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党的傳統

　　黨內是否有某種錯誤的傳統?兩種答案:(甲)沒有(只是「表面上看來好像有」)；(乙)有，三個人[3]說法不同，但都承認是有的。

　　我是同意後者的，理由如次:

　　黨在十五年中造成與造成著革命的與布爾什維克的傳統，這是我們黨的正統，包括政治上的、組織上的、工作作風上的一切好的東西，這是不能否認的。沒有這個傳統，就不能說明為什麼能夠維持黨，團結黨，鞏固黨，克服黨內錯誤，並同敵人作堅決戰鬥而得到革命的成績，造成階級及人民信任的大政黨的地位。

　　但是還有若干不良的習慣。這表現在群眾鬥爭戰術上的「左」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也還表現在宣傳教育上的高傲態度、不深刻與普遍地聯結於實際、黨八股等等的作風上；再則還表現在黨內關係上，也存在著高傲態度、裡手主義、風頭主義、派別觀點、命令主義與懲辦主義的作風。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黨內確實存在著許多不良習慣，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否認這種事實是不妥當的，說黨毫無不良習慣是不應該的，也不可能的，事實依舊是事實。這就是所謂「某種錯誤的傳統」。在這一點，我是同少奇、凱豐、羅邁、伯渠[4]同志的意見大體相同的。

　　為什麼只是「左」的傳統?這是由於幾種原因:(一)民族與社會的雙重壓迫，造成群眾生活與黨的環境的極端困難，這些困難壓迫著我們(這是「左」比右總要好些的觀點的來源)。(二)黨內小資產階級與幼年無產階級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數目。(三)黨還只有十五年歷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解決問題還不能樣樣帶馬克思主義原則性，還沒有很早及人人都學好唯物辯證法。(四)在克服錯誤路線時(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線時)，在鬥爭策略、宣傳教育、黨內關係這三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得到徹底的克服，有些一時是進步，過後又發作起來。這三個問題上的錯誤，在一個長時期中沒有徹底地提出並解決過。由於這四個原因，所以我們黨內還存在著若干表現「左」的不良的習慣或傳統。至於右的東西，則因為環境不容許這種東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較徹底，所以不成其為錯誤傳統或不良習慣。

　　有了正確的傳統習慣，是否還容許有若干問題上的錯誤的傳統習慣呢?這是容許的。正確的東西中間可能包含錯誤的東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別罷了，因為社會有黑暗面，黨內往往也有黑暗面。

　　會要長期如此嗎?不會長期如此的。隨著環境與任務的變更，隨著對唯物辯證法瞭解的進步，已有的黑暗的東西會被驅逐出去，基本上去掉這三個問題上的「左」的傳統。將來又會有新的錯誤東西發生，但可以不使它成為傳統。

　　這個傳統是一切領導機關與一切幹部、黨員都有的嗎?不是的。一般說來它是部分領導機關(主要由中央負責)，部分幹部與黨員的。為什麼某些不良習慣相當普遍呢?這是由於部分的人一定要這樣做(而這些人在第一領導機關中占多數)，其他的人也被迫著或半被迫著這樣做。有些則知道錯誤並發生不滿，又說不出充足的理由來，或竟不准他們說，因此他們就不敢說。這是實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間也有他的變化，在某一時期不犯這種錯誤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時期(如在國民黨反動時期)他就變得犯錯誤了；在某一時期他不滿意人家的高慢態度，在另一時期他又以高慢態度對付人家了；在失敗時容易變得謹慎小心，在成功時容易變得驕傲放縱。這是常見的事。路線正確是可能犯個別錯誤的，遵義會議的一篇，就是證據。一個好人是可能同時帶著病的，害疥瘡、傷風就是證據。

　　從洛甫[5]同志分析中也證明這個不良的(三個問題上的)「左」的傳統之存在。因為洛甫指出黨在四中全會後犯了六個個別原則問題上的錯誤:(一)沒有估計部分資產階級的變動；(二)對革命持久性、複雜性、不平衡性估計不充分；(三)戰爭中「左」的及右的錯誤；(四)群眾鬥爭中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及對此錯誤鬥爭的不夠；(五)不會利用敵人的間隙；(六)思想鬥爭與幹部政策上的嚴重錯誤。這些錯誤在全黨內，就在今天說還是沒有全部徹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許多地方機關與許多幹部、黨員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錯誤(例如不完全瞭解中國革命的特點)，也不是原在四中全會後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這是由於唯物辯證法思想在黨內還沒有普及與深入的原故。試問有了這些錯誤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傾習慣?又怎能徹底地克服「左」傾習慣?要克服這個傳統，在於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幹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個錯誤，在現在的中央業已是基本上糾正了的。

　　結論:我們黨內存在著某種錯誤的傳統，這就是群眾工作問題上，宣傳教育問題上，黨內關係問題上的「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冒險主義、公式主義、命令主義、懲辦主義的方式方法與不良習慣的存在，這在全黨還沒有克服得乾淨，有些還正在開始系統地提出來解決。新的環境與任務迫切要求對這個問題來一個徹底的轉變，我們也正在轉變它。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的《群眾工作問題》發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又召開了白區代表會議，劉少奇在會上作《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張聞天作《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總結報告。由於當時中共中央還沒有對過去工作中的嚴重「左」傾錯誤作出明確的系統的結論，一些同志還未能擺脫過去那種「左」的思想影響，以致討論劉少奇報告時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些問題，毛澤東的上述發言和張聞天代表中央作的總結報告，都從總的方面肯定了劉少奇的報告，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2]毛澤東在這裡講党的最高領導機關犯總路線錯誤時沒有提到以王明（陳紹禹）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這是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進行批評和總結。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遵義會議，首先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四十年代進行的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地批評了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並作出正式的結論。

　　[3]三人，指劉少奇、何凱豐和李維漢。何凱豐，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維漢（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羅邁，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他們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上作了發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臨澧人。當時主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工作。

　　[5]洛甫，即張聞天，見本卷第373頁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