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2]由福建省委轉來，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三次進攻井岡山[3]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漸低落，革命高潮逐漸生長。我黨的戰鬥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幹部分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地消滅。群眾是一定傾向我們的。屠殺主義又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不能再號召群眾了。群眾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形勢之下，什麼黨都不能和共產黨爭群眾的。六次大會[4]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十分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黨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武裝暴動。但革命發展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準備應該採取積極的精神。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口號積極精神才能領導群眾。黨的戰鬥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們感覺黨在從前犯了盲動主義極大的錯誤，現時卻在一些地方頗有取消主義的傾向了。閩西贛南我們所經過的地方黨部，戰鬥的精神非常之弱，許多鬥爭的機會輕易放過去了。群眾是廣大而且革命的，黨卻袖手不去領導。由閩西贛南的例子使我們想到別的地方或者也有這種現象，所以我們要反對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惡劣傾向，但取消主義和不動主義的傾向又要極力防止。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建立，大區域產業支部之創造，正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最大任務，但同時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蘇維埃之建立，紅軍之創造與擴大，亦是幫助城市鬥爭、促成革命潮流高漲的條件。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沉溺於農村遊擊主義是最大的錯誤，但畏懼農民勢力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領導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不得工人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發展超過工人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六次大會指出了忽視農民革命的錯誤。中央此信有「發展農村中廣大的普遍的鬥爭」之言，這種意見才是對的。

　　中央要求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大的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理想。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遊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前年冬天就計劃起，而且多次實行都是失敗的。因為:(一)紅軍不是本地人，與地方武裝的赤衛隊來說完全不同。湘贛邊界寧岡各縣的農民只願在本縣赤衛隊當兵，不願入紅軍，因此紅軍簡直尋不出幾個湘贛邊界的農民。紅軍成分是老的國民革命軍、瀏平[5]湘南的農軍和迭次戰役的俘虜兵。(二)分開則領導機關不健全，惡劣環境中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五軍在平瀏，四軍在邊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敵人擊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強奮鬥，方能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裡才好分兵遊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刻不能離。此次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因為我們部隊是集中的，領導機關(前委)和負責人(朱、毛)的態度是堅決奮鬥的，所以不但敵人無奈我何，而且敵人的損失大於他們的勝利，我們的勝利則大於我們的損失。寧都和汀州二役[6]的勝利，地頭蛇之郭劉二旅完全消滅了戰鬥力，使贛南閩西一方清漢，致有現在之群眾發動成績者非部隊集中、指導機關健全決辦不到。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展是一天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力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用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來都用這種戰術。在湘贛邊界時，大概集中兵力一度擊潰敵人之後，可以散開工作兩三星期(分數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數小支出去)，及至敵人再整軍來，我們又集中起來了，再擊潰敵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敵人窮追，我們用盤旋式的遊擊，可以走很寬的地方，發動很寬的群眾。每到一處少則頓住半天，多則頓住五天，先之以廣大的宣傳(政治部統屬的文字宣傳隊和口頭宣傳隊，均以連為單位，每連二隊，每隊三人，路上行軍及每到一處，宣傳就立刻普及)，繼之以散發財物(大地主及反動分子的穀子、衣服、器具)，然後進行組織(黨的支部、秘密工會、秘密農會)。群眾工作的技術，現在比以前更嫺熟了。這時候的紅軍不是一個單純打仗的東西，它的主要作用是發動群眾，打仗僅是一種手段。並且打仗的時間、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現在的隊伍，與葉賀[7]時候的隊伍大不相同，葉賀的隊伍是單純打仗的，若在今日，決不能存在的。紅軍無論在什麼時候，黨及軍事的統一指揮機關是不可少的，否則陷於無政府，定是失敗。

　　現在黨的指導機關是前委，毛澤東為書記，軍事指揮機關是軍司令部，朱德為軍長。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8]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9]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兩人如能派來，那是勝過我們的。中央去年六月來信說派賀昌[10]同志來視察，不知為何沒有來，現在從福建來交通極便，以後務望隨時派人來視察。

　　自劉郭二旅擊潰之後，閩西贛南可以說沒有敵人了。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目前，國民黨統治從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會到來。在這種時局之下來佈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粵湘二省中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湘省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政策的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失盡。贛浙閩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三省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11]的少數省防軍。福建五部雖有十四團，然郭旅已被擊破，陳國輝盧興邦[12]二部均土匪軍，戰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亦未打過仗，戰力諒不大，只有張貞[13]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二團好的，且五部完全是無政府，不統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輝[14]二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則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們作戰過，除李文彬[15]一旅之外其餘都是被我們打敗過的。第二，三省黨的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黨及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等縣黨及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豐、興國等縣的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有一天一天發展之勢，贛東方志敏[16]的紅軍獨立第三團[17]並未消滅，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圍之形勢。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混戰的長期戰鬥中間，我們要和蔣桂二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此一年中，要在上海、無錫、寧波、杭州、福州、廈門等處建設無產階級鬥爭的基礎，使能領導贛浙閩三省的農民鬥爭。江西省委必須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潯路的職工基礎須努力建立起來。

　　我們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戰敗郭旅，打死郭鳳鳴，始知蔣桂決裂，國民黨大混戰快到來。對於目前工作的佈置，決定在國民黨混戰初期，以閩西贛南二十餘縣一大區為範圍，用遊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群眾的公開割據，深入土地革命，建設工農政權，由此一割據與湘贛邊之割據連接起來，形成一堅固勢力，以為前進的根基。因此，我們不下杭、永[18]，也不去龍岩，在汀工作十七日，於四月一日開到瑞金，定四月八日進佔於都，到於都當召集一擴大會，與贛南特委與中央軍事部派來的羅壽男同志等討論行動計劃。閩西贛南的民眾都非常之好，在長汀縣城及新橋、河田等地工作時，奪取土劣穀子的群眾，一聚就有幾千。在汀州組織了二十個秘密農協，五個秘密工會，總工會也成立了。黨的組織比前發展二倍。組織了一個赤衛隊，單獨站不住，現隨軍來到瑞金。政權機關開始是臨時革命委員會，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會、農會各組織了幾個之後，即召集代表會議選舉正式革命委員會。臨時與正式的革委都發佈政綱。到瑞金規定四天工作計劃，把部隊分散到縣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揮機關在縣城。瑞金民眾如火如荼地起來，歡迎我們，和地主鬥爭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無組織，一個同志都沒有，無本地領導，組織工作倉卒，難做得好，特別是縣城。到於都後大約有一星期在縣城及四郊工作，以後或向寧都、廣昌，或向萬安、泰和，看情形決定。贛南遊擊一個時期，再赴閩西，那時須與郭鳳鳴殘部及盧興邦、陳國輝戰，福建省委須努力準備。

　　軍中狀況，四軍除小部分留邊界外，大部分出來的計三千六百人，一千一百槍，在大余、信豐、尋烏損失約二百支槍，六百個人(多數是作戰時失聯絡，真正被敵人拿去的不過幾十槍，一百多人)。報紙所載那些駭人的消息，都是敵人欺騙的話。甯都汀州二戰之後，不但恢復原狀，而且增長了些。全軍現編為第一第二第三三個縱隊，每縱隊轄二支隊(等於營)，每支隊轄三大隊(等於連)，每縱隊約槍五百余支，千二百餘人。分兵遊擊時即以縱隊為單位，分開出去，然後再分小支，分開、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懷同志之第五軍到井岡山者八百人、槍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槍，現在編為四軍第五縱隊，彭同志以副軍長名義指揮之，數日後須返湘贛邊界，收集舊部恢復政權，與贛南取得聯絡，仍屬前委指揮。政治部已設立，軍設軍政治部，每縱隊設縱隊政治部。政治部內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分職工、農民、特務三股)、政治保衛科。支隊大隊兩級設黨代表。縱隊以上廢除黨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軍在汀做了整齊的服裝，每人發四元零用費，給養已不成問題，士氣非常振發。贛東黎川方面(與廣昌接近)有兩個部隊想來接頭，一是金漢鼎[19]部下反叛出來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槍，現編為第四縱隊，縱隊長田桂清；一是土匪軍三百多人，二百多槍，到處被打無出路，現編為獨立營，胡竹笙為營長。此兩部約定四月十四日後開到寧都編就訓練。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兩團現在興國一帶，與我們聯絡很好。湘贛邊界遭一度破敗之後，現必到了恢復的機會，那邊除王佐[20]部二百支槍系屬紅軍第四軍外，寧永蓮遂酃茶[21]六縣赤衛隊共八百槍，在軍閥混戰無力顧及的時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發展，彭同志率部回去，當更有辦法。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是鄧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動失敗之後，黨的基礎在盲動主義之下完全毀滅，農軍武裝也被豪紳繳去，群眾都被鎮壓下去了。去年八月紅軍攻郴，在資興、汝城、桂東組織三個縣委，三個農民武裝的赤衛隊，另組織一特委統轄之，杜修經為書記。近接報告，他們又在盲動主義之下犧牲了。醴陵去春暴動後，黨的組織打破，武裝消滅之後，夏季又向四軍領去七十支槍，秋季全部覆滅於攸、醴[22]交界之皇圖嶺，此足見少數武裝單獨存在之不易。

　　紅軍黨的指導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來信雲:關於前敵指導機關，中央視為有組織委員會之必要，委員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此外還須組織一職工委員會，前委之工人同志為書記，一軍事委員會，朱德為書記，軍委及工委名單由前委決定。所有管轄的範圍，依據環境來決定，所有管轄區域內工作，完全為前委指揮。前委在江西時，受江西省委指導，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導。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報告須立即回答，並將前委的報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們對中央這種組織的指示，視為十分適當，合於鬥爭的需要。超地方性質的紅軍，不但不宜受縣委與特委的指揮，並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揮。五軍在平、瀏，四軍在湘南及湘贛邊界，多次地失敗在地方主義指揮之下。超地方的紅軍必須在中央直接指揮之下，才能適合革命環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義的累害。

　　從去年八月起共有三個報告給中央。一個是去年八月毛澤東在邊界失敗時寫的一封長信，討論割據問題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轉中央，原稿已失。一個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來信紅軍須重回湘贛邊界時前委做的一個報告[23]，歷史地敘述湘贛邊界鬥爭的經過及割據問題政策計劃等，由湘贛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寫付上。以上兩重要報告，中央一個也未收到，無怪對我們情形完全隔膜了。一個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長汀發的信，由福建省委轉來，未知能達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來中央的刊物我們一本沒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鋒》第三、四期，《中國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滬同志出的《前響》第二期。在湘贛邊界時，因敵人的封鎖，曾二三個月看不到報紙。去年九月以後可以到吉安、長沙買報了，然亦得到很難。到贛南閩西以來，郵路極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廈門、漳州、南昌、贛州的報紙，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鍵[24]的機關報長沙《民國日報》，真是撥雲霧見青天，快樂真不可名狀。以後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給我們，我們亦至少每月給中央一信報告。中央的刊物並希設法寄來。

　　前　委
　　一九二九、四、五於瑞金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起草的中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共中央的信。

　　[2]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給中共紅軍第四軍前委的信。

　　[3]指一九二九年初湖南、江西兩省的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

　　[4]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5]瀏平，指湖南瀏陽和平江。

　　[6]指大柏地戰鬥和長汀戰鬥。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至十一日，紅軍第四軍在江西寧都大柏地（後改屬瑞金），伏擊尾追紅軍的國民黨軍第一集團軍第五師第十五旅劉士毅部，殲滅該旅大部，俘虜敵團長以下八百多人，繳槍八百余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紅軍第四軍與國民黨福建省防軍暫編第二混成旅郭鳳鳴部激戰于福建長汀的漁溪、長嶺寨一帶，全殲敵軍兩千餘人，擊斃旅長郭鳳鳴，並乘勝佔領長汀城。

　　[7]葉，指葉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廣東惠陽人。北伐戰爭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兼武昌衛戍司令。一九二七年八月率部參加南昌起義，任起義軍代理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賀，指賀龍（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北伐戰爭中曾任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一九二七年八月率部參加南昌起義，任起義軍代理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兼第二十軍軍長。

　　[8]劉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開縣人。當時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時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

　　[9]惲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江蘇武進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

　　[10]賀昌（一九○六——一九三五），山西離石縣柳林鎮（今屬柳林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

　　[11]蔣伯誠（？——一九五一），浙江諸暨人。當時任國民黨浙江省防軍司令。

　　[12]陳國輝（一八九八——一九三二），福建南安人。當時任國民黨福建省防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盧興邦（一八八○——一九四五），福建尤溪人。當時任國民黨軍新編第二師師長。

　　[13]張貞（一八八四——一九六三），福建詔安人。當時任國民黨軍暫編第一師師長。

　　[14]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雲南鹽興（今屬祿豐縣）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義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集團軍第五師師長。

　　[15]李文彬，雲南鹽興（今屬祿豐縣）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一集團軍第二十一旅旅長。

　　[16]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陽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第十軍的主要創建人。

　　[17]獨立第三團，似應為獨立第一團。

　　[18]杭、永，指福建上杭和永定。

　　[19]金漢鼎（一八九一——一九六七），雲南黎縣（今華寧）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一集團軍第十二師師長。

　　[20]王佐（一八九八——一九三○），江西遂川人。當時任湘贛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團長。

　　[21]寧永蓮遂酃茶，指江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和湖南酃縣、茶陵。

　　[22]攸、醴，指湖南攸縣和醴陵。

　　[23]即《毛澤東選集》中《井岡山的鬥爭》一文。

　　[24]何鍵（一八八七——一九五六），湖南醴陵人。當時任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