋船他們不敬龍王菩薩，坐洋船的人也沒有關心敬龍王菩薩的。但是木船他們就要敬龍王菩薩，龍王菩薩是他們的「保險公司」，木船是容易翻船的，為了避免翻船，他們不得不投一筆錢到龍王菩薩這個「保險公司」裡去。所以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學的發展和普及。科學不發展、不普及，敬神在他們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幾個阿洛夫[18]這樣的人物，當然就沒有人再敬送子觀音了。有了科學知識，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沒有這一著，他還是要迷信的。

　　我今天就講這幾件事。如果共產黨在邊區把這幾件事辦到，各個系統都改進自己的工作方式，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進步，如果在五年到十年內，我們辦起了很多種報紙，組織許多識字組，掃除了文盲，把藝術再來一個普及，並且注意到醫藥衛生，改善醫療條件，那就差不多了。共產黨是不是有用，也就是說共產黨有無存在之必要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葉青[19]寫文章說共產黨沒有存在之必要，我們說有存在之必要，我們會用事實來證明。

　　二十多年以來，我們黨首先學會了政治，後來又學會了軍事，去年學會了經濟建設，今年要學會文化建設。如果文化建設取得偉大的成就，那我們就又學會了一項很大的本領，陝甘寧邊區就可以在全國成為更好的模範!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2]羅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當時任美國總統。

　　[3]陳學昭（一九○六——一九九一），浙江海寧人。曾任天津《大公報》駐歐特派記者、上海《生活週報》特約撰稿人。一九四○年十一月到延安後，任《解放日報》副刊編輯、中共中央黨校四部教員。

　　[4]《野百合花》，是王實味（當時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研究員）寫的一組雜文，分兩次發表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

　　[5]魯藝，魯迅藝術文學院的簡稱。魯迅藝術學院於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五月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一九四三年四月併入延安大學。

　　[6]變工隊，參見本卷第76頁注[4]。

　　[7]黃埔軍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簡稱，是孫中山一九二四年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在廣州黃埔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先後派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在該校任職，學員中也有很多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8]三邊，原是陝西定邊、安邊、靖邊三縣的統稱。這裡指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三邊分區，當時轄定邊、鹽池、靖邊、吳旗等縣。

　　[9]指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一旅。

　　[10]申長林，陝西米脂人。一九四二年在大生產運動中努力生產，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報》發表《模範黨員和勞動英雄申長林同志》一文，介紹了他的事蹟。

　　[11]陳德發，陝西安塞人。一九四二年在大生產運動中努力生產，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解放日報》發表《馬家溝和陳德發》一文，介紹了他的經驗。

　　[12]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刊登的報道《延市完小面貌一新》。完小，是完全小學的簡稱。當時延安的小學分為普小和完小兩種，普小為初級小學三年義務教育，完小為初小三年義務教育和高小兩年教育。

　　[13]喬木，即胡喬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蘇鹽城人。當時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

　　[14]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

　　[15]吳滿有，見本卷第67頁注[3]。

　　[16]指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

　　[17]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發表的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看了春節秧歌以後》一文。

　　[18]阿洛夫，蘇聯外科醫生，當時在延安中央醫院工作。

　　[19]葉青，又名任卓宣（一八九六——一九九O），四川南充人。一九二三年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二八年被捕後叛變，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