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的大明(34)_馬伯庸

三四

　　最後余懋衡呼籲廣大學子：「殘縣龍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殘其龍，自傷其脈，不智甚矣！吾輩若不亟為力禁，坐視淩夷，亦不得謂之仁，不得謂之智矣！剝膚之災，堅冰之禍，勿謂吾言不驗！」

　　連「勿謂吾言不驗」都說出來了，說明真的要開打了。

　　正式開戰的日期，定在了萬曆四十八年的八月。

　　先是汪應蛟、餘懋衡等人領銜，會同幾十名鄉宦聯名上書，請求金知縣保龍嚴查。然後金知縣擲下令牌，委派縣丞黃世臣親自帶隊，會同縣學的生員督查隊，氣勢洶洶朝著船槽嶺撲過來。

　　這一次聯合執法，力度空前，真正細到一窯一戶一地，逐一查實。事後黃世臣寫了一份工作報告，簡單引用一段，感受一下其細緻程度：

　　「裡長施時高，引至十七都小嚴前，有窯一所，查出窯戶呂乞、呂正、呂愛、呂芝、呂奇、呂呈等；樓下有窯一所，查出窯戶洪澤、洪星、洪新壽、洪三保、洪福忠、洪互等；外施村有窯一所，查出窯戶何興、何德桂、洪象、洪善、汪虎、方子等；戴貳拾塢有窯一所，查出窯戶程法互、程新明、程高、程文辛、詹華，以上司窯俱在十七都地方……藏在窮源幽塢。」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灰窯幾乎都是家族式作業，一窯一戶，或兩家聯合，最多摻雜一兩個外姓人。窯歸家族共有，每個族人都有細股可分。所謂囤戶，實際上是家族中帶頭之人，和一般礦主還有區別。

　　這次清查，可謂是摧枯拉朽，犁庭掃閭。龍脈嶺上的灰窯又一次被一掃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幾十人，連坐者更多。金德義甚至公開表示，這一次絕要嚴懲：「若稍從末減，則雖欲禁之不過隔靴搔癢耳。」

　　這場轟轟烈烈的專項治理運動，持續了足足一個月，然後在八月底戛然而止。

　　皇上駕崩了。

　　七月二十一日，萬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終年五十八歲，漫長的萬曆時代落下帷幕。他的長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這個消息從京城傳到婺源縣，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縣緊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來。天子駕崩，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縣得組織全縣軍民服國喪；得籌備祭禮祭品；婺源縣是木材大縣，搞不好還會被臨時征派上等梓木——這是老皇上的事。還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麼縣裡的一應文牘案卷都得準備用新年號；登基還有大赦，縣獄裡的犯人哪個能赦哪個不能，也得提前議處；知縣還得打點行裝，進京朝覲新君。總之接下來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保龍的事，可以暫緩一下。

　　沒想到，計劃沒有變化快。婺源縣準備得差不多了，京裡又傳來消息，泰昌帝即位不過一個月，突然病逝。現在是由泰昌帝的長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啟。

　　得，所有準備工作，從頭再來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蹺，引發了震動朝野的「紅丸案」。此時保龍運動的推動者汪應蛟已經回歸朝廷，擔任南京戶部尚書。泰昌帝死後，他和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禦史鄒元標一起上書，指責首輔方從哲引發朝中大臣們彼此攻訐。

　　朝裡怎麼打的，那是另外一個話題。總之，汪應蛟也顧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連續兩帝即位，別的不說，光是改年號這事，就夠基層忙一陣了。在這段時間裡，婺源縣留下來的文獻資料特別混亂，尤其是落款日期，一會兒是「萬曆四十八年十月」，一會兒是「泰昌元年九月」，簡直無所適從。

　　好在朝廷體恤基層窘境，宣佈這一年八月之前，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之後，算泰昌元年（1620年）；從次年正月開始，再按天啟紀年算。有些鑄錢的工坊，索性把兩個年號合在一起，鑄成合號錢。

　　這場混亂一直持續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縣金德義停下來喘了口氣，這才想起來，牢裡還關著一大堆灰戶待審呢。

　　糟糕，得抓緊時間了！

　　再有一個月，就是天啟元年（1621年）。按規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裡這些犯人都是輕罪，肯定會被釋放，這一釋放，我們豈不是白乾了嗎？

　　於是婺源縣衙上下齊動員，從知縣到縣丞、典史、主簿，再到諸房官吏，全沖到牢裡進行突擊審訊。

　　天啟元年正月十一日，知縣金德義、縣丞黃世臣、主簿黃師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寫了一封長長的審結申詳，提交給徽州府。

　　這麼大規模的審判，按流程應該向徽州府報備。可周知府怎麼也沒想到，連元宵節還沒出呢，他們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單提交上來了。算算時間，恐怕婺源縣的官吏們，這個春節都是在牢裡審著犯人過的。

　　審結申詳稱：婺源縣一共查獲十七都灰窯四座、十八都灰窯兩座，一共拘捕了百餘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場的兩個囤戶俞辛宇和程濟，不過兩人已經病故，於是又從俞、程兩家各抽出一人頂罪。

　　這十六名罪犯，一共罰銀十五兩七錢，已收入縣庫。是否還需要進一步懲戒，還請周知府酌定。

　　其實以金德義的權限，足夠給這十六人判罪了。不過這一次行動，畢竟名義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請知府來親自定罪，顯得這件事辦得有頭有尾，把功勞歸於徽州府的高瞻遠矚。

　　周士昌拿到報告，對金知縣的這個分寸拿捏很滿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會引發地方震盪，絕非官員所願見，揪住首惡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處。於是周士昌提起筆來，擬了一個「杖三十」。

　　這個懲戒是可以刑贖的，其實相當輕，周士昌寫了八個字的理由：「鄉愚罔利，如蚊撲燈。」意思是，這些人太蠢，總幹這種自取滅亡的事，嚇唬嚇唬得了。

　　這個判決，再一次顯示出地方官員的治政原則。像這種波及幾個鄉數百人的大事，官員很少會趕盡殺絕，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誰也沒好處。

　　官員的辦事原則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懲，以嚇阻壓制為主，不求根治問題，只要別在我任內出事就好。仔細回想一下，歷任知縣——除了趙昌期之外——對待保龍的態度，實際上都未曾偏離過這條主線。

　　不過周士昌覺得光自己批准，還是有點不踏實，又去找應天巡按易應昌，請他背個書。應天巡按相當於省高級法院院長，他們發佈的禁令，最具威懾力。

　　二月十六日，直隸巡按察院正式發佈了公告，除重申了龍脈保護區的範圍之外，這一次還強化了懲罰措施：「鑿山之家，罄其資產入官，重示枷示。」

　　原來只是罰錢了事，這次是直接查抄家產，算得上從重治罪了。周士昌轉發這道禁令時，還叮囑說，罰沒家產不得拿去做別的，要用來資助那些貧苦的讀書士子。

　　十六個首犯被判刑，沒什麼，那點罰款不算疼。但這個查抄家產，可就太重了，不說官府有沒有這個執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鄰居誣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政策一拳緊似一拳，直殺得灰戶斂跡，囤戶收聲。在馮開時任內縱容出的燒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強力地壓制下去。金德義主持的這一次嚴打，效用昭彰，船槽嶺下再沒鬧過什麼燒灰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靜安詳。

　　用當時婺源巡諭何儉總結的話說：「保龍之法，在巡視之有方，巡視之方置司官上也，權假候缺之司鎮之次也。」意思是，保龍成功的關鍵，還得靠領導重視啊。只要官府真心想管，就管得了。

　　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闈鄉試。這一次婺源學子中了三個舉人，其中兩個人是婺源本籍，分別叫汪全智和餘自怡。在次年的春闈和殿試中，還有一位婺源籍舉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這個成績，跟昔日盛況沒法比，但比前幾年總算強一點。風水論者紛紛表示，你看，龍脈的影響立竿見影啊。

　　可是接下來的天啟四年（1624年）鄉試，婺源只有一人中舉；再到了天啟七年（1627年）鄉試，只有兩人中舉。風水論者又說了，龍脈譬如人體，久屙必內虛，須徐徐浸補，方有靈妙——再等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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