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1)_麥家_學達書庫

一

　　▼前言：答王德威教授問

　　事情不複雜，說起來不簡單，有點繞口。就在昨天，我作品的海外代理人譚光磊先生來郵道，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托《紐約時報》記者DIDI女士問我一個問題，後者為《解密》的英文版剛到杭州訪過我。恐是憂我孤陋，有眼不識泰山，譚在信中特別強調：王教授是夏志清之後海外華語文壇的掌門人。多慮了，我在文學圈浸泡近三十年，王先生的大名自是知曉。雖素未謀面，無只語交際，但先生的文章沒少看，受益多。

　　問題原文是英語，DIDI女士知我是土鼈，已經把它譯成中文：

　　麥先生寫的是中國的間諜／資料／秘密世界。他怎麼看「斯諾登後」的全世界這個現象呢？我們是不是都住在一個間諜，密碼數，陰謀，秘密的大道橫行的社會？

　　恕我直言，翻譯有些彆扭，個別詞言不及義。不過夠了，我知道在問什麼。我甚至知道更多，比如DIDI女士為何不直接與我溝通（剛採訪過我啊），要請我的代理出面周折，大抵是她覺得這問題有點敏感，怕我婉拒。也許她記憶猶新，我是個謹慎的人，時常笑而不答，或者思而不語。其實我無語不是謹慎，是怯場，嘴笨。我有點輕度的社交恐懼症，何況面對的是一雙不時詞不達意的藍眼睛、長睫毛。DIDI女士出生在愛爾蘭，少女時代在香港度過，那不是學中文的最理想之地，否則她的中文一定會少些詞不達意，我也不至於給她留下那麼多謹言慎語的把柄。

　　人到五十知天命，我今年正好這個年紀。既然天命都知道了，還有什麼可畏頭縮尾的？坦坦蕩蕩做人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最敞開的心懷，坦誠作答。這回面對的是文字，怯懦嘴笨的那個人變得神思泉湧，快人快語，轉眼工夫已經敲出一頁A4紙，像個話癆——

　　斯諾登是上帝（宇宙）的孩子，也是皇帝新衣裡的那個孩子。他的問題不是他做了什麼，而是他不得不是某個國家的人；更大的問題是他不但有國家，而且還有一份肩負著國家安全的職業。這份職業往往被譽為是神聖的，是公民意義上的崇高神職，他必須為這個職業放棄甚至包括生命在內的一切。他在沒有任何外力作用下，單方面撕毀了這個被普世接受的約定，因而他的形象篤定變得誇張、異類，像斯芬克司（獅身人面像），既是極端的醜，又是極端的美。

　　毋庸置疑，我小說《解密》中的主人公容金珍和斯諾登是同一種人，都是為國家安全這份至高神職修行的，異化的人；不同的是，前者為此感到無上光榮，情願為此自焚以示忠誠，後者恰恰相反。他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背靠背，註定要在兩個心向背的世界裡扮演著一半是英雄一半是死敵的角色。

　　英雄也好，死敵也罷；斯諾登也好，容金珍也罷，他們是被上帝拋棄的人。可悲的是，不論是哪個國家都有相當一部分這樣的人。坦率說，斯諾登揭露的不是美國的醜，而是當今世界。這個世界被科技綁架了，不論是X國還是Y國，我憂鬱地認為，只要他們擁有相應的技術，都會幹出相應的勾當。科技讓我們變得無所不能，又四面受敵，危在旦夕。科技，一頭風做的怪獸，正在把世界縮小成一個鍵鈕：按下某個鍵，地球上每一隻螞蟻都要死。這個時候，談個人隱世也許是奢侈，因為無論如何，求生的權欲是上帝賦予的。於是，我們別無選擇，只能「住在一個間諜、陰謀、秘密大道橫行的社會」。

　　我不會站在容金珍角度嘲笑斯諾登，也不會以斯諾登的目光去鄙視容金珍。我很遺憾無法選擇做宇宙的孩子，但我很榮幸做了文學的孩子：這是最接近上帝的一個職業。文學讓我變得寬廣坦然，上帝在我身邊，我敢對魔鬼發話。聽著，如果沒有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等人文精神的代代傳承，科技這頭怪獸也許早把我們滅了，即使不滅，恐怕也都變成一群恐龍、僵屍，只會改天換地，不會感天動地；只有腳步聲，沒有心跳聲；只會流血，不會流淚；只會恨，不會愛；只會戰，不會和；只會變，不會守……以文學為母體的人文藝術，像春天之於花一樣，讓我們內心日日夜夜、逐漸又逐漸地變得柔軟、飽滿、寬廣、細膩、溫良，使科技這頭怪獸至今還在我們馴養中。

　　我不知道王教授對我的答卷會不會滿意。作為一位專事文學教職工作者，我把文學看得那麼高大，說得那麼美妙，我思忖他也許會滿意的。但是我發誓，上帝就在身邊，我願意對上帝發誓，我說的是真話，絕沒有半點投機取巧的心思。我深信，我對上帝的誠實比博得王教授的歡喜更要緊。

　　2014.1.17
　　於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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