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關於《墨子哲學思想》[1]一文給陳伯達[2]的信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

伯達同志: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3]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

  二月一日夜

  (一)題目

  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

  (二)事物的實不止屬性,還有其最根本的質,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於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志氣」,志似指事物之質,不變的東西(在一物範圍內),氣似指量及屬性,變動的東西。

  (三)「君子不能從行為中分出什麼是仁什麼是不仁」,這句話的意思應是:君子做起事來卻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現。因此,「沒有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會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是對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發,並經過無數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許成為十月十一日的漢陽起義,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義。「不是在那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就不一定成為燎原之火」是對的,但也必定會在另一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而成為燎原之火。

  (五)中庸問題

  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4]、「兩而無偏」[5]、「正而不可搖」[6],與儒家的「執兩用中」[7]、「擇乎中庸服膺勿失」[8]、「中立不倚」、「至死不變」[9]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鬥爭,反對過與不及。這裡有幾點意見:(1)是在作兩條戰線鬥爭,用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來規定相對的質。(2)儒、墨兩家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墨家沒有特別發展的地方。(3)「正」是質的觀念,與儒家之「中」(不偏之謂中)同。「權」不是質的觀念,是規定此質區別異質的方法,與儒家「執兩用中」之「執」同。「欲」之「正」是「利」,使與害區別。「惡」之「正」是「害」,使與利區別而不相混。「權者兩而無偏」,應解作規定事物一定的質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異質偏),但這句話並不及「過猶不及」之明白恰當,不必說它「是過猶不及之發展」。(4)至於說「兩而無偏,恰是墨子看到一個質之含有不同的兩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個質」,則甚不妥,這把墨家說成折衷論了。一個質有兩方面,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於這方面,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面,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說「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辯證論的話,便應作如此解。

  (六)「半,端」問題

  墨子這段,特別是胡適的解釋,不能證明質的轉變問題,這似是說有限與無限問題。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是陳伯達寫的,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陸續發表在《解放》第八十二、第一○二和第一○四期。

  [2]陳伯達,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3]赫拉克利特(約公元前五四○——前四七○),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愛非斯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哲學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列寧曾稱他為「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

  [4]見《墨子·經上》。原文為:「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

  [5]參見《墨子·經說上》。原文為:「仗者,兩而勿偏。」孫詒讓《墨子間詁》中說,「仗」當作「權」。

  [6]參見《墨子·經下》。原文為:「正而不可擔。」孫詒讓《墨子間詁》中說,「擔」當作「搖」。

  [7]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8]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9]參見《中庸》。原文為:「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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