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墨子哲學思想》[1]一文給陳伯達[2]的信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

伯達同志: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3]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的。　

　　敬禮!

　　毛澤東

　　二月一日夜

　　(一)題目

　　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

　　(二)事物的實不止屬性，還有其最根本的質，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於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志氣」，志似指事物之質，不變的東西(在一物範圍內)，氣似指量及屬性，變動的東西。

　　(三)「君子不能從行為中分出什麼是仁什麼是不仁」，這句話的意思應是:君子做起事來卻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現。因此，「沒有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會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是對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發，並經過無數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許成為十月十一日的漢陽起義，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義。「不是在那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就不一定成為燎原之火」是對的，但也必定會在另一最恰當的時機爆發起來而成為燎原之火。

　　(五)中庸問題

　　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4]、「兩而無偏」[5]、「正而不可搖」[6]，與儒家的「執兩用中」[7]、「擇乎中庸服膺勿失」[8]、「中立不倚」、「至死不變」[9]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鬥爭，反對過與不及。這裡有幾點意見:(1)是在作兩條戰線鬥爭，用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來規定相對的質。(2)儒、墨兩家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墨家沒有特別發展的地方。(3)「正」是質的觀念，與儒家之「中」(不偏之謂中)同。「權」不是質的觀念，是規定此質區別異質的方法，與儒家「執兩用中」之「執」同。「欲」之「正」是「利」，使與害區別。「惡」之「正」是「害」，使與利區別而不相混。「權者兩而無偏」，應解作規定事物一定的質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異質偏)，但這句話並不及「過猶不及」之明白恰當，不必說它「是過猶不及之發展」。(4)至於說「兩而無偏，恰是墨子看到一個質之含有不同的兩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個質」，則甚不妥，這把墨家說成折衷論了。一個質有兩方面，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於這方面，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面，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說「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辯證論的話，便應作如此解。

　　(六)「半，端」問題

　　墨子這段，特別是胡適的解釋，不能證明質的轉變問題，這似是說有限與無限問題。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是陳伯達寫的，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陸續發表在《解放》第八十二、第一○二和第一○四期。

　　[2]陳伯達，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3]赫拉克利特（約公元前五四○——前四七○），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愛非斯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哲學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列寧曾稱他為「辯證法的奠基人之一」。

　　[4]見《墨子·經上》。原文為：「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

　　[5]參見《墨子·經說上》。原文為：「仗者，兩而勿偏。」孫詒讓《墨子間詁》中說，「仗」當作「權」。

　　[6]參見《墨子·經下》。原文為：「正而不可擔。」孫詒讓《墨子間詁》中說，「擔」當作「搖」。

　　[7]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8]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9]參見《中庸》。原文為：「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