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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研究民族史問題給何干之[1]的信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幹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興的。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延安有陳伯達[2]同志在作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地做去。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個態度,我以為是對的,尤其第二個態度。如能在你的書中證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讚揚一番,對於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只有一點,對於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應採取不贊同態度,不使和積極抵抗政策混同起來。為抵抗而進攻,不在侵略範圍之內,如東漢班超[3]的事業等。

  你的兩本新書[4]如出版時,盼各付我一本。敬祝努力!

  毛澤東

  一月十七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何干之(一九○五——一九六九),廣東臺山人。當時任陝北公學的教授和中國問題教研室主任。

  [2]陳伯達(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3]班超(三二——一○二),扶風安陵(今屬咸陽市)人,東漢名將。曾在西域征戰三十一年,迫使匈奴西遷,解除了匈奴對漢朝的威脅。   

  [4]指何干之著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和《三民主義研究》。前一本書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中國文化出版社出版,後一本書於一九四○年八月由新中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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