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京十五日(192)_馬伯庸

一九二

　　明代的郵傳體系從移動方式上來分，可以粗略分成水遞、馬遞與步遞。前兩者顧名思義，是靠船隻與馬、驢等進行消息傳遞。步遞則是靠人的腳力遞送。

　　和直覺不同，明代的公文傳遞靠人力為多，而且速度不比馬匹慢。在驛道之上，會設置有許多個急遞鋪（到明中期逐漸與驛站合併），兩鋪之間相距均為十里。鋪內駐紮有少壯鋪兵，腰系鈴鐺，一接到公文便立刻飛跑而出，直到下一鋪。

　　根據規定，兩鋪之間的這十里距離，鋪兵必須在四十五分鐘之內跑完。兩華里折算一公里，也就是說，步遞的移動速度是每小時六七公里。如果大家對這個速度沒概念的話，我這個胖子日常健身，每次會跑上五公里，三十二分鐘之內完成。

　　那些年富力強的小夥子完成這個路程，非常輕鬆。

　　當鋪兵跑到下一鋪之後，會有另外一個鋪兵等候在那兒，交接文書之後，繼續以同樣的速度沖出去。就這樣輪換接力，鋪段相接，每一段都是以最好的狀態前進，無須考慮休息。這種傳遞方式晝夜不停，二十四小時之內，理論距離可以跑出約一百五十公里，三百里地。

　　這個速度，已和尋常馬遞的速度持平。北京到南京的距離是兩千兩百三十五里，一封文書從北京發出，無論走腳遞還是尋常馬遞，理論速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

　　但馬遞也可以採取接力輪換的方式，晝夜不停，速度會更快——所謂「八百里加急」。當然，這個「八百里加急」只是理論值，考慮到夜間視野受限、沿途地形阻礙等要素，實際上日行五百里，也就是兩百多公里。不計成本的話，兩京之間單程只要六天時間。（因為還要考慮黃、淮、長三條大河的涉渡。）

　　這種加急傳遞成本極高，參與傳遞的馬匹一定會跑廢掉。只有最緊要的軍情大事，才能用這種方式傳遞。而「召還太子」，恰恰就屬於大事中最要緊的一樁。

　　考慮到海壽一個人不可能連續八天晝夜奔馳，也許朝廷採用的是雙發，正式璽書由海壽攜帶前往，同時也會發出一封信函，通過馬遞先發通知太子。畢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標不是送達璽書，而是讓太子儘快得知消息，及時返回。

　　換句話講，在五月十八日之前，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來自京城的消息。接下來，他有十五天時間從南京返回北京。這個時間雖然很趕，但不至於完全做不到。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弑父陰謀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根據《宣宗實錄》的說法，當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壽的消息時，南京已經到處在傳言洪熙皇帝去世。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海壽出發時，帶著的是「上不豫」的消息，並不知道次日洪熙駕崩。那麼南京這個傳言，到底何時興起？又是從何而來？

　　實錄記載得相當含糊。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朱瞻基接到消息後並未封鎖，消息很快傳入城中各處，以訛傳訛，從「不豫」變成了「駕崩」，謠言歪打正著，反成了預言。

　　無論如何，朱瞻基這時在南京已經不能待下去了，他必須立刻返回京城。這時太子身邊的幕僚勸他說，這是一個敏感時期，必須小心，最好待護衛部隊齊備了再返回。還有人建議，不要走驛路官道，最好從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

　　從這些提議來看，這些幕僚應該預見到了某種危險，而且就在歸途中。但朱瞻基拒絕了這兩個提議。無論是整齊兵馬還是走小路，都太耽誤時間。他這樣說：「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豈有他心？且予始至遽還，非眾所測。況君父召，豈可稍違！」

　　朱瞻基到底是跟隨朱棣打過仗的人，頗有決斷。他認為自己剛到南京，即刻返回，這種反應速度遠遠超出別人預料，根本反應不及。朱瞻基知道，在這個節骨眼上，儘快歸京是最重要的，多高的風險都得冒。

　　至於這個風險是什麼，朱瞻基沒明說。《實錄》裡只說他「遂由馹道馳還北京」。馹道即驛道，但究竟是走水驛、陸驛還是水陸交替，實無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傳》裡，卻記錄下一個充滿戲劇性的細節：「未幾，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漢王居然在半路設下伏兵，打算把自己這個侄子幹掉。只因為朱瞻基的行動速度太快，這邊倉促間未能合攏包圍，才讓太子逃出生天。由此可見，東宮幕僚在南京的勸諫，是有原因的，而朱瞻基果斷行動，是何等英明。

　　只可惜史料不全，到底漢王是在哪裡「伏兵邀于路」，又是如何「倉促不果」，只能讓我們自己去想像了。這也是這本小說的靈感源頭所在。最早是常江老師覺得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講給我聽，我用一個我考證出來的西漢故事跟她做了交換，才開始了朱瞻基的大冒險。

　　朱瞻基躲過了漢王的伏擊之後，在六月初三抵達良鄉。在這之前，洪熙皇帝的屍體一直停在紫禁城中，秘不發喪，等候著他的到來。很快一干大臣趕至盧溝橋，捧遺詔迎候太子。太子在香案前幾次哭至暈厥。

　　接下來，就是一步步的常規操作，再沒出什麼意外。朱瞻基順利登基，定年號為「宣德」。

　　不過《實錄》裡特意提過一句：「大行皇帝上賓，外間稍稍有聞時，上未至北京，喧傳高照，欲舉犯闕，人心訩訩。及上還始定，而京師戒嚴已久。」

　　可見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並不太平。無論是「喧傳高照」還是「欲舉犯闕」，這都是相當嚴重的行為，尤其是在京師戒嚴的前提之下，誰有權力和資源搞出這麼大動靜？《實錄》未提，但明眼人都知道。

　　因為，這件事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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