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379)_梁曉聲

三七九

　　曉光說：「就是！所以，你媽屬終身佛級別。都是佛，她現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咱們的親人中出了兩位佛，多大的幸事，佛祖多看得起咱們，你更不應該傷心了呀。」

　　秉昆也說：「你不是自己都認為，你媽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嗎？你忘了你對我講過，她對小野貓小野狗都特別愛護嗎？」

　　鄭娟終於說：「行，我不傷心啦。」

　　秉義卻起身默默走開了。

　　冬梅發現他表情不對，起身跟著他走入了臥室。

　　秉義進了臥室，往床邊一坐，雙手捂臉，低聲哭開了。

　　冬梅問：「你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秉義說，他也想自己的父母了。

　　冬梅說：「鄭娟想她媽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們這個三十兒晚上就人人傷心，把它過成個集體的親人追思會唄！」

　　秉義說：「你的父母與我們的父母不一樣，你的父母沒像我們的父母那麼受罪，我們的父母一生過的都是苦日子。」

　　冬梅不愛聽了，反駁道：「你敢說我父母沒受過罪？他們革命年代過的那種艱苦生活，不比你父母過的窮日子苦？他們出生入死，你父母經歷過嗎？他們『文革』中的悲慘遭遇，擱你父母身上，那還未必承受得了呢！從『文革』一開始，我就見不著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結束，我只有媽沒有爸了，我……我……」

　　她也賭氣往床邊一坐，掉起眼淚來。

　　秉義意識到了自己的話十分不妥，趕緊賠禮道歉，過來哄妻子別傷心。

　　而曉光在客廳高聲喊道：「哥，嫂子，該弄年夜飯了，我下廚了啊！」

　　雖然發生了兩段影響氣氛的小插曲，但親人們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樂。

　　這是一次歡歡喜喜的相聚，他們都覺得挺幸福。他們的幸福感，與知識、學歷有一定關係——在他們中，四人接受過高等教育，秉義和周蓉還曾是北大學子。如果再算上周玥，周家親人中有五人受過高等教育。

　　在他們中，有一人受益於文藝，那就是蔡曉光。雖然並無多少值得驕傲的成就可言，與那些成為文藝大腕日進鬥金、財源滾滾的春風得意不能同日而語，但他確實沾了文藝特別是主旋律不少光。

　　在他們中，有一人成了正廳級的副市長。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經由他不顯山不露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還是得了不少好處。否則，周秉昆家不會在新區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帶門面的住房，周聰也不會進入報社成為記者。

　　在他們中，還有周玥那樣嫁給老闆，成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〇後」。

　　是的，知識、學歷、機會、權力、個人對人生的設計都不同程度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時代的發展變遷，是國家的改革開放。

　　否則，便沒有什麼民辦或私立學校。周蓉回國後，就不可能做私立學校的教師，進而成為副校長，她退休後的境況如何也就很難說。

　　否則，就沒有所謂私企，就沒有什麼私企老闆。周玥回國後一旦進不了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或國企，就將長期面臨失業，嫁給一位私企老闆更是天方夜譚。

　　否則，電影電視劇的民間投資也將是紙上談兵，不可想像。單靠政府全額投資，任何一位省會城市的導演吃「主旋律」這碗飯都不會長久，蔡曉光更不可能多年以來如魚得水，甚至也算名利雙收。

　　如果蔡曉光自己的人生都相當落魄慘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沒工作的周蓉母女倆的拖累，他們一家三口的生活境況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曉光與周蓉之間的夫妻關係，斷不會像現在這般魚水同歡，卿卿我我。蔡曉光與周玥之間的養父女關係也肯定是相互嫌棄怨懟，甚至早「散夥」了。

　　如果沒有這個重要因素，也就不會有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房地產公司，周秉義負責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資只能是空話，他要為百姓做好事、實事的夙願也將是一廂情願的夢想。他必然會抱憾終生地退休，斷無什麼令官場和民間都刮目相看的政績可言。光字片與另外幾處危房區自然還是城市瘡疤似的存在，弟弟周秉昆一家仍將糟心無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讓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

　　如果周蓉和周秉昆兩家的生活都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作為哥哥的周秉義分到了好住房，肯定也會住得內心不安，也肯定沒有心思與妻子出境旅遊。三十兒晚上，他也不會有心情把周家親人們召集到自己家裡來。即使召集了，他們也來了，氣氛怎樣也只能另說。光明也肯定不會發來那樣的短信，即使發來也不會帶給他們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還會讓他們產生心理逆反。鄭娟一哭，更不是那麼容易哄好，家裡的氣氛肯定很壓抑。

　　歸根結底，大多數人的生活絕非個人之力所能改變，也並不是個人願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認，國家、社會、時代的因素尤顯重要。

　　世界上每個國家大多數人們的命運，概莫如此。

　　而在中國，時代的轉型顛覆了許多人習以為常的生活，給了他們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親人們就是這樣。

　　時代的轉型曾使周秉昆的人生陷於困厄，卻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

　　這些親人之中，周蓉、蔡曉光和周玥靠著各自的知識，還有抓住機遇、順勢而為的靈活性，不同程度地成為發展自己獲益於時代的轉型者。周秉義、郝冬梅二人靠著各自的知識，還有權力的影響，成為手捧金飯碗銀飯碗的國家廳局級、處級幹部，擁有了極大的話語權。周聰借助大伯的提攜，還有個人努力，也成為談吐不凡、衣著光鮮的報社記者。八個親人中，只有周秉昆、鄭娟兩口子直接感受到時代轉型的巨大壓力。鄭娟還另當別論，因為她只是在周秉昆入獄的那十二年裡走出家門工作過，並且由於曲老太太出面幫助，工作順利解決。她的主要身份還是家庭婦女，所感受到的時代轉型壓力，主要間接來自于周秉昆。

　　那麼，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時代轉型壓力的人吧。八個親人中，也只不過是二比六。

　　二比六是不可以按照數學法則，直接化簡為一比三的。兩個人分擔同等壓力是壓力的減法，六個人幫兩個人卻比三個人幫一個人要輕鬆許多。實際上，周玥也偷偷塞給過鄭娟幾次錢。她把自己法國勤工儉學掙的錢換成了人民幣，轉給了小舅和舅媽，免除他們「雙保」繳費的煩惱。

　　周秉昆並不多麼缺錢，往往急需用錢時，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總會接濟他一些。

　　甚至可以說，他是窮人堆裡的幸運兒，不像肖國慶和孫趕超兩家那樣，他們常常陷於孤苦無援的絕境。甚至還有更糟的，如果他們的親人中出息了一兩個人，背後卻有三五個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幫扶。

　　那種以少幫多接近於拯救的幫助，對於拯救者就是特別吃力的親情責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義那樣級別的官員，曾經當過軍工大廠黨委書記、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書記、省會城市的副市長，負責過軍工大廠的合資轉型；在擔任市委書記期間扶植過多家納稅大戶的民營企業，在省會城市轟轟烈烈地招商引資、負責大面積棚戶區拆遷和危房改造，並且不像周秉義那樣稍稍動用權力幫助親人便惴惴不安、自責不己的話，情況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來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二〇一三年大年三十兒晚上，在退休的正廳級副市長周秉義那寬敞的家裡，他與親人們的聚會，並不具有普遍意義。

　　A市許多巴望著拆遷的危房區人家，氣氛截然不同。

　　一個事實卻是，從前的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周志剛，從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經常夢想著率領建築隊的工友們在光字片為窮人蓋起一幢幢樓房。結果，幹了一輩子建築的他，直到離世也沒有住過樓房。他的長子年近六十時開始實現他的夢想，退休前終於超額實現了，除了抹掉他既熟悉又厭惡的光字片，還抹掉了情形與光字片差不多的幾處危房區。如果泉下有知，他肯定會特別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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