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1]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二十年來，我黨對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地存在著。抗戰以來，我黨在瞭解日本、瞭解國民黨、瞭解社會情況諸方面是大進一步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也減少了。但所瞭解者仍然多屬粗枝大葉的、漫畫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瞭解，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作風並未徹底消滅。對於二十年來由於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於幼稚無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徹底認識。到延安來報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數，對於他們自己從事工作區域的內外環境，不論在社會階級關係方面，在敵偽方面，在友党友軍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統的周密的瞭解。黨內許多同志，還不瞭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瞭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瞭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瞭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是國民黨對於國內外情況，亦比我黨所瞭解的豐富得多。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採取具體辦法，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為此目的，特決定辦法如下:

　　(一)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敵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

　　(三)關於收集材料的方法，舉例如下:第一，收集敵、友、我三方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加以採錄、編輯與研究。第二，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鎮、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遊民問題、會門問題)的典型。從研究典型著手是最切實的辦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農村中，應著重對於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雇農、手工工人、遊民等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著重對於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民群眾、遊民群眾及無產階級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第四，利用各種幹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凡地主、資本家財產五萬元以上者，敵軍、偽軍、友軍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友區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党、友党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新聞記者在一縣內外聞名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人寫一數百字到數千字的傳記。此種傳記，要責成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須切合本人實際。同時注意收集各種人員的照片。第六，個別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調人來問，問幹部、問工人、問農民、問文化人、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俘虜、問同情者，均屬之。第七，收集縣誌、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調查研究機關外，必須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級機關及全體同志，著重對於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並供給上級調查研究機關以材料。

　　(五)向各級在職幹部與訓練幹部的學校，進行關於瞭解客觀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勵那些瞭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瞭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瞭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這種瞭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繫起來。在學習中反對不管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反對將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原則與瞭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要提倡幹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析時局的每一變動。要供給幹部與學生關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各種情況的實際材料，把講授與研究這些材料及其結論當作正式課程，給與必要時間，並實行考績。

　　(六)責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中央七月一日所發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繫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幹部會議作報告，並討論實施辦法。

　　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一九四一年編印的《六大以來》刊印。

　　注釋

　　[1]這個決定是毛澤東起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