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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當時又說了些什麼，連我自己如今也記不清了。有一點卻記得很清楚，連長沒坐多一會兒，就一言未發，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導員比連長涵養好，默默地吸了兩支煙，也站起身走了。他雖然表面上不動聲色，但離開前狠狠踩滅煙蒂的動作，也夠令人「觸目驚心」的。如果不是因為我的工作組成員的身份，他當時絕不會表現得那麼有涵養。團支部書記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對她說：「團組織會還沒開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淚汪汪的，幾乎快哭了。 　　多數團員知青，對於出現了這樣一種他們萬萬料想不到的、「劍拔弩張」的局面，既感到震驚，也暗暗感到欽佩。我無形中成了代表他們被壓制的意見的人。他們主張繼續表決。表決的結果——給那個鶴崗知青警告處分。這等於對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 　　剖析起來，我的「仗義執言」，倒並非主要是受所謂「正義感」的驅使。還有更為主要的，當時連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識到的心理因素起強烈作用。這種心理，就是身為一個知識青年，經常受到種種抑制性的不正當的「管束」，人格被「領導意志」隨心所欲地扭曲，情緒被外界力量無端地粗暴地施加騷擾，尋找機會想得以發洩，表示反抗的心理。不過在什麼機會下，以什麼事件為導火索，以什麼方式發洩和反抗，因人而異罷了。這件事，我在我的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為「情節」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曉燕身上了。 　　我以我認為恰當的方式發洩了。我的心理感到了一種發洩後的滿足，感到了一種類乎「大獲全勝」的痛快。一種從未有過的痛快。 　　然而，「大獲全勝」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過扮演了一次「唐·吉訶德」式的慘敗者的角色而已。 　　我已說過，從木材加工廠到團部只需五六分鐘。剛表決完，還沒散會，我就被叫去接電話。政治部主任從團部打來的。 　　「放下電話，立刻跑步到我的辦公室！」政治部主任在電話中用異常嚴厲的語調命令。 　　我沒跑步，但走得很快。走進政治部主任辦公室，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坐在辦公室裡，都幸災樂禍地瞧著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氣。 　　「從今天起，不，從現在起，你不再是工作組成員了！你必須在木材加工廠團支部會議上做深刻檢查！」主任對我拍桌子瞪眼睛。 　　「沒什麼可檢查的！」我惱火透了。 　　「你太放肆了！」主任氣得臉色紫紅。 　　我頂撞道：「作為一個人，我有權放肆一次！」主任腮幫子抽搐，說不出話。 　　「小梁，你何必發這麼大火呢！有話好好講嘛！」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虛偽地勸說我。 　　我狠狠瞪了他們一眼，走出了主任辦公室。 　　政治部主任對我沒有半點好印象。他給我的印象更不怎麼樣。我從連隊調到宣傳股兩個多月後，我們連的文書，一位小巧玲瓏的「安琪兒」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調到了團部組織股。她報到的當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和她肩並肩向機關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罷了晚飯，迎著我們倆往回走。相距三十步遠，我就發現他的五官往一塊兒擠，在臉上擠出了一堆笑。儘管我不愛看他那種笑，但卻認為他是在對我笑。自從我調到宣傳股後，他只對我簡短地說過幾句例行公事的話，還從沒對我笑過。 　　主任對我笑，而且是第一次，僅僅出於禮貌，我想我也應對主任笑。 　　我心裡那麼想，表情上也就相應地作出了一種笑模笑樣。笑得不怎麼自然，也不怎麼由衷。 　　相距二十步遠，主任臉上那堆笑更加可掬了。 　　相距十步遠，我才看出，主任臉上那堆笑，並非為我，而是呈獻給我身旁那位「安琪兒」般的她的。目光，是聚焦的。整整齊齊的兩束，投射向一個焦點——她的臉。連點兒餘光，也沒賞賜給我。我那笑模笑樣，算是白作出了。像一個蹩腳的「二傳手」，移傳不到位。 　　我撇下她，識趣地獨自走了。從那一天起，我就認定政治部主任不是個好東西。來事實證明，我對人的看法還有準頭。他終於因為道德敗壞，被開除了軍籍、黨籍，撤消了一切幹部職務，「發配」到我的老連隊，成了名符其實的「二勞改」。 　　這個「不是好東西」的人，在當時，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被公認為「壞東西」，因此也就還完全操縱著我這個小小報道員的命運。 　　不久，團機關開始「精簡機構」。政治部所屬幹部、組織、宣傳三個股要精簡掉二十二分之一。我是一。 　　宣傳股長覺得有些對不住我，安慰我：「你到機械連吧，能學點技術。以後，找個機會，我再把你抽上來。」我沒到機械連去。 　　我那時年少氣盛。一種對政治部主任，對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的挑戰情緒，促使我要求到木材加工廠去。這樣的要求當然不會遭到拒絕。 　　在木材加工廠的連部裡，連長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條斯理地說：「你自願來到木材加工廠，我當然很歡迎。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爬起來嘛！可我們這兒沒輕活啊！」 　　他分明對我落到這種地步很高興。 　　我問：「什麼活最累？」 　　他說：「抬大木。」 　　我說：「我抬大木。」 　　他說：「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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