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19)_麥家_學達書庫

一九

　　小黎黎最後沒給希伊斯回信，他把希伊斯的來信，連同兩張彌漫著志願軍與美國士兵在朝鮮浴血激戰的硝煙的報紙，還有給希伊斯回信的任務，都丟給了金珍。

　　小黎黎說：「謝謝他吧，也告訴他，戰爭和時勢已經封死了你的去路。」

　　小黎黎說：「他一定會感到遺憾的，我也是，但最該遺憾的是你。」

　　小黎黎說：「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你的上帝沒有站在你一邊。」

　　後來，金珍把寫好的信請他過目時，老人似乎忘記自己曾說過的話，把一大段表達他遺憾之情的文字勾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又轉換到金珍本人頭上，最後又交代說：

　　「把報紙上幾篇相關的報道剪了，一同寄去吧。」

　　這是一九五一年春節前的事。

　　春節後，金珍重新回到課堂上，當然不是斯坦福大學的課堂，也不是普林斯頓，而是N大學。這就是說，當金珍把謄寫清楚的信連同幾篇硝煙滾滾的報道丟進郵箱時，等於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種前程丟進了歷史的深淵裡。用容先生的話說，有些信是記錄歷史的，有些信是改變歷史的，這是一封改變一個人歷史的信。

　　【容先生訪談實錄】

　　珍弟複學前，父親對他是回原年級還是降一級學的事情跟我商量過，我想雖然都知道珍弟成績很好，但畢竟已輟學三個學期，加上大病初愈，人還經不起重負，怕一下回去上大三的課對他有壓力，所以我建議還是降一級的好。最後決定不降級，回原班級學，是珍弟自己要求的，我至今還記得當時他說的一句話。他說：

　　「我生病是上帝在幫我逃避教科書，擔心我變成它們的俘虜，失去了鑽研精神，以後什麼事都幹不了了。」

　　有意思吧，簡直有點狂是不？

　　其實，以前珍弟對自己一向是比較低看的，一場大病似乎是改變了他。不過，真正改變他的是書籍，大量的課外書籍。他在家養病期間，幾乎把我和父親的藏書都看了，少說是都摸了。他看書很快，也很怪，有些書他拿在手上翻幾頁就丟掉了，有人因此說他是用鼻子看書的，一度還有人喊他叫聞書先生。這肯定是誇張的說法，但他看書確實很快，大部分書在他手上都不會過夜的。看書快是和看書多聯繫在一起的，看得多了，見多識廣了，也就快了。再說他看多了課外書，對教科書上的東西簡直沒興趣，所以經常逃課，連我的課都敢逃。複學後第一學期期末，他曠課率之高跟他的成績一樣令人矚目，全年級第一，是遙遙領先的第一。還有一個遙遙領先的是他在圖書館的借書量，一學期借書達二百多冊，內容涉及哲學、文學、經濟、藝術、軍事，反正五花八門的，什麼書都有。就這樣，暑假時，父親帶他到閣樓上，打開儲物間，指著希伊斯留下的兩箱書，說：

　　「這不是教科書，是希伊斯留下的，以後沒事你看吧，就怕你看不懂。」

　　過了一個學期，到第二年三四月間，同學們都開始忙做畢業論文的事。這時，系裡幾位教珍弟專業主課的老師都跟我談起，說珍弟做的畢業論文的選題有些問題，希望我出面做做他工作，讓他換個選題，否則他們是無法做他論文的指導老師的。我問是什麼問題，他們說是政治問題。

　　原來珍弟確定的論文選題內容是建立在世界著名數學家格·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基礎上的，從選題學術性上講，可以說是對數字雙向理論的模擬證明。而偉納科當時是科學界出名的反共分子，據說他門前貼有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親隨共產主義者不得入內。他還在硝煙彌漫的朝鮮戰場上，慷慨激昂地激勵美軍士兵打過鴨綠江。雖然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也沒有主義之分，但偉納科個人強烈的反共色彩給他的學術理論也籠罩上了一層森嚴的政治陰影，當時以蘇聯為首的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對他的理論一般不予承認，不提，提了也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場上的。現在珍弟想證明他的理論，顯然是逆潮流而行，太敏感，有政治風險。

　　然而，父親不知是犯了知識分子的毛病，還是被珍弟列在提綱裡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並希望他出面勸說珍弟改換選題的情況下，他非但不勸說，反而主動請纓，親自當起珍弟論文的指導教師，鼓勵他把選題做出來。

　　珍弟確定的選題是：《常數π之清晰與模糊的界限》，已完全不是本科學業內的選題，也許作為碩士論文的選題還差不多。毫無疑問，他這是從閣樓上的那些書裡找來的選題——

　　論文第一稿出來後，小黎黎的熱情更加高漲，他完全被金珍敏銳、漂亮而且符合邏輯的思維迷住了，只是有些證明他覺得過於複雜，需要作修改。修改主要是刪繁就簡，把有些無須證明的證明刪了，對有些初級因而不免顯得繁複的證明，儘量改用比較高級又直接的證明手段，那已經遠遠不是本科學業範圍內的知識了。論文第一稿落成的文字有兩萬多，幾經修改後，定稿時為一萬多字，後來發表在《人民數學》雜誌上，在國內數學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過，似乎沒人相信這是金珍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因為經過幾次修改後，論文的檔次再三被拔高，於是就越來越不像一篇本科生的畢業論文，而更像一篇閃爍著創立精神的學術論文。

　　總的說，金珍論文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它從圓周率出發，巧妙地應用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將人造大腦必將面臨的困難和癥結進行了純數學的論述，感覺是有點把看不見的風抓住似的奇妙；缺點是文章的起點是一個假設，即圓周率為一個常數，所有驚人的猜想和求證都是在這個假設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難免有空中樓閣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你要讓樓閣落地，承認文章的學術價值，首先你必須堅信圓周率是一個常數。關於圓周率的常數問題，雖然早有科學家提出過，但迄今尚未有人證明它。現在數學界至少有一半人堅信圓周率是個常數，但在確鑿的證明或證據尚未擁有的情況下，相信也只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頓在發現樹上的蘋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懷疑地球有引力一樣。

　　當然，如果你懷疑圓周率是個常數，那麼金珍的文章可以說一文不值，因為這是它建築的地基。反過來，如果你相信圓周率是個常數，那你也許會驚歎他竟在如此蠻夷之地拔起一座大廈，感覺是用鐵捏了朵花似的。金珍在文章中指出：人的大腦在數學意義上說就是一個圓周率，是一個具有無窮小數的、深不見底的數字。在此基礎上，他通過偉納科的數字雙向理論，較好地闡述了關於研製人造大腦的癥結——人大腦擁有的模糊意識。模糊就是不清晰，就是無法全知，也就是無法再造。所以，他提出，在現有程式下，人腦難有徹底再造的樂觀前程，只能是儘量接近而已。

　　應該說，學術界持相似觀點的不乏其人，包括現在。可以說，他的結論並不新奇，他的誘人之處在於，他通過對圓周率的大膽假設和對數字雙向理論的巧妙運用，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純數學方式的求證和闡明，他尋求的意義也就是想對人們證實這一說法，只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經證實的。

　　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天誰證明圓周率確鑿是個常數，那他的意義才能凸現出來。但這一天至今還沒有到來，所以，嚴格地講，他的工作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唯一的意義就是向人們展示了他個人的才情和膽識。但是由於小黎黎的關係，外人對這篇文章是不是由他個人獨立完成都難以相信，更不要說相信他什麼才識了。所以，事實上，這篇文章並沒有給金珍帶來任何好處，也沒有改變他什麼，倒是小黎黎因此改變了自己晚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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