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隴西(64)_馬伯庸

六四

　　蜀吳兩國使臣素來有相互嘲諷的傳統，張溫訪蜀的時候與秦宓辯論過，張奉使吳的時候與諸葛瑾拿對方的國號開玩笑，鄧芝甚至當面嘲弄過孫權，這也算得上是兩國關係融洽的一個證明。從薛瑩與張觀剛才的對談就可以判斷出，蜀漢與吳關係仍舊處於黃金時代。荀詡想到這裡，心中一寬，沖薛瑩拱了拱手。

　　這時郤正已經將行李弄妥，張觀見狀對薛瑩說：「我晚上設下宴席為荀主簿接風，薛大人請務必出席呀。」薛瑩搖了搖頭，抬頭看看天色回答說：「最近朝廷裡比較忙，我恐怕是無法出席。我看就等荀主簿身體恢復一點，我再來盡盡地主之誼吧。」

　　薛瑩說完，走到荀詡前做了個抱歉的手勢，然後告辭離去。張觀、荀詡與郤正看著他離開以後，三個人走進了敦睦館的大門。

　　館裡一進門是一間寬闊的廳堂，兩邊各立著一隻銅制仙鶴香爐，鶴嘴中嫋嫋地飄著青煙；廳堂擺放著一尊青銅牛方鼎，鼎上方懸掛著用篆書寫的「敦睦和洽」四個字，落款的赫然就是東吳重臣兼書法名家張昭。

　　僕役們見三名官員已經進來了，於是走過去將大門「轟」地關上。張觀示意郤正等人離開，然後笑眯眯地對荀詡說：「荀功曹，蜀中一切安好？」

　　荀詡注意到了這個稱呼的變化。對外他是敦睦館的主簿，而實際上卻是司聞曹江東分司的功曹。張觀這樣稱呼他，意味著接下來就是涉及到情報領域的對話了。張觀在擔任撫吳敦睦使的同時，也是江東分司的從事，算是荀詡的上司。

　　荀詡簡單地彙報了一下成都和漢中的情況。張觀把右手搭到銅鼎上，忽然饒有興趣地問道。

　　「您以前是在漢中的靖安司工作吧？」

　　「正是。」荀詡聽到這個問題一楞，難道張觀也知道了漢中的那件事？

　　「呵呵，漢中靖安司是對內，而我們敦睦館是對外，兩者工作性質不同，要面對的麻煩也不盡相同。」張觀換了一副嚴肅的表情，「若是粗心大意，可是會引發外交上的大亂子。」

　　「唔，多謝提醒，我會格外留意的。」

　　「您也許早就知道，但我還想再強調一下。外交無小事，任何不當舉動都有可能對兩國關係造成損害。」張觀說到這裡，拿眼神瞟了一眼大門，問道：「剛才那位薛大人，你覺得人怎麼樣？」

　　荀詡想了想，謹慎地回答：「人還不錯，不過我總覺得似乎隔著一層什麼東西。」

　　「呵呵，不愧是諸葛丞相身邊的人，果然敏銳。」張觀贊許地點了點頭，「薛瑩這個人與我私交很好，是我在東吳最好的朋友，以前我們還是同學。但從外交和情報方面來說，他卻是我們敦睦館最麻煩的敵人，絕不可掉以輕心。」

　　荀詡點了點頭，外交無私交，這一點原則他是知道的。諸葛丞相有一位親生兄弟諸葛瑾就在東吳任高官，但他們兩個在代表兩國交涉的時候也都是一切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基本，絲毫不攙入兄弟感情因素。

　　「吳國人比較怪，他和我們、魏人的思維方式與行事風格都不太相同。你既然來這裡從事情報工作，就必須對此有所瞭解。」張觀說到這裡，忽然感慨道：「時間長了你就知道了，別看蜀、吳一團和氣，實際上武昌地下的情報戰不比漢中或者隴西輕鬆多少。要知道，有時候盟友比敵人更頭疼。」

　　「比敵人和盟友還難纏的大概只有自己人了。」

　　聽到荀詡的話，張觀理解地點了點頭，用手按住上翹的嘴角，笑道：「我大概知道為什麼荀功曹你會被調來江東了。」對此荀詡報以一個苦笑，什麼都沒說。

　　「至於這邊的基本情況，你可以去找郤正瞭解，他一直負責日常事務，不過……」張觀看看門口，用手掩在嘴邊低聲道，「這個傢伙正義感太強了，有點不知變通，跟情報部門格格不入。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我明白了，我會儘快開始熟悉武昌的情報網絡……」這時荀詡忽然將眉頭擰成一團，表情也變的古怪起來「……只是……」

　　「只是什麼？」張觀露出好奇的表情。

　　荀詡慢慢地從肺裡吐出一口飽涵江南水氣的氣息，用右手習慣性地捏了捏太陽穴，略帶狼狽地伸出另外左手：

　　「能再給我一片醒神丸嗎？」

　　接下來的幾日，荀詡一直在郤正的幫助下對整個吳國國情、政局現狀、經濟政策、軍事體系、民計民生等諸方面進行考察，以試圖對這個位於長江南岸的國家建立起一個初步的印象。與此同時，荀詡還頻繁地出現在各個東吳大臣的宴會之間，與吳人進行交談，瞭解他們的第一手想法。期間他還得到了孫權的接見，還得到了一塊玳瑁殼做為賞賜。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荀詡心中原本抽象的東吳變的豐滿實在起來。他在一封寫給裴緒的信中這樣寫到：

　　……在經過兩次權力轉移與數十年的相對安定統治以後，江東政權自孫堅時代培養起的那種銳意進取的氣勢已經被這種和平銷蝕的所剩無幾。歷史原因與地理原因的雙重影響令東吳君臣滋生出一種從外人視角來看很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們很驕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可以被稱為自大——從吳主到最基層的平民普遍認為任何針對東吳的軍事行動都是不可想像的。他們的想法有其歷史淵源，孫權即位以來曾經遭受過來自曹魏與我國的數次大規模攻擊，但最終都成功地將其順利擊退，這些勝利都是間接或者直接得益于長江。在我與吳人的交談中可以發現，長江做為天塹的存在從地理上與心理上都對他們有著深刻的影響。長江的安全感削弱了他們對外界政治變化的敏感程度，使之對現狀很滿意，並相信這種狀況會一直持續下去。

　　諷刺的是，做為一枚銅錢的兩面，這種封閉式的苟安心態不僅帶給吳人優越的安全感，也成為了他們向外發展的障礙。與輝煌的防守戰相比，東吳對外用兵的記錄慘不忍睹，要麼是完全的失敗——比如建安十九年的合肥之戰；要麼是戰略意圖十分混亂——比如建興六年的石亭戰役，從戰術上來說陸遜將軍無懈可擊，但在戰略上東吳除了消耗了大量物資以外，絲毫沒有收益。我想這可能是肇始于東吳將領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東吳的南部疆土與我國南部局勢類似，廣泛分佈著鬆散的蠻族部落，相當一部分東吳將領就是靠鎮壓蠻族來積累資歷。因此東吳的軍事行動呈現出鮮明的討蠻式特色：缺乏一個大的戰略構想，只確立無數短期戰略目標，而且他們樂此不疲。這與我國明確的戰略目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也正因為如此，東吳君臣很明顯抱有一種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態，這導致武昌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始終缺乏一個明晰的定位。他們將自己視做一個獨立政權，但又向曹魏與我國稱臣，暴露出武昌視自己是一個相對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割據政權的不自信；而每當稱臣這一議題進入到實質操作階段的時候，武昌又立刻退回了自己最初的立場——和他們的軍事行動一樣飄忽不定，沒有指導性的原則。讓所有人，甚至他們自己都無從捉摸。

　　這種對外消極據內自大的心態究讓東吳的小圈子化更加嚴重，在我接觸過的吳國臣子當中，大多數人在表現出對蜀、魏兩國因不信任其過於強大而產生的恐懼以外，更多的是對東吳獨立意識的強烈自滿。究竟這會引導我們這個可敬的盟友走向一條什麼樣的軌道，接下來的發展趨勢實在是令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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