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課本》序言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

　　一個革命幹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以為從事工作的基礎與學習理論的基礎，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學好的希望。沒有這個基礎，就是說不識字，不能看，不能寫，其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限於直接見聞的範圍，這樣的人，雖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雖然也能學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學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有大批精明忠實但缺乏文化基礎的幹部，將來也必然還會有大批這類幹部，他們急切需要解決文化基礎問題，但課本問題遲遲沒有解決。現在文化課本出版了，這是一大勝利，這是凱豐、徐特立、範文瀾[1]諸同志的功勞。不管課本內容還須隨時改正缺點，推陳出新，但有了這個課本，就打開了學習文化的大門。文化課本的出版，是廣大幹部的福音，我相信，我們大群的幹部會以極大的熱忱來歡迎這個課本的。

　　根據一九四八年新華書店二分店出版的《文化課本》刊印。

　　注釋

　　[1]凱豐，即何凱豐，又名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徐特立，當時任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範文瀾，當時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