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關於党的傳統

  黨內是否有某種錯誤的傳統?兩種答案:(甲)沒有(只是「表面上看來好像有」);(乙)有,三個人[3]說法不同,但都承認是有的。

  我是同意後者的,理由如次:

  黨在十五年中造成與造成著革命的與布爾什維克的傳統,這是我們黨的正統,包括政治上的、組織上的、工作作風上的一切好的東西,這是不能否認的。沒有這個傳統,就不能說明為什麼能夠維持黨,團結黨,鞏固黨,克服黨內錯誤,並同敵人作堅決戰鬥而得到革命的成績,造成階級及人民信任的大政黨的地位。

  但是還有若干不良的習慣。這表現在群眾鬥爭戰術上的「左」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也還表現在宣傳教育上的高傲態度、不深刻與普遍地聯結於實際、黨八股等等的作風上;再則還表現在黨內關係上,也存在著高傲態度、裡手主義、風頭主義、派別觀點、命令主義與懲辦主義的作風。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黨內確實存在著許多不良習慣,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否認這種事實是不妥當的,說黨毫無不良習慣是不應該的,也不可能的,事實依舊是事實。這就是所謂「某種錯誤的傳統」。在這一點,我是同少奇、凱豐、羅邁、伯渠[4]同志的意見大體相同的。

  為什麼只是「左」的傳統?這是由於幾種原因:(一)民族與社會的雙重壓迫,造成群眾生活與黨的環境的極端困難,這些困難壓迫著我們(這是「左」比右總要好些的觀點的來源)。(二)黨內小資產階級與幼年無產階級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數目。(三)黨還只有十五年歷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解決問題還不能樣樣帶馬克思主義原則性,還沒有很早及人人都學好唯物辯證法。(四)在克服錯誤路線時(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線時),在鬥爭策略、宣傳教育、黨內關係這三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得到徹底的克服,有些一時是進步,過後又發作起來。這三個問題上的錯誤,在一個長時期中沒有徹底地提出並解決過。由於這四個原因,所以我們黨內還存在著若干表現「左」的不良的習慣或傳統。至於右的東西,則因為環境不容許這種東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較徹底,所以不成其為錯誤傳統或不良習慣。

  有了正確的傳統習慣,是否還容許有若干問題上的錯誤的傳統習慣呢?這是容許的。正確的東西中間可能包含錯誤的東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別罷了,因為社會有黑暗面,黨內往往也有黑暗面。

  會要長期如此嗎?不會長期如此的。隨著環境與任務的變更,隨著對唯物辯證法瞭解的進步,已有的黑暗的東西會被驅逐出去,基本上去掉這三個問題上的「左」的傳統。將來又會有新的錯誤東西發生,但可以不使它成為傳統。

  這個傳統是一切領導機關與一切幹部、黨員都有的嗎?不是的。一般說來它是部分領導機關(主要由中央負責),部分幹部與黨員的。為什麼某些不良習慣相當普遍呢?這是由於部分的人一定要這樣做(而這些人在第一領導機關中占多數),其他的人也被迫著或半被迫著這樣做。有些則知道錯誤並發生不滿,又說不出充足的理由來,或竟不准他們說,因此他們就不敢說。這是實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間也有他的變化,在某一時期不犯這種錯誤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時期(如在國民黨反動時期)他就變得犯錯誤了;在某一時期他不滿意人家的高慢態度,在另一時期他又以高慢態度對付人家了;在失敗時容易變得謹慎小心,在成功時容易變得驕傲放縱。這是常見的事。路線正確是可能犯個別錯誤的,遵義會議的一篇,就是證據。一個好人是可能同時帶著病的,害疥瘡、傷風就是證據。

  從洛甫[5]同志分析中也證明這個不良的(三個問題上的)「左」的傳統之存在。因為洛甫指出黨在四中全會後犯了六個個別原則問題上的錯誤:(一)沒有估計部分資產階級的變動;(二)對革命持久性、複雜性、不平衡性估計不充分;(三)戰爭中「左」的及右的錯誤;(四)群眾鬥爭中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及對此錯誤鬥爭的不夠;(五)不會利用敵人的間隙;(六)思想鬥爭與幹部政策上的嚴重錯誤。這些錯誤在全黨內,就在今天說還是沒有全部徹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許多地方機關與許多幹部、黨員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錯誤(例如不完全瞭解中國革命的特點),也不是原在四中全會後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這是由於唯物辯證法思想在黨內還沒有普及與深入的原故。試問有了這些錯誤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傾習慣?又怎能徹底地克服「左」傾習慣?要克服這個傳統,在於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幹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個錯誤,在現在的中央業已是基本上糾正了的。

  結論:我們黨內存在著某種錯誤的傳統,這就是群眾工作問題上,宣傳教育問題上,黨內關係問題上的「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冒險主義、公式主義、命令主義、懲辦主義的方式方法與不良習慣的存在,這在全黨還沒有克服得乾淨,有些還正在開始系統地提出來解決。新的環境與任務迫切要求對這個問題來一個徹底的轉變,我們也正在轉變它。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的《群眾工作問題》發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又召開了白區代表會議,劉少奇在會上作《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張聞天作《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總結報告。由於當時中共中央還沒有對過去工作中的嚴重「左」傾錯誤作出明確的系統的結論,一些同志還未能擺脫過去那種「左」的思想影響,以致討論劉少奇報告時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這些問題,毛澤東的上述發言和張聞天代表中央作的總結報告,都從總的方面肯定了劉少奇的報告,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2]毛澤東在這裡講党的最高領導機關犯總路線錯誤時沒有提到以王明(陳紹禹)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這是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進行批評和總結。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遵義會議,首先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四十年代進行的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地批評了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並作出正式的結論。

  [3]三人,指劉少奇、何凱豐和李維漢。何凱豐,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維漢(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羅邁,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他們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上作了發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臨澧人。當時主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工作。

  [5]洛甫,即張聞天,見本卷第373頁注[1]。

回目錄<<回學達書庫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