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研究民族史問題給何干之[1]的信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幹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興的。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延安有陳伯達[2]同志在作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地做去。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個態度，我以為是對的，尤其第二個態度。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讚揚一番，對於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於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採取不贊同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範圍之內，如東漢班超[3]的事業等。

　　你的兩本新書[4]如出版時，盼各付我一本。敬祝努力!

　　毛澤東

　　一月十七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何干之（一九○五——一九六九），廣東臺山人。當時任陝北公學的教授和中國問題教研室主任。

　　[2]陳伯達（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3]班超（三二——一○二），扶風安陵（今屬咸陽市）人，東漢名將。曾在西域征戰三十一年，迫使匈奴西遷，解除了匈奴對漢朝的威脅。　　　

　　[4]指何干之著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和《三民主義研究》。前一本書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中國文化出版社出版，後一本書於一九四○年八月由新中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