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實執行十大政策[1]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

　　我們黨在抗戰中提出的各種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證明是正確的。現在切要的有十條政策，這十條政策要聯繫起來執行。

　　一、對敵鬥爭。陝甘寧邊區要準備對胡宗南、對國民黨頑固派、對蔣介石的磨擦進行鬥爭，即軍事上要作準備，使軍隊在政治上更鞏固，在軍事上更提高。今年冬季要開展大練兵，全體官兵都要緊張地轉到大訓練的運動中去，訓練得一個人能打兩個敵人。邊區現有五萬軍隊，都訓練好了，還不能打仗嗎?須知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合時只有二萬五千人，紅軍改編時只有四萬五千人，現在邊區有了五萬兵而且訓練精了，還不好辦事嗎?大練兵要認真實行首長負責、親自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士兵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的辦法。高幹會議以後，就是各旅的團長、政委的責任了。要學習六旅的一個連長關心士兵半夜查寢室查崗哨的辦法，學習陳宗堯團長與士兵一同背米、開荒的精神。我們的同志，不管有什麼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馬列主義精神，就好辦事。凡是能同群眾打成一片的即是馬列主義者，即能成為群眾的領袖，要在軍隊中努力提倡這種作風。過去一個時期，部隊中的有些同志對党、對政府、對人民採取霸道、蠻橫的態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對敵人是正確的，對敵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對人民、對黨、對政府則是錯誤的，對人民對群眾應講王道。我們要有兩種態度，對敵人用霸道，對人民用王道。這一條要記得非常牢固。今年陰曆過年要再開展一次擁政愛民運動，再頒佈一次公約，首先從軍隊做起，然後是黨政，雙方都作自我批評。要把軍隊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風傳開來、傳下去，這是無產階級軍隊同資產階級軍隊的根本區別。我們擁護人民，為人民打敵人，對人民講王道，採取自我批評態度，反對軍閥主義傾向。我們的武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幹部間，官兵間，軍民間，將問題擺出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可以把錯誤的東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團結了。

　　二、精兵簡政。這是重要的一條，已在實行。

　　三、統一領導。實行一元化的領導很重要，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2]。如果有的領導同志心裡有氣，就應向大家談出來，加以分析，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從而達到團結和統一。凡是對這一條執行得還不夠的，應當立即搞好。

　　四、擁政愛民。每年來一次，檢查一年的缺點、錯誤，向人民作自我批評，要每年頒佈公約。中央準備頒佈一個統一的各地都實行的擁政愛民與擁軍的各十條的公約。一切問題的中心是老百姓問題，武裝的人民(軍隊)與非武裝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須要有政策才能實現，只要軍隊能擁政愛民，政府和人民是會愛護軍隊的。

　　我們的軍隊和軍隊中的幹部是「闖州過府」的，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是見聞廣博而有經驗的。我們的軍隊是中國人民的組織者與宣傳者，是最有覺悟的。軍隊中的党是最先進的，它應創造地方的黨和政府，愛護地方的黨和政府，愛護人民。只要軍隊對人民的態度好，人民的態度是沒有不好的。過去留守兵團有的負責人，總是說邊區人民不好，不愛護軍隊。但是我們要問問我們軍隊對人民的態度如何?替人民幹了些什麼事?首先應當檢查自己，責備自己，所謂「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我們就是要實行這種方法。

　　五、發展生產。要做到農業生產「耕三餘一」[3]，備戰，備荒。

　　我要特別講講組織勞動力的問題。邊區今年來了一個革命，全區三十五萬個全勞動力，經常組織在集體勞動的變工隊、紮工隊[4]中的有三萬餘人，即占全勞動力總數的十分之一。臨時性組織的，就延安縣說有百分之七十，明年一年還會有所發展和提高。邊區絕大多數的縣，應向延安縣看齊，要將勞動力組織在集體勞動的形式中，其中臨時組織的占大多數，經常組織的要根據各縣情況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達到十萬人左右。此外還有半勞動力，這也是一支勞動大軍。

　　邊區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是過去的封建剝削關係，這種封建剝削關係，在有一半的地方經過土地革命已經完全破壞，另一半的地方經過減租減息也受到打擊。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個革命。但是，如果不進行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第二個生產關係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進一步發展。將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加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邊區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全邊區一千四百萬畝耕地的收穫就會增加一倍以上。這種方法將來可推行到全國，在中國的經濟史上也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變化了。從土地改革到發展勞動互助組織兩次變化，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部隊、機關、學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產方式，例如一個連隊就可以作為一個合作社的形式。根據楊家嶺的經驗，將運輸隊改為合作社，採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紅製，即公家以八輛大車，二十二個馱騾和全部用具，作為八十股，二十二個運輸隊員作為二十股，按斤由公家發運輸費。其結果是運輸力由每月只運十九萬斤提高到三十八萬九千余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而且工具節省了，牲口受到愛護，替公家節約了大量經費。這個辦法在中直軍直各機關學校中普遍運用，都收到很大效果。中央管理局的運輸營一百頭牲口二十輛大車，在未組成合作社以前每月運輸一百二十萬斤，改組為合作社後每月運輸力提高到一百八十五萬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請大家考慮這種合作辦法是否可以廣泛運用於工廠、農場。我們的農場按夥種[5]的辦法實際上就是合作社性質的辦法，當然不按夥種而用自種的辦法也可以採取。

　　合作社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群眾觀點問題，要想到群眾。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部隊中的負責同志要替士兵著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所有的共產黨員要替人民著想。

　　六、整頓三風。邊區做得有成績，還要繼續做。

　　七、審查幹部。反特務鬥爭要繼續開展。

　　八、階級教育。階級教育即時事教育，這次大規模地進行了三個月，還要繼續做，滅他人的志氣，長自己的威風。

　　九、減租減息。許多根據地開展得不徹底，邊區有些地方也沒有做好，還要繼續搞。如果國共關係破裂了，我們還是實行減租減息，不實行土地革命。

　　十、「三三制」[6]。要認真實行，如果國共關係破裂了，十大政策不變，「三三制」政策也不變。

　　以上十大政策，堅持貫徹下去，就能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能對付國共關係可能的破裂。當前各根據地最重要的任務是四項:第一，對敵鬥爭，即打敵人，擠地方；第二，發展生產，即弄飯吃；第三，整頓三風，即整歪風；第四，審查幹部，即反特務鬥爭。這四件做好了，黨就可以鞏固，現在還只是相當鞏固，而不是十分鞏固。

　　對敵鬥爭，擠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不擠，我們生了兩隻腳就無立足之地。據聶榮臻[7]同志回來說，晉察冀擠了一些地方回來，晉東南擠了一百四十萬人口的地方回來。六年的抗戰，在敵後我們被敵人擠得好似由茶壺底到茶壺腰，再擠到茶壺頂，現在我們一定要從茶壺頂往下擠一些才行。蔣介石如果要擠我們，要擠邊區，我們就準備非同他擠不可。

　　講到生產，弄飯吃，全黨幹部非學會這一套不可，只要半年就可以學會。過去這是總務處長、財政廳、建設廳的事，現在各部隊首長、各機關負責同志、各學校校長都非學會不可，連文人學士如周揚、陳伯達、範文瀾[8]等也都學會了。

　　部隊生產，今年二月王震[9]同志訂計劃時，計劃每人開荒六畝，當時還有很多人反對，但實際發展的結果，平均每人開荒十八畝。這種群眾的創造，解決了革命的大問題。軍隊自己可以發餉，我們養千萬的軍隊都有辦法了。

　　每一個旅應當建立一個後方。國民黨以前不是常說我們「竄回老巢」嗎，過去我們並沒有「巢」。在陝北這個地方，靠著橋山山脈的確可以建立一個又深又好的「巢」，敵人進不來，裡面有工農商業，有牛羊雞犬，有女子和娃娃，有生產班。這要好好計劃一下，要像朱總司令所講的好好地搞一個革命家務。

　　抗戰以來，國民黨用特務政策企圖從內部破壞我們，我們的反特務鬥爭，破壞了國民黨的這一計。

　　要實施對敵鬥爭、發展生產與審查幹部這三項工作，就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是整頓三風的方法，去年的高幹會議[10]分清楚了兩條路線，克服了幹部中存在的思想錯誤，但對我們的工作也有兩種態度要分清。要學習馬列主義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為馬列主義很多，其實一接觸到實際工作，可以說連馬列主義的氣味都未聞到一點。馬列主義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講老實話，才能糾正錯誤，求得進步。如果自以為是，對整個工作不加分析，只講成績，怕講缺點、錯誤，就無法使工作進步。工作是一個整體，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績和缺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分析的方法。對工作還要做結論，即是說要綜合。不作分析就無法綜合，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對事物要有解剖，才能總結。有些犯主觀主義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幹會議、軍政幹部會議和一二○師小幹部會等，都是實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做了正確的分析，把統一的東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個側面，才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又如財經問題，不作分析工作，問題是不能解決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要做詳細佔有材料與詳細分析的工作，何況我們呢?

　　對工作要有謙遜的態度，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腫病，不要以為自己是首長就了不得，要自覺不足。要同他人交換意見，誠意地聽取對方的意見。要經常想到自己有缺點，有錯誤，有不足，這樣才能有進步。

　　語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觀實際的，但是，客觀實際的規律要反映成觀念形態的規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復，才能比較正確。要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妄自尊大。我們看同志有一個標準，就是看他有無謙遜的態度。

　　馬列主義的方法論，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條，反對自發論的思想是又一條。在去年高幹會議以前，自發論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財政經濟非常困難，就是不去想辦法解決，而是讓各種學說自流，讓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也很多，不作批評，不作鬥爭，對工作不加嚴厲的督促等。我們共產黨員不能有自由主義，要力爭上游，反對消極傾向，要批評錯誤，以鬥爭求團結，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難，改造世界，這才是馬列主義。

　　以鬥爭求團結的原則，要運用到四個範疇。第一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要從鬥爭中把資產階級提高到贊同抗日綱領的地位，無產階級是可以領導資產階級的。我們要按實際辦事，不是按書本辦事，而王明[11]則反對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說列寧沒有講過。第二是無產階級對農民。這是與第一個範疇完全不同的範疇。農民是小生產者，是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可靠的同盟軍，對農民要採取同志態度，以鬥爭求團結，把農民提高到接受共產黨的綱領的水平。第三是在無產階級自己隊伍內。以鬥爭求團結，反對一切分裂無產階級的落後思想，反對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孟什維克思想。第四是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內。要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反對一切機會主義思想，以鬥爭求團結。

　　馬列主義的方法有三條，一是理論同實際相聯繫，二是反對自發論，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批評，結果是使黨團結；一種是不正確的批評，如四中全會[12]、五中全會[13]的那種批評，結果是使黨分裂。我們要發揚正確的批評，反對不正確的批評，這就是整風。要繼續將歪風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團結一致地幹，並且一定能幹得好。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2]「一國三公」，比喻事權不統一，令人無所適從。語出《左傳·僖公五年》：「［士］退而賦曰：『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三公，指春秋時晉獻公和公子重耳、夷吾。毛澤東在這裡引用這一典故，強調當時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三方面應當有統一的領導，不要政出多門，工作上應當互相協調、配合。

　　[3]耕三餘一，即耕種三年，餘一年糧食。《禮記·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生產運動中提出「耕三餘一」的口號，號召農民積極生產，厲行節約，做到每家一年有四個月的餘糧。

　　[4]「變工隊」、「紮工隊」，都是陝甘寧邊區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變工」即換工，是農民相互間調劑勞動力的方法，有人工換人工、畜工換畜工、人工換畜工等等。參加變工隊的農民，各以自己的勞動力或畜力，輪流地給本隊各家耕種，結算時，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補給工錢。「紮工隊」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農民組成。參加紮工隊的農民，除相互變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體受雇於需要勞動力的人家。

　　[5]「夥種」，或稱「朋夥種莊稼」，是一種變工形式。參加夥種的一般是人力、畜力、土地等生產條件相差不多的具有親族或親戚關係的兩家農戶，他們把全部人力、畜力、農具、土地合作起來，統一耕作，收成平均分配。有的「夥種」是共同開荒，收成平均分配。還有的「夥種」是共同租佃地主的土地，一同耕作，收成在完租後平均分配。

　　[6]「三三制」，見本卷第25頁注[8]。

　　[7]聶榮臻，當時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8]周揚，當時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兼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範文瀾，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9]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二），湖南瀏陽人。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九旅旅長兼政治委員。

　　[10]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

　　[11]王明，即陳紹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起，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國，隨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在抗日戰爭初期，他提出許多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他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共產黨，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放手發展人民軍隊，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由於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已經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王明的這些錯誤只在局部地區一度產生過影響。

　　[12]四中全會，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王明等人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的統治。

　　[13]五中全會，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錯誤地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使「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